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7月，美国国会国家安全委员会举办了一系列听证会，旨在向美国议员介绍“穆斯林兄弟会的全球威胁”。这些听证会的目的是确定该伊斯兰运动对美国利益带来的危险。

这次听证会旨在讨论将穆斯林兄弟会列为为恐怖组织的可能性，将该组织称为“一个激进的伊斯兰组织，已经在七十个国家建立了一个相关运动网络。”

虽然美国一直将其他伊斯兰运动，如巴勒斯坦组织哈马斯，作为恐怖主义组织多年，但没有对埃及穆斯林兄弟会采取任何措施，而它是近一个世纪以来，政治伊斯兰教的源头运动。 

自2013年7月军方推翻穆尔西执政以来，埃及穆斯林兄弟会变得相当孤立。不过埃及穆斯林兄弟会在历史上也有一个强大的国际关系。美国从未与穆兄会发生直接冲突，尽管当时它意识到该组织创始人哈桑·班纳的意识形态中所包含的强烈的反西方立场。

相反，美国当时把穆兄会视为可能有助于促进美国在阿拉伯世界人口最多的国家——埃及的利益时，美国一直希望和穆兄会培养一种密切的、甚至是工具性的关系。美国国务院的解密档案揭示了，美国与主要伊斯兰运动之间的相互作用，揭示了美国人对与穆斯林兄弟会交往的犹豫和兴趣。

尽管穆斯林兄弟会诞生于1928年，但直到1944年，美国驻开罗大使馆才开始对该组织进行初步调查。因此，早年的穆斯林兄弟会似乎没有引起美国在埃及的外交代表的注意。

直到20世纪40年代，美国与埃及的关系主要是出于保护美国经济利益的需要，但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战略考虑和在20世纪50年代对共产主义的恐惧改变了美国对埃及的关注。

在此期间，兄弟会成员向美国大使馆发出了不少于320封信件，主要是为了抗议美国支持犹太复国主义的巴勒斯坦解决方案，同时也反对法国向阿尔及利亚某些穆斯林发放公民身份。

直到20世纪50年代初，美国官员继续将穆斯林兄弟会视为一种暴力运动，宣称他们的意识形态教导信徒“憎恨所有非穆斯林”，并倡导实施“古兰经法”。在自由军官政变后，美国官员担心埃及与苏联的和解，这促使美国官员重新考虑穆斯林兄弟会的定位。临时代办弗兰克·加夫尼和穆斯林兄弟会的总指导哈桑·胡岱比之间的会议在美国驻开罗大使馆定期举行。

美国外交档案从未授予政府与穆斯林兄弟会打交道的中心位置。该运动当然似乎是埃及重要的宗教和政治运动，但其重要性低于军队、君主制、执政党和共产党。然而，到20世纪50年代中期，它作为最后一个可以反对纳赛尔的角色，成为美国表现出对它的兴趣的唯一原因。

即使是20世纪50年代后期的关键兄弟会人物赛义德·库特布，也仅在外交电文中被提到了几次，而他在1966年的处决只是在大使馆的调度中被简要提及。对美国来说更重要的是，在他的政权与苏联的关系代表美国政策关注的主要来源时，该运动能够对纳赛尔的决定施加压力。

虽然外交报告没有提到针对穆斯林兄弟会的任何特定政策，作为反对纳赛尔的可能伙伴，档案强调了每一个案例，其中穆兄会表现出对政权的反对。虽然从未明确表明该运动可以作为一个盟友，但穆兄会的反对政府的话语和示威活动得到系统报道的事实提供了一些明确的证据，表明美国外交官确实关注双方之间的对立。 

20世纪60年代是穆兄会问题完全从美国驻开罗大使馆议程中消失的十年。这在很大程度上可以通过当时运动所面临的镇压来解释。阻止纳赛尔不断增长的影响当然是美国的主要优先事项。然而，在对所有政治反对派的镇压气氛中，进入穆兄会的机会变得更加困难。

1970年纳赛尔去世后，随着与政权重新接触的前景变得更具吸引力，美国官员失去了对穆兄会的兴趣，崛起的萨达特成为可能的盟友而更容易接受美国在该地区的影响力。

如果要相信埃及的外交电报，1978－1979年的伊朗革命具有强烈的伊斯兰特征，但这并没有引起人们的关注，即一波伊斯兰教的起义可能席卷整个穆斯林世界。即使在1981年萨达特被暗杀之后，官员也看不到伊朗事件与埃及事态发展之间的关系。

在更广泛的伊斯兰反对派运动浪潮中，从未提及负责暗杀萨达特的团体的意识形态构成。根据这些外交说法，直到20世纪80年代后期，穆斯林兄弟会仍然是埃及政府的国内问题，并且不被视为全球伊斯兰复兴的一部分，这种复兴是许多穆斯林社会中政治格局的特征。

在此期间，伊斯兰教完全没有将穆兄会作为一种意识形态。此外，该术语从未出现在美国外交报告或文件中，也未出现在官方政策声明中。近东事务局局长表示，当时国务院内的许多人甚至将萨达特的暗杀解释为一项旨在帮助宗教融合者的共产主义倡议。例如，萨达特的凶手从未被当时在埃及的美国外交官确定为穆斯林兄弟会的成员。

