3月24日，李显龙在新加坡海事讲座上发表演讲并接受采访，期间他就国际形势和国际贸易发表了一系列看法。

本篇以此为引子展开。

李显龙与新加坡巡回大使陈庆珠对话。

李显龙是李光耀的长子，2004年至2024年间担任新加坡总理。

新加坡建国至今一共只有四位总理，李光耀做了25年，吴作栋做了13年，李显龙做了20年，以及刚刚继任不满一年的黄循财。

吴作栋执政的13年里李光耀一直以“国务资政”的名义发挥幕后影响力，期间儿子李显龙担任副总理，某种意义上讲还是“李家天下”。

自2004年出任新加坡总理以来，李显龙整体上表现出稳健、审慎的风格，强调“在保持政策连续性的前提下推动变革”。

不过随着李光耀2015年去世，“新加坡之父”的光环效应大不如前，人民行动党在历年选举中得票率也屡创新低。

2020年大选中，人民行动党虽以93个议会席位中的83席保住了绝对多数，但得票率大跌（从上届的70%下降至61%），反对党则取得有史以来最佳成绩。

李显龙卸任之前的2023年，人民行动党接连爆发舆论危机。

比如：外交部长维文和内政部长尚穆根向政府租住昂贵的洋房，被媒体称为“黑白洋房”事件；随后交通部长易华仁被指控收受贿赂，并因该事件请辞，成为自1986年以来新加坡首次有部长级官员因贪腐案辞职。

正当李显龙忙着为这两起涉不当利益事件“灭火”之际，又爆出54岁的新加坡国会议长陈川仁和党内另一位议员钟丽慧陷入婚外情，且两人的关系早在三年前已被李显龙等党内高层知悉……

这一连串的危机管理把李显龙搞得身心俱疲，再加上本来身体就不太好——之前发生过演讲时面色苍白、踉跄抽搐的情况，于是便趁势交棒“平民子弟”黄循财。

2025年11月新加坡将举办大选，好在过去几年经济状况非常好，吸纳了不少因中美摩擦而海外避风的企业和富人，否则人民行动党身上的压力还会更大。

卸任前夕，李显龙去年与夫人何晶一起访问印尼。何晶是李显龙第二任妻子，曾长期担任淡马锡控股首席执行长。淡马锡是政府设立的投资公司，掌控了包括新加坡电信、新加坡航空、星展银行、新加坡地铁、新加坡国际港务集团、新加坡电力、吉宝集团和莱佛士酒店等几乎所有最重要、营业额最大的企业。

1972年9月3日，李光耀与人民行动党巡游新加坡街头感谢选民。李光耀制定了所谓的“小国生存七项原则”，其中包括：小国必须要有“大朋友”，也就是跟大国做朋友；小国必须走向国际开拓腹地，与世界保持连接；邀大国来到本区域，如果只有单一强国主导，小国难有回旋空间，多极格局给中小型国家创造空间。

回到文章一开始的话题。

李显龙认为，新加坡是一个小而开放的经济体，它的发展强烈依赖于过去六十年的全球化进程，以及美国主导的国际秩序。

在经济全球化浪潮中，国际贸易蓬勃发展，全球海事业也随之增长，而新加坡则凭借优越的地理位置脱颖而出。

很多人将新加坡视为国际金融中心，其实早些年间它更多是一个国际航运中心和石油炼化中心。

正因如此，李显龙高度关注国际贸易的发展情况，他表示：

“地缘政治局势日益紧张，政策环境愈趋不稳定，国际贸易未必能再继续与全球生产总值（GDP）同步增长。

如果国际贸易占全球GDP的比重下滑，不仅将削弱多国经济增长，还可能引发更广泛的社会与政治问题，世界或面临二战后前所未有的新局面。

……

美国新政府不仅将关税视为首选经济工具，还将它作为非经济领域的谈判筹码，以保护整体国家利益，其他国家会做出相同的回应，这些战略性政策转变正在重塑全球贸易格局。”

风高浪急之际，大国来可以尝试“内循环”，而新加坡是一个连淡水都依赖马来西亚的小岛，它怎么能搞“内循环”呢？因此国际贸易和海事业是攸关其存亡的大事。

裕廊岛是位于新加坡西南外海的人工岛，也是其最大外岛，总面积近32平方公里。裕廊岛吸引了大量跨国能源和化工企业，包括荷兰皇家壳牌、美国埃克森美孚、美国雪佛龙、美国杜邦、德国巴斯夫、日本住友化学及日本三井化学等业内巨头，是世界第三大炼油中心和石油贸易枢纽。

新加坡港口码头与城市天际线。

李显龙称，美国无法接受被中国超越，中国则认为美国刻意阻碍他们发展，两国在根本认知上的分歧，背后牵涉主权、安全、贸易和科技等一连串难以妥协的问题，因此难以达成“大交易”。

根据他的预测，美国的关税政策势必引发其他国家征收报复性关税，包括中国和欧盟，尽管经济学者会建议政府冷静处理，不要反击，因为一还手也会伤到自己，但在政治上却必须得反应，以牙还牙。

李显龙指出，继续下去涉及到的不只是关税，还有出口和投资限制，未来将是整个体系的改变。

他以上世纪三十年代大萧条时期为例，当时各国纷纷建立关税壁垒，世界贸易随之暴跌，加剧了各国内部的政治压力与国家之间的紧张局势，最终引发二战。

事实上，贸易对很多国家来说是关乎存亡的，比如美国对日本实施的石油和橡胶禁运，就是促使日本发动太平洋战争的关键因素之一，东京希望从东南亚获取这些重要的原材料。

当有人提问：美国计划对中国造船厂制造的船征收额外费用，如果你是船主，还会从中国船厂买船吗？

李显龙称：我会观望，看实际情况如何发展，像新加坡这样的小国，我们能犯错的余地为零。

文章最后，谈谈新加坡与中国的关系。

1978年11月，小平同志访问了泰国、马来西亚与新加坡，此行最初的目的是希望动员这三个国家跟中国联手，对抗苏联与越南。

然而“无心插柳柳成荫”，当来到最后一站新加坡时，小平同志目睹了这座城邦国家正在发生的巨大变化——他上次到访新加坡还是1920年，作为赴法勤工俭学的一员在此逗留两天。

回国后，小平同志对“新加坡模式”赞不绝口，多次强调学习其经济发展经验和社会治理经验，并掀起了一股长达数十年的学习新加坡热潮。

不过在许多西方政客和学者看来，所谓“新加坡模式”其实就是市场经济与威权主义的结合，随着近些年与中国竞争态势加剧，他们在看待新加坡时也戴着类似看中国那样的有色眼镜，习惯于以居高临下的姿态去挑毛病。

说来有趣，这种东西方文化隔阂客观上拉近了新加坡跟中国的距离，根据美国皮尤研究中心所做的民意调查，新加坡是受调查的发达经济体中唯一一个对中国观感正面（64%）远多于负面（34%）的。

尽管李氏父子依据对中美实力的预判在国际事务中存在一定投机性，但高度同质化的种族还是让中新具有了某种特殊关系。

放眼未来，这种基于种族的特殊关系对新加坡来说是一笔很宝贵的财富，尤其在国际形势波谲云诡的当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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