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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人类的历史是一场演出，那么2016年美国大选一定是一幕令人捧腹的喜剧。

许多专业学者对于特朗普支持者的行为感到困惑，他们无法理解，为什么那些低收入的白人选民会将自己的选票投给一个以向富人和企业提供优厚福利而闻名的候选人？

希拉里·克林顿 (Hillary Clinton) 称他们为“可悲的人”，他们不顾自己的钱包，支持民族民粹主义和右翼的种族主义。

特朗普对政治正确性几乎没有任何顾虑，他的出现颠覆了以往人们对于美国政治家的认知，而这种颠覆性的背后，是其重新设计的治理战略。

他带给民众的不再是面包和马戏，而是恐惧和厌恶。

特朗普让美国工人阶级相信，今天他们所面临的困境不是来自像他一样的美国富豪，而是来自移民、少数族裔和中国。

愤怒与恐惧取代了理性的经济政策，树立在边境的高墙，取代了胡佛大坝、66号公路以及波音747，成为了美国未来的新期望。

他让美国工人阶级相信，当边境墙高高竖起的那一刻，曾经的黄金时代就会回到这片上帝赐福的土地。

然而现实是残酷的，真正的问题并不是移民、少数族裔和中国，恰恰是特朗普这种富豪……

壹

在我第一次摸到政治课本的时候，老师就告诉我,美国是资本主义国家,资本主义的发展伴随着残酷的剥削和压迫，还一一列出资本家的各种罪状：如金钱至上、贫富差距，宁愿把牛奶倒进河里也不给穷人喝等等。

那时候我觉得，美国的底层老百姓一定很惨，心里莫名的会有种社会主义优越感。

但后来发现，人家的福利比我们好的多，在我们打螺丝拼血条、啃着硬邦邦的咸菜的时候，美国工人阶级已经可以凭借一份工作，购买250平米的房子以及两台汽车了。

再加上美国宣传机器昼夜不停地各种描绘“美国梦”，这种诱惑很轻易地就占领了第三世界民众的心智，争着抢着跑去美国打黑工、洗盘子，做下等公民做得甘之如饴，因为这些人放在国内是妥妥的高收入群体。

就这样，一波波的移民带着对美国的各种憧憬和想象，在全世界塑造出一个巨大的历史仰角。

但这个历史仰角的支点在接下来的半个世纪迅速塌方了。

1965年美国CEO与普通工人的收入差距为21倍，1989年增长到61倍，而今天则是351倍。1978年至2020年，基于实际薪酬计算下，美国CEO薪酬增长了1322%。相比之下，普通工人的薪酬从1978年到2020年仅增长了18%。

要真正了解这件事的根源，我们要从一个叫做福利资本主义的东西讲起。

资本家嘛，肯定喜欢利润，但有的时候不是一个劲地搞剥削压迫就一定取得理想的收益。

在美国和英国，越来越多的企业发现，低工资虽然可以给企业降低成本，但过大的人员流动反而影响了企业的整体效率。相反，如果给予员工足够的福利，可以促进员工对于工作的积极性以及对于企业理念的认可，反而可以提高收益。

1888年英国威勒尔阳光港，联合利华的前身利华兄弟，为其肥皂工人修建了模范村，并提供免费租房。与此同时，他们还将企业利润的一部分做为福利分发给工人，为其提供教育和娱乐，同时修建了医院、学校、音乐厅以及露天游泳池。

经济学家将这种行为，归拢称为福利资本主义。

1914年，福特公司开始给员工大幅度提升薪水，在周薪10元的年代，福特直接把工人日薪水提高为5元。1922年通用电气首席执行官的杰拉德·斯沃普，开始引入福利资本主义，并宣布要将大多数收益发放给普通工人。

1927年GE集团董事长，在哈佛商学院发表了其最著名的演说，在其中他痛斥资本主义中企图赚取最后一笔利润的行为。

在这一系列的先进思想主导下，越来越多的美国企业开始将利润分享给员工，慢慢地，衡量一个企业是否伟大的标准不再是赚取多少利润，而是雇佣了多少员工，提供了多少薪酬，分享了多少收益。

美国企业的慷慨让美国工人阶级过上了梦寐以求的生活，而美国工人阶级则将自己无限的创造力和智慧贡献给了企业。

除了工资高，福利好以外，当时美国企业基本不存在裁员的情况，一个工作干到退休是家常便饭。哪怕企业经营困难，首先削减的也是股东收益，而非裁撤工人，甚至在社会上形成了一种无形的压力，既裁员的CEO是不对的。