情况在20世纪90年代初发生了变化。苏联留下的权力真空地带助长了战略转变。一些美国外交官和军事人员开始看到穆斯林兄弟会等组织，例如1991年12月赢得选举的阿尔及利亚伊斯兰拯救阵线（FIS），它作为跨国伊斯兰主义意识形态的监护人，可能损害全球的美国利益。

大使爱德华·杰雷吉安（曾在叙利亚和以色列服役）明确表达了这种恐惧。他在 1992年6月4日的讲话，其中首次将“宗教或政治极端主义”视为全球威胁。从那时起，伊斯兰主义（该术语尚未被使用）被认为是美国的威胁，并成为美国政府的主要关注点。

现在美国政府认为它代表着一种必须被驯服的危险。因此，20世纪90年代，美国与穆兄会重新接触了十年，穆巴拉克政权保持沉默，放任其美国盟友在国内一级接触其宗教反对派。

跨国圣战恐怖主义的出现使90年代后半期美国和穆兄会的接触停滞不前。“九·一一”袭击事件使美国再次质疑穆斯林兄弟会是否代表了潜在的温和力量，还是恰恰相反，是促进基地组织等运动进展的力量。这引发了华盛顿特区和其他地方有影响力的圈子内关于穆兄会的危险的激烈争论。

从那时起，穆斯林兄弟会的意识形态被广泛辩论：“伊斯兰主义”一词现在的范围更广。“中间派”的智库近年来推进了以伊斯兰主义意识形态的激进本质为中心的叙事，认为这种意识形态允许具有民主开放的前景，其中不同的政治团体能够表达自己的意见。

而其他机构，如兰德公司和国防研究所，则表现为对穆斯林兄弟会的不信任程度较高。例如，谢丽尔·贝纳德的报告称，穆斯林占多数的社会中的民主化问题与世俗化问题有关，因此声称拥有宗教身份的行为者不能被视为特殊伙伴。毫不奇怪，根据这种观点，穆斯林国家缺乏民主化的因素通常与宗教有关。

从根本上说，这项研究绘制了世界上穆斯林的类型，将它们分为“世俗主义者”、“传统主义者”、“现代主义者”和“原教旨主义者”。在“原教旨主义”类别中，穆兄会被认为是较少与民主相容，而且比基地组织更加接近圣战组织和恐怖组织，而不是温和的因素。

掌权的穆斯林兄弟会

2011年埃及革命的早期成功为穆兄会带来了实现政治权力的第一个真正契机。2012年，穆罕默德·穆尔西当选总统时，美国有可能首次与有伊斯兰主义意识形态的埃及国家首脑进行对话。

表面上，双方之间的关系模式可以被认为是谨慎的实用主义。尽管穆尔西政府并未完全掌控埃及政府，但奥巴马政府（主要是通过其驻埃及大使安妮·帕特森）试图让穆兄会领导人意识到他们的义务。

穆兄会反西方和反以色列的意识形态，在多年被反对和镇压的过程中确保了他们广泛的民众支持，现在这种意识形态预计将被突然上台后的现实政治考虑所取代。

2011年6月，希拉里·克林顿在访问布达佩斯期间宣布：我们认为，鉴于埃及不断变化的政治局势，美国将与打算竞争议会和总统职位以及和平致力于非暴力的各方势力进行接触。因此，我们欢迎与那些希望与我们交谈的穆兄会成员进行对话。

美国人对穆兄会看法的模糊性体现在对穆兄会行为的正反评价上。例如，穆尔西总统在2012年加沙冲突期间起到的调解作用被美国外交官认为是实用主义和合作的标志，但是他的一些政治宗教言论仍然令美国官员担心。

帕特森大使的陈述说明了这种二元论。2011年，她表示自己“对穆斯林兄弟会不够亲近”，但后来承认他们对经济自由的承诺，同时仍然强调对“穆兄会对妇女权利的自由主义立场的担忧”。

穆尔西在加沙冲突期间的作用以及他领导的政府遵守1979年与以色列的和平条约，是说明这种双重立场的另一个例子。这些行动得到了美国的赞同。另一方面，穆兄会关于宗教在埃及社会中的地位的观点仍然引起美国人的怀疑。 

特朗普总统似乎在阿拉伯世界采取了一种毫不掩饰的现实主义原则（使美国的利益成为美国外交政策的唯一常量），他的政府对穆兄会的意识形态和作用的理解是什么？

当后者面临历史上最严重的危机时，美国总统及其政府并未将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视为全球性威胁，并没有给出关于伊斯兰运动的官方论调。尽管如此，针对他们的明显敌意让人猜测美国可能会改变在奥巴马时期对穆兄会的立场，奥巴马曾试图通过押注穆兄会转向政治现实主义。

美国霸权与海湾地区逊尼派君主制国家（不包括卡塔尔）之间的强化联盟今天已经开始削弱穆兄会在该地区的影响力，埃及的塞西总统在这方面也出了力。这促使特朗普的一些亲密顾问更积极推动将穆斯林兄弟会指定为“恐怖组织”。

目前，在这个方向上的任何决定似乎都没有得到认真考虑，未来还存在多种可能性：可能对穆斯林兄弟会采取更激进的立场，也可能保持观望态度。这或许再次见证美国根据盟友实力改变态度的立场，穆兄会在一个日益封闭的埃及政治游戏中生存下来，有一天可能会再次成为一股强大的力量。

主笔 \ 凯里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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