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裂社会、引发恐慌，自媒体制造的政治谣言令人心惊。

自媒体的兴盛，使民众在政治表达上获得了前所未有的便利；然而，随之而来的是始终挥之不去的网络政治谣言。清醒的人还只是一遍遍地被相同的“套路”污染视听；而有的人是如同“装睡”一般，一再造谣传谣，深陷其中不可自拔。

是到了该改变的时候了。

文 | 王煜

本文转载自微信公众号“新民周刊”（ID：xinminzhoukan），原文首发于2018年10月21日，原标题为《起底“自媒体政治谣言”：如何叫醒装睡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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谣言总是“似曾相识”？

2018年9月21日，拥有近220万粉丝的大V杜某一大清早就发布了一条微博：“最新联合国公布的全球国民素质道德水平调查及排名，中国连续几十年排名世界第160位以后或者倒数第二，而日本国民素质连续30多年排名世界第一。中国与日本国民之间的素质差距约为50-80年，其中中国小学教育与日本的差距是50年，中等教育差距70年，高等教育差距90年。” 他虽然在微博的最后加了个括号写了个“转”字，但并未写明来源。配图内容是：前一天，安倍晋三第三次当选日本执政党总裁。

讽刺的是，杜某还在微博最开始加了句“我先声明一下，可能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造假？你忍心一下看完。”结果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官方微博当天就出来“强力打脸”，声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没有做此类排名，联合国应该也不会做。”这条微博被多名网友举报，微博管理方最后对其做了“不实”的标记，对博主禁言15天，但这条假消息并未被删，仍然挂在那里，甚是刺眼。而作者在被处理前还接着转发了好几条贬低中国的评论。

许多网友表示：“怎么总觉得这消息这么眼熟？” 实际上，他们的感觉没错。在这条微博发布的十几天前，这些刻意抹黑中国的谣言就出现在名为《换一个角度看日本，你不知道它的家底有多厚》的网文中，被各类自媒体大量转载。当时《北京日报》记者就采访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驻华代表处做了辟谣。然而，能考证到的是，这条谣言最早于2006年就出现在网上了，十几年间，它不断跳出来，有时会换个标题，但那些毫无根据的文字却从未变化过。联合国的工作人员对此的辟谣也不只一次，但仍然挡不住它年年“吹又生”，尤其是近年来自媒体的飞速发展，使得它的负面影响不断加强。

每当国内某地举办重大的会议、展览、赛事，类似的政治造谣方式就会出现。2016年9月G20杭州峰会举办之前一个多月，名为《杭州，为你羞耻》的网文通过自媒体在网络广为传播。文章开头说：“今年没有去过美丽的杭州，但常常听到杭州的新闻”。然后就是一系列“听说”：“听说每个参加保卫的警察会补贴十万元”“听到的每个工程的花费金额都是天文数字”“据说一共预算1600亿元”“听说为了赶进度，好多项目完全抛弃了招投标的法律程序”……作者最后质问“杭州，你为什么就不能以素颜，以平常心，坦坦荡荡地迎接世界？”

事实证明，不坦荡的恰是这位自媒体作者本身。浙江日报辟谣称：以预算总额为例，整个杭州市2016年一般公共预算支出才1230亿元，一个峰会筹备费用怎么可能超过全市全年预算？后来，浙江警方将造谣者抓获，发现他是台州椒江区的一名时年46岁的公职人员郭某某，文章发在QQ空间后他“发现影响力太大，心里害怕就删除了”，但恶劣影响已经广为传播，他也付出了被依法行政拘留10天的代价。

中国办个活动总要“好大喜功”“毫不心疼地花上纳税人成百上千亿元”这种谣言，在北京奥运会时出现过，在上海世博会时也出现过，只是那时的谣言源头多是一些外国机构媒体。而现在，还是同样的话题，一个人只要随意在自媒体上“想象”一番，就能迅速制造影响力甚大的政治谣言。

