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在读两个系列的著作，一是关于美国贸易保护的历史，二是关于中国历史上历次的“南渡”时期。在这个基础上，作者对中国自古及今的长期体制提出了一个解释，这个解释具有很强的张力，可以用来自洽地描述自古及今的各个阶段，甚至是工业化和全球化乃至当前再全球化的阶段。近代以来，“古今分置”是历史解释的常态，认为古之体制、今之不存，要追求一个“理想的彼岸”，一直是近代以来各方的追求。作者在这些问题上很超脱，身在其中的优势是能够感受到细节，如果能够抽离出来更客观的看待历史，可能会得出许多不同的，但更具有说服力的答案。清晰地认识历史和现实，对作者而言，是比拥抱各种“理想”更具有吸引力的事。考虑到作者提出的解释框架对绝大多数人而言都会非常陌生，并不存在于既有的观念中，被误读的可能性很大，就暂时不全部公开了。但作者愿意用上述解释框架去阐释一下当下，读者或许能够隐约感受一下这个解释的张力。当前关于经济通缩危险性的认识已经普遍化，无论市场、分析师还是普罗大众对应对之策也有很强的期待，但同时，这种期待又常常“自我消化”，认为期待不能过高。普遍认为，要抑制通缩趋势，需要官方更多主动性。大的方案无非两个，一是供给侧的再刺激，即在地产基建上继续发力，但由于2015年之后已经发力过一次，所以当前这个选择非常难做出，而且实际效果很可能不会好；二是需求侧改革，无论是“发钱”还是增加其他福利（降低存量房贷利率等等）都是选项。实际情况是，供给侧和需求侧的措施都出台很慢，这就导致市场比普罗大众还要着急。作者认为，供给侧刺激的发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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