苏联当时宣传部门难以理解，为什么在革命著作中最具革命性的工人阶级会成为美国社会的稳定阀，为什么这些人会坚定支持美国资产阶级的生活方式，而不是向往自我的解放。

因为，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下，美国工人阶级是美国资本主义的最大受益者。在1965年，美国CEO与普通工人的收入差距仅仅只有21倍。

而这一切的美梦都被一颗子弹击碎了。

贰

1981年3月30日，时任美国总统罗纳德·里根在华盛顿希尔顿酒店演讲结束后返回豪华轿车时，约翰·欣克利二世突然开枪将其击中，里根随后倒地不起，并被紧急送往华盛顿大学医院救治。

虽然已经濒临死亡，但在医生专业的治疗下，奇迹出现了，里根转危为安，并在11天后出院。

这轮刺杀对于美国政治的影响远超大家想象，里根通过这轮刺杀坚定地认为，上帝留他一命是因为其有着特殊的使命——解决苏联。

随后里根推动了星球大战计划，以及福利政策的削减，而美国民众在刺杀后，对于里根的支持大大增加，在这种情况下，一系列原本无法通过的政策在里根任期中被通过了。

在里根时期，当时美国最严重的经济问题是滞涨，为了解决这个问题，里根引入了新自由主义取代了原本的凯恩斯主义，削减了本就不多的美国福利。

其中对于健康福利的削减直接导致了今天美国保险金融-医疗利益集团的崛起，根据美国医疗保险和医疗补助服务中心（CMS）发布的报告，2022年美国健康相关支出接近4.5万亿美元，占GDP的17.3%。而美国的健康状况和人均寿命，却是发达国家中垫底的存在。

在削减福利开支后，里根推动了星球大战计划，该计划直接在数年内将美国国防预算拉到了一个全新的高度，并且改变了国防采购的执行细节。

在1980年之前，美国国防采购执行严格的成本核算机制，也就是国防供应商只能攫取少部分利润，韦尔奇在其自传中就写道，当时通用电气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就是给民兵导弹提供配套产品的过程中利润过高，被国防部要求退还1.6亿美元。

简单来讲，别说锅里的，就算是吃到嘴里的都要吐出来，这是今天美国军火商所不敢想象的。

而里根的星球大战，以及新自由主义改变了这一切，也缔造了军工复合体这头吞噬美国政府财富的饕餮巨兽。

同时，里根政府放松了对于资本的监管，促进了金融行业的发展，其政策惯性导致1999年克林顿总统正式颁布《金融服务现代化法案》，彻底宣告美国废除了1933年的“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取消了分业经营的限制，为2008年的金融危机埋下了伏笔。

为了促进经济发展，里根大幅度削减税收，在减税的同时，因为国防等原因，政府开支大大增加。里根上任之前，美国的国债仅为7119亿美元，而在其执政的八年中，里根政府一共借了1.4万亿美元。里根8年任期里所增加的国债，是之前美国200年国债总和的两倍。

医疗问题、金融失控、军工复合体、国债，你今天可以想象到的美国所有问题，都可以在里根身上找到原因。如果这世界上真的有上帝，那么上帝拯救里根的唯一目的，一定是毁灭美国。

美国工人的黄金时代，在新自由主义的钟声下走向覆灭。

叁

在里根时期，美国政府完成了从凯恩斯主义基础的经济政策向哈耶克及其新自由主义的经济政策的历史性转变。

政府不再是属于市场，而是为市场服务，他们高举自由市场原教旨主义的旗帜，同时将国家和政府贬低为市场的仆人。

新自由主义标志着社会正义和市场正义将不再共存，唯一能够生存下来的是市场正义。

根据哈耶克的经典观点，从新自由主义的角度来看，社会正义的概念只是一种“空洞而毫无意义”的想象。真正的自由，就是在市场中弱肉强食。

就在这个历史当口，韦尔奇当选通用电气CEO。

在上世纪20年代，通用电气拉开了美国黄金年代的序幕，而韦尔奇则将这一切终结。

他认为上市公司主要对股东忠诚，而不是对员工忠诚，股东才是企业的所有者。企业的唯一目的就是盈利，盈利就是企业的第一愿景。

在通用电气CEO任命前的比拼中，韦尔奇就依靠一招简单的裁员，将其负责的业务利润快速拉到了整个集团的前列，并赢得比拼。因为在那个年代，裁员是不道德的，而韦尔奇成为了第一个吃螃蟹的人。