复旦大学新闻学院副教授周海晏表示：正如以上实例所示，自媒体营造政治谣言，往往都集中在一些固定的话题领域，形成了稳定的叙事框架。“而且，在中国特有的环境下，许多网络谣言都有‘泛政治化’的倾向，大量以社会热点话题为名的谣言其实也是政治谣言的幌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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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谣传谣“三十六计”

除了对固有框架里的议题“换个马甲”就完成“旧谣新传”，自媒体在制造和传播政治谣言时，还有一些常用套路。

华东师范大学政治学系副教授于晶告诉记者，某些自媒体在炮制政治谣言时，会“颇具苦心”地放入大量数据、论据，援引权威机构或者名人言论等；为了切合网友“有图有真相”的期待，还不忘加上图片和音频视频。“这样的信息貌似很正规，实则经不起推敲。如果仔细探寻，就会发现这些素材、观点都找不到真实的出处。”

前述“中国国民素质排名位居世界倒数”的谣言，就列了一堆中日差距的“数据”，还要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搬来做信源。再比如每当中国举办与外国交流的论坛或者中外领导人互访时，成串中国对外援助的“详实数据”在某些自媒体人员手中简直就是信手拈来：“中国援助欧盟1000亿美元、东盟100亿美元、菲律宾120亿美元、文莱40亿美元……” 而且这些数据从2012年就开始被翻用，每次被引用都称“去年中国又援助了某某国多少亿”，信源号称是“财政部”“外交部发言人”，有一则自媒体消息甚至还言之凿凿地称：时任中国国务院总理与文莱“总统”会面时“宣布无偿援助文莱40亿美元”。这类消息最后总要加上一句：“耶鲁大学陈志武教授一针见血地指出：‘中国的钱美国可以用，非洲可以，朝鲜可以……唯独老百姓不能用！”

此类数据如果真的由官方发布，在网上就不难找到出处。事实是，上述国家部门官网、各正规新闻媒体上根本找不到这些数据；相反地，能找到的是国新办曾发布的《中国的对外援助》白皮书，其中2011年的白皮书称：截至2009年底，中国累计对外提供援助金额达2562.9亿元人民币，其中无偿援助1062亿元，无息贷款765.4亿元，优惠贷款735.5亿元。自媒体所称“援助欧盟”一项就远远超出了这个数字，而且还是每年一次，这有可能吗？再者，只要搜索一下就知道，文莱根本就没有“总统”这一职位，那么这个看似权威的场景就瞬间坍塌。至于陈志武教授，屡次无端成为“发言人”，只有“躺枪”能形容他的处境。

北京大学新媒体研究院院长谢新洲曾撰文指出：网络政治谣言还常采用“渠道回流”“出口转内销”的包装手法。比如，一些在国内没有得到认可的谣言，经过包装，以海外媒体报道形式回流到国内，以“被揭露”“被证实”“被肯定”“被丰富” 等新面孔重新回到国内的传播渠道上，以增强其可信度和传播效果。

受众的内心“软”在何处，谣言就说什么。谣言制造者非常清楚哪些是受众心中的敏感点，在自媒体信息的标题、正文中运用大量情绪化的词句，刻意营造冲突性，有的甚至贴上暴力血腥图片和音视频，让受众觉得“事态严重，为了自己和他人，必须相信、必须转发”。2015年天津港“8·12”特别重大火灾爆炸事故发生后，一些网络谣言就是如此，肆意渲染“天津大爆炸死亡人数至少1000人”“方圆一公里无活口”“天津已混乱无序、商场被抢”“天津市主要领导调整”等，在自媒体上传播，制造恐慌情绪，扰乱社会秩序。

正规媒体对事实的报道需要经历核实、统计等一系列程序，尤其是涉及政治领域时，许多核心信息是掌握在政府权威部门手中的，而这些部门通常较为谨慎，使得向受众发布事实的速度较慢；有的部门甚至出于种种原因完全保持静默。而某些自媒体的造谣传谣只要凭想象敲出几行字发送出去即可，几乎没有什么时间成本，于是造谣自媒体往往“第一时间”发出谣言，抢占影响舆论的先机，让事实报道反而处于被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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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夸大和异化的自媒体

