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明叔
来源公众号：明叔杂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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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014年，我在华为工作的时候，中美关系远不像今天这么充满了对抗性，华为虽然一直被美国政府和一些媒体以“莫须有”的理由加以指控，但是，华为除了无法进入美国市场外，在全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的业务基本上仍在正常开展。我当时听到的一种说法是，“上帝的归上帝，凯撒的归凯撒”，意思是说，“政府做政府应该做的事情，华为作为一家企业，就是专注于服务好自己的客户就可以了。”2）从我的工作背景来说，我听到这样的话是非常不理理解的。一个人如果了解历史，如果了解国际关系，就会知道，政治和经济从来都不可能完全分得开。3）对于很多企业来说，他们对国际政治既不了解，也没有途径和渠道去影响国际政治，这个时候，他们会产生一种一厢情愿的单纯想法——“我不掺和国际政治，我希望国际政治也不要来掺和我。”在实践中，这些企业会尽可能避开一切跟国际政治有关的“敏感话题”，不想在任何涉及国际政治的问题上表态、发言，然后幻想，这样企业就可以“躲进小楼成一统”，该赚钱赚钱，该做什么做什么。4）企业有这种想法很正常。毕竟，研究和管控地缘政治风险是一项高度专业化的工作，这也脱离了绝大多数企业研发、市场和销售等“舒适区”，与绝大多数企业中的员工能力项（skill set）也不匹配。但是，对于企业来说，尤其是那些“大企业”来说，国际政治是你想躲就躲得过去的吗？地缘政治风险是你无视就会自动消失的吗？5）在特朗普于2017年上任之后，美国不仅自己禁止华为，美国的外交、情报和国安团队还在全世界到处煽风点火，要求其他国家也禁止华为，最先做出回应就是澳大利亚这个“五眼联盟”成员之一，该国于2018年就禁止华为和中兴参与该国5G网络建设。在美国的强大压力下，甚至是多年来已经跟华为建立了非常好合作伙伴关系的英国政府，最后也顶不住压力，在2020年夏天宣布，要花费巨资，在2027年前，全面停止在5G网络中使用华为的设备。此外，新西兰和加拿大事实上也禁止了华为。其他国家，包括德国等欧洲国家，也同样面临美国的压力。6）事后来看，美国政府在全世界造谣、污蔑华为，根本原因就在于，如果华为的5G网络设备遍布全球，这将极大地提高美国间谍机构监控各国网络信息的难度和成本。说白了，美国政府这个“小偷”，很喜欢诺基亚、爱立信和思科这些美西方企业，多年来，这些企业或明或暗都在配合美国政府监控全世界，但是，华为和中兴这两家中国企业可不会惯着美国政府。“小偷”发现，世界上越来越多的国家要给自己的电信网络装上更好的设备和“门锁”，“小偷”当然不干了，然后就到处污蔑华为和中兴。7）到这个时候，对于华为和中兴这两家中国的电信设备商来说，已经不存在什么“在商言商”的问题了，因为，美国政府根本不会给你“在商言商”的机会。到了2018年12月，美国特朗普政府唆使加拿大政府非法扣押华为孟晚舟，这已经是把普通的商业竞争直接带到了地缘政治斗争的核心地带了。也正是通过孟晚舟事件，以及美国政府过去六七年不断出台试图彻底绞杀华为的各种非法行动，华为看清楚了，在今天的国际地缘政治环境下，对于华为来说，根本不可能“在商言商”。任正非2015年1月22日在瑞士达沃斯论坛上曾对全世界说过一句话，华为作为一家中国公司，肯定是拥护中国共产党的，肯定是热爱祖国的，但是，华为不会去危害别的任何国家，在全世界都遵从法律。