“新瓶旧酒”“装腔作势”“煽情蛊惑”“捷足先登”……自媒体制造政治谣言的伎俩虽然花样繁多，但并非无法看穿；同时，另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是：为什么有人要如此造谣，又有人愿意相信并一起传谣？

在周海晏看来，自媒体的网络传播有着政治领域的“电子动员”作用。自媒体是一种使用成本很低的政治表达和动员工具，能够直接地联系民众和执政者，这在世界各国都是如此。“各种自媒体平台的电子动员作用一旦被夸大到可以无视或曲解基本信息事实的话，为了达到某种目的，可以随意践踏社会公认的伦理道德和法律底线，就出现了异化。”

周海晏曾对2014年的广东茂名PX事件中的网络谣言进行个案研究，她发现，百度百科PX词条的“争夺战”正是这种异化的表现。2014年3月30日，也就是茂名PX项目事件发生的当天凌晨，有人将百度词条中的PX毒性由“低毒”改为“剧毒”。清华大学化工系学生发现后，以自己的专业知识担保PX绝对称不上剧毒，于是将其改回“低毒”。之后，以清华为代表的一些高校化工专业的学生与一些网民对此词条反复修改，6天内该词条被修改36次，直到4月5日百度百科直接将词条锁定在“低毒化合物”的描述上。

在论战中，部分网友认为清华等高校学生“被收编了”，并且直接点出“这件事关键不是有毒没毒，是民众根本对有关部门一点不信”“说白了还是公信力的问题 ”。

周海晏说，“PX是否是高毒性物质”本身是一个科学话题或者环保话题，但部分网民在讨论时却为其注入政治属性，使其成为由头或幌子。由此，维权观念超过了环保观念，成为了动员的主旨。后来茂名PX的谣言更在自媒体上强烈异化为“中断上网封锁消息”等，影响恶劣。

谢新洲也在文章中对这种异化进行了分析。他提出，在意见形成过程中，网络政治谣言的制造者和传播者并不在意解决具体问题，而是为了分化社会，造成网络空间内“杀声一片”，进而利用舆论冲突和社会分化以要挟，达成自己的政治诉求。

于晶也认为，许多网友在自媒体制造或者传播政治谣言时，是为了宣泄心中不满意。在这种情境下，他们会认为“信息内容真假不重要”，重要的是“通过这些信息传达了什么观点和态度”，这就掉入了陷阱。甚至有的网民，只是为了“好玩”“被广泛传播觉得有面子”，就上网编造涉及政治的谣言，却不知其行为造成的危害和已经违法的性质。

如果说很多网民用自媒体造谣传谣是一种不当的意见表达的话，那么还有一些怀有其他目的的群体，就更加值得警惕。

某些自媒体账号造谣传谣是为给自身带来流量，而流量数据好看之后就可以成为他们向广告主开价的砝码，最终是为了金钱利益。他们并不在乎谣言的种类与造成的后果，甚至更“偏爱”政治谣言，因为引流效果更佳，带来的利润更高；而当利润足够高，他们“就敢犯任何罪行”。

不容忽视的是，还有某些个人或机构受到反华组织收买，为其卖命，刻意在自媒体平台上抹黑中国，企图对中国进行意识形态渗透。对这样的自媒体，更要严查严打到底。

常驻法国超过二十年的文汇报高级记者、研究员郑若麟在其新书《自由的幻觉——开放中抵御精神殖民》中一针见血地指出，“近年来国内经常出现这种现象，即我国无论发生什么事，无论这件事是属于社会、政治、经济、环保、人口、贸易、旅游等任何领域，总有一股势力不遗余力地将问题指向中国的‘体制’。而当一切都与‘体制’联系起来时，‘民主原罪’已经被植入我们的脑中。……这种西方蓄意植入我们脑海里的‘民主原罪’经过岁月积累，已经深入我们的‘集体潜意识’里，成为我们的某种‘标准思维’。”