2021年9月25日，被加拿大非法扣押超过1000天的孟晚舟回到深圳，她在机场发表了讲话，最后一句话是，“有五星红旗的地方，就有信念的灯塔。如果信念有颜色，那一定是中国红。”从“上帝的归上帝，凯撒的归凯撒”，到任正非、孟晚舟的发言，华为对于“在商言商”的理解也是在不断深化的，华为作为一家处在国际地缘政治漩涡中的大企业，也是在不断反思、不断进化的。8）今天，我没有一上来就说李嘉诚，就说长江和记出售港口的事情，而是不厌其烦地用华为的例子来告诉大家，从古至今，从美国到中国，对于规模庞大、具有关键影响力的大企业来说，“在商言商”从来就是一句企业自我麻痹、自我欺骗的空话。任何一家企业，当然首先应该聚焦自己的产品和服务，踏踏实实把自己的豆腐磨好，但是，在今天复杂的地缘政治环境下，如果有哪一家企业还想着说，“地缘政治太复杂了，我不想掺和”，那他要么是幼稚到了家，要么是在自欺欺人。无论是TikTok，还是SHEIN，还是Temu，这些走向全世界的中国企业，不管怎么低调，不管怎么“掩藏”他们源自中国的事实，美国政府都不会放过他们。但是，不管是美国政府也好，还是其他什么阿猫阿狗政府也好，当他们要把“中国企业”这个标签当做原罪的时候，中国企业绝对不应该忍气吞声，而是应该主动站出来，进行抗辩。就像任正非在达沃斯论坛上说的那样，“我们的确是一家中国公司，但是，我们绝对不会因为自己是一家中国公司就去违反当地法律，就去损害别国的利益”。实际上，中国政府也从来没有要求任何一家中国企业做这样的事情。任何一家碰到国际地缘政治风险的企业，如果还想着掩藏、摆脱“中国企业”这个标签，来换得美国政府“高抬贵手”，放自己一马，这无疑是痴人说梦。9）把这个道理讲清楚了，我们再来看李嘉诚旗下的长江和记向美国财团出售港口是否妥当，答案是显而易见的——非常不妥！特朗普“二进宫”后，多次扬言要夺取巴拿马运河。他还签署行政命令，威胁要对中国制造的船舶停靠美国港口收取巨额费用。美国企业一旦控制了全球关键港口等基础设施，在极端情况下，美国政府完全可以下令这些美国企业拒绝中国船只停靠，或者对中国船只收取高昂的“勒索费”。李嘉诚不是小孩子，他一辈子在商场上摸爬滚打，积累了那么多的财富，他甚至还接受英国皇室封给他的“爵士”称号，他还看不清楚这点道理吗？恰恰是他看清楚了，他才决定，“我赶紧把这些资产出手，能拿到多少钱就拿多少钱，我不掺和了”。所谓的“不掺和”，就是既不想跟中国政府沟通此事，更不去想如何利用手中的资产来反抗美国政府的霸凌、霸道行为。说白了，这就是投降主义。10）我根本不想谈李嘉诚爱不爱国的问题。爱不爱国是一个人内在的心理状态，也会反映在一个人的真实言行中。李嘉诚爱不爱国，难道还用讨论吗？答案难道不是显而易见的吗？李嘉诚不是一个爱国企业家，这难道不是一个多年前就已经有明确定论的事情了吗？但是，我想说的是，我们不要用爱不爱国去跟李嘉诚沟通，这么沟通，他不会服气，很多其他人也不会服气，他们会认为这是一种道德绑架，甚至会认为这是一种民粹主义。毕竟，爱不爱国很难从法律上进行界定，一个企业家即便是不爱国，也不是一种法律意义上应该惩处的“罪行”。我们跟李嘉诚这样的企业家沟通的最好方式就是“按规则办事”，也就是依法治国。长江和记作为一家总部设在中国香港的企业，向美国财团出售其全球港口资产，此行为是否涉嫌违反中国的反垄断法？是否涉及危害中国的国家安全？对于这两个问题，我们现在不做答案，毕竟需要调查之后才能确定。但是，一旦调查清楚了，长江和记作为一家企业，如果存在违法、违规的行为，那它就应该依法受到惩处、依法付出代价。长江和记也好，其他任何企业也好，都没有凌驾于法律法规之上的特权，这是依法治国的应有之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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