所谓的民主原罪，是指在西方一手遮天地控制着主流话语权的当今世界，“民主”早已不是学术之争，而是道德之战，甚至是一种道德审判；“民主” 被简化为“选举”，等同于选举。如果没有西方式的选举，或选出来的不是西方支持的候选人，那就是“非民主”。而“非民主”就是错的、有罪的，是一切问题的根源。

造谣的自媒体就是利用了人们这种“民主原罪”心理，让造谣传谣越演越烈，让很多普通人自动担当了传谣者。

这是多么荒谬的情景啊！

延伸阅读一：

朋友圈经常会有人转发一些文章，主要是探讨在国外生活如何如何。

作为一个曾经在国外长期学习和工作的人，我不得不说，许多探讨国外生活的文章非常不客观。

这类文章的出发点并不是让人们了解一些真相，恰恰相反，其目的是人为制造错觉，然后不失时机地自我营销。

文 | 徐实   瞭望智库特约国际观察员

本文为瞭望智库原创文章，如需转载请在文前注明来源“瞭望智库（ID：zhczyj）”及作者信息，否则将追究法律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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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微信上有一篇名为《王石日本看病实录，发人深思!》的文章，就很有典型性。

文章讲的是2008年王石跑到日本做心脏手术的事，通篇描述日本的医疗服务是如何的无微不至——

“护理员到病房量血压测体温给药，一律是跪式服务，让你觉得比儿子女儿还贴心。”

“日本医院的餐食之精致，绝对可以和国内任何一家高等餐厅媲美。花样之多，营养之细致，让你惊讶。”

当然，说完了日本医院的这些所谓“优势”之后，文中也并未忘记抱怨一番中国的医院：

“我住过安贞医院，也住过阜外医院，这两个医院的门诊，人群完全可比王府井大街，不，比王府井大街还要拥挤若干倍。而在神原医院，你见不到那么多人，门诊或者住院的楼层都安静极了，据说所有的病人都是经过预约来的。”

且不提王石2008年的日本求医经历，为何2018年又被拿出来重发，首先我们先明确——日本医院服务可能更为周到，但并不是每家医院都给予像王石一样享受的跪式服务，毕竟他去的是高档医院。

并且就医疗费用而言，根据日本学者Kazumasa Sugimoto等在2009年所做的研究，日本医保体系内，装一个心脏支架平均大约需要100万日元左右，住院费用和术后护理费用为70万日元左右，加起来约合人民币10多万，外国人在日本医疗旅游，不享受日本医保，所以费用还要远高于这个水平。而在国内，装一个心脏支架大概需要3—5万元人民币，还有医保报销掉一部分费用。

如此说来，这样的对比就很有问题了。收入水平高的人，去日本的高档医院花钱治病，也算是正常。可是，简单拿日本的高档医院去跟国内三甲医院相比，对具体的医疗费用也含糊其辞，这就很片面了。

目前，中国的健康卫生体系确有一些需要不断改进的地方，但就三甲医院的性能价格比，放在世界范围内都是很高的，这已经成为医学界的共识。许多不算复杂的外科手术，中美同级别医院之间的收费差距可达二三十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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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媒体上常见的“鸡汤文”，不仅仅局限于批评中国医疗制度，还热衷于批判中国教育制度。

这类“鸡汤文”有时候会给主人公换换名字，但内容却如出一辙：

中国搞的都是死记硬背的“填鸭教育”，“我”的孩子就读于重点中学，压力山大，既劳累又不快乐。可是，“我”在美国的朋友就幸福多了，她的孩子自幼就接受最好的教育，学生时代轻松愉快，但学业有成，多才多艺。对比孩子的不同命运，“我”的肠子都悔青了。

（图源：视觉中国）

在笔者看来，这类文章荒诞不经——真正的美国教育完全不是这个样子。

“学生时代轻松愉快”与“学业有成多才多艺”几乎不可兼得。“轻松愉快”是美国大量公立学校的特点，下午两三点就放学，学生也确实“自由”了。平时一般就是老师随便教，学生随意学，只要学生别卷入帮派暴力，就没有太大的问题。

但这样“轻松愉快”的公立学校恰恰是美国中产以上家庭唯恐避之不及的。为了防止孩子被耽误，许多有远见的美国家长，不遗余力地将孩子送入对学业要求更为严格、并不那么“轻松愉快”的学校。

然而这并不容易，要想避免孩子陷入不学无术的火坑，恐怕也只有两个办法：

一是买个特别好的学区房，让孩子就读学区内高标准严要求的公立学校；

二是把孩子送到与家长价值观相符的私立学校。

但上述两个办法其实等同于一个办法——多挣钱。好的学区房和私立学校的学费同样昂贵，家里没钱是万万不能的。

假如把河北衡水中学、吉林省实验中学这样的重点中学搬到美国来运营，绝对受到大量美国家庭的疯狂追捧。

想想看，不用支付高额学费或变相学费（学区房成本），凭个人学力直接考入就行，选拔过程绝对公平，而且升入全国名牌大学的概率很高（2014年衡水中学有104人考入清华大学和北京大学）——对大多数美国家庭而言，这样的学校简直就是神话一般的存在。

至于美国那些需要支付高昂成本的好学校，确实能保证很多学生“学业有成，多才多艺”，但是求学过程绝对算不上“轻松愉快”。

与中国的重点中学一样，美国的好学校同样存在同龄人之间激烈的竞争。而且因为美国的大学采取申请入学的制度，考察的指标还不止学习成绩，所以好学校里比较有上进心的美国学生，高中时代往往处于“军备竞赛”当中——不仅各科成绩要保持良好，而且要尽可能学习AP课程（内容相当于大学课程）、形成对同龄人的优势，此外还要积极参与一些学校活动，甚至校外的实习工作等等。

从这个意义上说，能够申请到美国顶尖名校的美国学生，成长阶段所经受的竞争压力不见得比中国学生少到哪里去。近几年，科技企业云集的旧金山湾区发生了好几起高中生自杀事件，都是当事人感到学业压力过大所致。

仔细想想，美国学生不可能天生就比中国学生聪明，凭什么在“轻松愉快”中就能获取比中国学生更多的知识和技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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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一类文章，特别喜欢把外国货吹得天花乱坠。例如：

*“日本制造”充满“匠人精神”；

*“德国制造”代表“严谨细致”；

*“美国制造”浑身上下都是“黑科技”；

……

总之，只有“中国制造”最拿不上台面。

但中国一日千里的进步速度，实在等不起某些思想僵化的人。

“日本制造”其实早已走下神坛，就在最近不到两年的时间里，神户制钢所、三菱综合材料株式会社、本田汽车、铃木汽车、西铁城手表等知名日本企业纷纷曝出对产品数据造假的丑闻。日企高管频繁出来鞠躬道歉，一次不够就两次，看得大家都视觉疲劳了。

“德国制造”确实有些值得学习的地方，但主要是现有的技术储备。客观地说，由于作为二战战败国而受到一些限制，德国的工业门类并没有中国齐全。

例如，德国不具备生产高性能航空发动机的能力。F125级护卫舰第一艘“巴登·符腾堡”号战舰在最后验收时，由于性能问题遭到德国军方退货，说明“德国制造”并非无懈可击。

而且，“中国制造”不见得比不上“德国制造”——海尔集团的家电在德国的销量就很好，德国老百姓的心里也是有杆秤的。

再来说说“美国制造”，“美国制造”和“中国制造”的差别，近年来正变得越来越小。

美国企业现在非常忌惮中国企业，因为中国企业的进步太快了——美国企业好不容易搞出点东西来，可是过不了几天中国企业就能做出性能差不多的产品来，某些方面说不定还有些优势。

美国著名科技企业高通近几年为什么总在裁员？就是因为华为等中国企业已经开发出比它更先进的技术体系，现在5G标准都已呼之欲出，完全可以规避高通的3G专利。美国企业在中国广收授权费、坐地数钱的好日子到头了。

所以说，今日的“中国制造”，早已将“温州假货销全国”的那个时代甩在了身后。且不说中国的传音手机席卷非洲大陆、小蚁行车纪录仪热销全美，就说中车集团的地铁输入美国、振华港机几乎垄断西方各大港口的装卸设备……哪个事实拿出来不是掷地有声？

营销段子手们把外国货吹上天，把“中国制造”说得一钱不值，良心何在？就连外国买家也不认帐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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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网上大量流传的“鸡汤文”为什么要鼓吹一些违背基本事实和逻辑的观点呢？

显然另有目的！

先来说《王石日本看病实录,发人深思!》这篇文章，不妨留意一下相关公众号的指向——“海外投资政策”，以及内嵌广告“海外投资项目——100万人民币也能买英国学区房”。

这明显就是一种营销套路——赞扬国外有多好，不切实际地跟中国对比一下，然后适时地推出海外产品和服务。

而不合逻辑地批判中国教育、赞扬美国教育的文章大多也是留学中介的营销套路。

还有渲染“中国制造最拿不上台面”的文章，依然脱不开营销的套路——要想追求“高大上”的海外产品，速速联系海外代购。

海外代购、留学中介、医疗旅游、房产购置……不一而足。

这类营销路数，一般都是先人为制造恐慌，然后利用恐慌让人误以为“非这样不可”。

说得直白一些，许多缺德商家就是靠宣扬“恨国主义”来挣钱的——

越是把自己的国家说得一钱不值，就会有越多不明就里的人走入营销圈套。

当然，这种渲染也真的会打动一些人——从实际情况来看，最崇拜外国的人，往往是没有在外国生活过，又不去深入思考的人。

前不久，就有轻信这类文章的朋友询问如何才能移民美国，库叔直接怼了回去：“美国可能并不适合你，你在国内券商的资历，对于美国金融企业来说可能是无意义的。你的收入并非完全来源于自己的能力，更有中国发展带给你的历史机遇。与其想入非非，不如珍惜眼前的机会。”

真心奉劝各位，不要被“鸡汤文”带来的廉价感动所欺骗。

真知灼见，来源于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之后的深刻思考。

延伸阅读二：

我加入了一个知识分子聊天群，却被他们嘴里的“转基因”和“袁隆平”吓到了！

受好友邀请，我加入了一个以人文社会学科知识分子为主体的微信群。作为一个理工科专家，我对人文社会学科一直抱有浓厚兴趣，也从一些群友的讨论中受益颇多。不过群里最近却出现了一些让人哭笑不得的话题：某些知识分子摆出一副“心忧天下”的姿态，认为自己处于前所未有的“生存危机”之中。所谓“危机”到底是个啥，且听我下面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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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是有位211高校的管理学教授，转发一个由来已久的谣言，说转基因作物让山西境内的老鼠都灭绝了。

这个谣言的最初版本说“先玉335”这个品种的转基因玉米导致山西的老鼠濒临灭绝。这位教授由此一口咬定“转基因农作物是西方生物武器、将导致亡国灭种”。怎么说呢？一看就是没种过地的人啊。

一般来说，因鼠害而损失的粮食，相当于总产量的5%。甭说一个省了，你要是能够让一个县的老鼠灭绝，当地粮食产量立刻提高5%。从天而降这么大的政绩，分管农业的副县长还不得乐开了花？

当然，现实中也没这种好事，山西省农业厅早就公开辟谣，声明“先玉335”玉米品种是通过国家品种鉴定的杂交品种，不是转基因品种。而且，乡、村干部和农民普遍认为老鼠变少是由于猫的饲养量增加，产生生物抑制作用，以及农村基础设施和村民住房由砖瓦结构改善为水泥结构，老鼠不易打洞做窝而造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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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刚在群里辟过谣，马上冒出一位某市委党校的教授，痛陈中国食品安全已经黑暗到了极点、已经没有什么食物可以放心吃了。

此公的论据是一篇号称“袁隆平院士写的泣血文章”，我打开网页链接一看，立刻判断为伪作——袁隆平院士很忙，没功夫去写这种无聊文章；而且文中的知识性错误比比皆是，袁院士绝不可能犯这么低级的错误。

例如，这篇假托袁隆平院士所作的文章声称，国内现在养鸡都是靠激素，所以养出的鸡只要30天就可以宰杀。其实，肉鸡生长周期缩短是品种选育和工业流程优化共同作用的结果，和激素无关。

农业科学界对此早有大量论述，以下这张图片倒是可以比较直观地说明问题。如今的肉鸡，生长1个月顶以前2个月。

通过缩短肉鸡生长周期来降低鸡肉价格，对老百姓来说当然是好事，这样才能吃得起更多鸡肉嘛。可是把肉鸡长得快归咎于生长激素的作用，未免太荒诞了。

生长激素是作用于细胞表面受体的分泌性蛋白质，也是临床上非常昂贵的药物，专门用于治疗由垂体疾病导致生长停滞的病人。哪怕是价格相对较低的国产剂型，一针生长激素的价格也在1000元左右。要是把这东西用在鸡身上，一只鸡的成本少说得上万元，未免太得不偿失了吧？

然而，并非所有群友都对辟谣感到满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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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来，一位211高校的哲学教授向我提出质疑：“科学家们如果以拯救天下黎民苍生为己任，何不开发出一套低廉的、少打或不打疫苗的医药医疗体系？摆脱了资本利润逻辑，安全又营养，老百姓肯定不会有想法。”

这个问题能让所有医药界人士哭笑不得。很遗憾的是，这位教授永远不可能看到自己的想法得以实现，因为他的想法内部存在不可调和的逻辑矛盾：低廉的医药医疗体系必然依靠建立在疫苗基础上的预防医学，少打或不打疫苗的医药医疗体系就不可能便宜——少打或不打疫苗必然增加患病概率，而治疗疾病的费用比起预防疾病的费用，高出两个数量级都不止。

例如，按照美国疾病控制中心现在的价格表，默沙东的9价宫颈癌疫苗（加德西9）的终端售价为$204.87美元。可是治疗宫颈癌得花多少钱？就算病人运气很好，经过一期化疗加上肿瘤免疫疗法能把命捡回来，在美国的治疗费用也不会低于20万美元；放在中国，即使治疗成本只打3折，也有40万人民币了。

我国一些地方政府已经意识到预防医学的重要性。例如，上海市从2013年开始，为60岁及以上老年人免费接种23价肺炎疫苗。这个项目的初衷就是控制医保支出总额——老年人的肺炎发病率是年轻人的10倍，老人一旦因为肺炎入院治疗，医保就会增加至少10万元的支出。用150元的疫苗可以保证老人10年之内不得肺炎，实在划算。由于很快看到了成效，上海市一直在大力推广老年人肺炎疫苗接种项目。

谁知我刚介绍完疫苗接种的意义，群里又冒出一位“独立学者”，杀气腾腾地说什么“疫苗都是帝国主义的阴谋”、“接种疫苗会导致疾病爆发和绝育”。

我很好奇这些耸人听闻的想法都是从哪里来的。“学者”介绍说，这都来自他自己的著作《生化超限战：转基因食品和疫苗的阴谋》。我在网上搜出来看了一下，为其脑洞大开的内容深深震撼。

在此摘取一部分章节，与各位读者赏析一下：

不过短短3段话，竟然满满都是糟点和知识性错误。

制药企业的商业模式竟然是“制造对瘟疫的恐慌强制推销疫苗”？看来这位作者对流行病学和医药营销都一无所知。从流行病学上说，一般70%以上的接种率才能有效防止恶性传染病的大爆发；也就是说，少数人接种疫苗对公共卫生的意义不大，疫苗接种率超过一个很高的临界点才有意义。

所以，根本不存在什么“制造对瘟疫的恐慌强制推销疫苗”。主动接受疫苗接种，不仅是对自己负责，也是对他人负责。而且按照国家规定，乙肝疫苗、卡介苗等一类疫苗由国家免费提供、并且强制接种，与制药企业的推销毫无关系。如果缺失国家一类疫苗的接种记录，相关教育机构可以拒绝该儿童的入托或者入学。

“疫苗引发本已绝迹的小儿麻痹症”则是完全错误的说法。预防脊髓灰质炎（俗称小儿麻痹症）的疫苗主要有两种：需要皮下注射的索尔克（Salk）疫苗是灭活疫苗，而口服的萨宾（Sabin）疫苗则是减毒疫苗。

由于萨宾疫苗制造成本很低，而且口服接种极为方便，因此我国长期强制性接种萨宾疫苗。萨宾疫苗十分安全，但每300万接种口服脊灰疫苗的人中约有1人会出现脊灰疫苗相关病例（VAPP），这种极低的不良反应率是临床上可以接受的，不存在什么“疫苗引发本已绝迹的小儿麻痹症”。

“在发展中国家人群中肆意进行疫苗试验”就更说不过去了。

世界范围内的临床实验基本依照国际人用药品注册技术协调会（ICH）的规程进行，ICH的成员国包括美国、欧盟、中国、日本、加拿大、巴西、韩国等，印度、古巴、南非等国是ICH的观察员。ICH对临床实验的指导原则是《赫尔辛基宣言》，由此产生ICH和各成员国、观察员国药监机构的操作细则。

这意味着，所有制药企业的临床实验都必须符合人道主义和自愿被试的原则，不符合上述原则的临床实验数据根本不会被药监机构接受。也就是说，如果“在发展中国家人群中肆意进行疫苗试验”，产生的数据会被药监机构自动视为无效，根本不能用于申报新药，所以发达国家的制药企业不存在这么做的动机。

而且，中国以外的发展中国家的医疗市场普遍规模有限，欧盟和美国则是最成熟、容量最大的医疗市场。站在制药企业的立场上，优先针对欧美人群开发疫苗才符合商业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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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极为反感对公共卫生话题胡言乱语的做法——这会对别人造成误导，导致别人不能及时接受正常的治疗，甚至接受错误的治疗。这么做的人缺乏起码的社会责任感。而且，不存在占据某种政治立场就“天然正确”的道理——无论占据什么立场，以造谣来宣传自己的观点都是可耻的。

群里的争论让我感到忧虑，因为热衷于传播乃至制造谣言的人远不止以上几位。这些人还都是知识分子，更确切地说，是一些“老派知识分子”——这些人多在改革开放初期接受高等教育。

由于当时高等教育属于稀缺资源，他们确实容易获得超越同龄人的见识，在自己和其他人眼里，都容易产生最聪明、最优秀的形象。或许，正是“驾东风”的感觉、在重要岗位的忙碌工作等等，拖累了他们自身前进的脚步。如果他们固步自封、疏于学习，跟不上时代发展，知识结构就会逐步陈旧。

另一方面，中国高等教育的普及化使得年轻人的知识量暴增，将抱着优越感不能自拔的“老派知识分子”远远抛在后面。虚心使人进步，骄傲使人落后，如果不能有效获取新知识，“知识分子”也会缺少知识。

而且这些“老派知识分子”还有一种幻觉：以为只要拥有所谓“常识”、再加上懂得一点哲学，不用结合具体的科学知识就能解释和解决一切问题。实际上，他们在许多现实问题面前，连起码的判断力都不具备。

看到科学技术日新月异，有些人不但不感激科学工作者为自己创造了更好的物质生活，反而萌生“受迫害妄想”，认为科学工作者开发的可能是可怕的、不人道的技术。

这种反智主义其实反映了我国文科人才培养体制的严重问题——相当一部分教育者和被教育者，都缺乏对现代科学体系的了解，进而产生误解、曲解和无端恐慌。

更令人担忧的是，这些“老派知识分子”都在著名高校和党校中担任教授，负责管理学、经济学、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教学。他们连自己的知识体系都不健全、对不了解的事物妄加评议，能把什么样的知识和信息传递给学生便可想而知。这样的师傅只怕很难把学生领进门，学生的修行也就完全靠个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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