担任通用电气CEO之后，韦尔奇就快速裁员，在短短五年内裁掉了近10万人。在裁员的同时，韦尔奇大面积启用外包作为企业用工的主要手段。将员工分为雇佣员工和外包员工，在内部对工种进行了区分。

这种外包给美国用工市场带来了革命性的创举，当年通用电气的人力成本就大幅度下降，而潘多拉的魔盒一旦打开，后面就止不住了。刚开始还仅仅是将清洁，保安，前台这些岗位外包，随后，生产这类岗位的外包也开始了。慢慢韦尔奇发现，与其外包给美国人，不如直接外包给第三世界，他们的员工成本更低。

韦尔奇甚至认为，在理想情况下，“你应该把你拥有的每一家工厂都装上驳船，以便随着货币和经济的变化而移动。”通用电气不仅将大部分制造业务转移到海外，其零部件供应商也同样如此，通用电气在精心策划的“供应商迁移研讨会”上，韦尔奇直接威胁供应商将工厂迁移到第三世界，以此降低成本，否则就会破产。

可以说，美国的工业，就是被韦尔奇这种人给毁掉的。韦尔奇引入的外包，极大冲击了美国劳动力市场，在韦尔奇担任CEO之后，通用电气内部普通工人的工资增长就陷入了停滞。

然而要命的是，因为里根对于金融领域的松绑，整个美国金融市场一片繁荣。随着外包的推动，通用电气成本大幅度下降，净利润不断攀升。在任期内，韦尔奇将裁员节约下来的利润，放在市场上回收股票，一方面是裁员带来的成本降低，业绩增加，一方面是企业主动回购带来的金融市场繁荣。在两者呼应之下，通用电气股价暴涨，韦尔奇给全美国的CEO做了一个错误示范。

在韦尔奇主导通用电气的第一个十年里面，通用电气金融部门从110亿美元飙升到700亿美元，而此后十五年，通用电气金融部门更是来到3700亿美元的高位。2000年，通用电气一半的利润来自金融部门，而这成为了通用电气在2008年濒临破产的重要原因。

肆

福特在1992年报告称，其53%的员工在美国和加拿大工作。到2009年，其北美员工仅占总员工人数的37%，这还包含了墨西哥工厂在内。

电气工人工会的劳伦·阿斯普伦在谈及此事时说道：由于53%的美国大公司实施离岸外包战略，“现在没有工作保障了”。

在韦尔奇的推动下，员工福利取消了，甚至连岗位都被更为廉价的劳动力所取代了。人力成本的降低带来的是金融市场的极度繁荣。那一阶段，几乎所有美国企业的盈利都在快速增加（至少报表上是这么显示的）。

而这种繁荣的背后，是失业浪潮一浪接过一浪，所带来的是整体工作纪律的丧失。

一名经历过这些故事的工程主管说，在韦尔奇之前，通用电气的工程师以快速完成任务为己任，而在韦尔奇之后，所有人都在失业的恐惧之中，我们会尽可能地让项目延长，这样就能降低自己失业的风险，而且在项目末期，所有人都在考虑如何去新项目而不是如何将手中的工作完成，这对于公司来讲，是彻彻底底的灾难。

失业的危险，让美国工人的效率不断降低，而效率的降低进一步坚定了管理层外包的决心，失业风险进一步增加，在这种恶性循环下，美国金融市场一片繁荣，而工业则逐渐衰退。

第三世界国家的低成本人力，冲击了美国就业市场，只是今天美国国家危机的表象。

以韦尔奇为代表的CEO，基于股东利益，降低人力成本，推动外包促进金融化进程，是美国国家危机的脉络，而这一切的内核，是新自由主义对于国家主权的践踏。

新自由主义表面上所推动的市场决定论，本质上是对民主国家政权合法性的践踏，即通过选举产生的议会，无权立法约束市场，政治现在必须处于从属地位，无法干预经济，只能充当经济的仆人和“保镖”。

而私人董事会却可以对市场进行直接行动，这就意味着，少部分富人、CEO及其专业人士组成的公司高层，事实上取得了美国经济的主导权，以及美国的政治主导权。

这也是为什么在这几十年内，美国CEO的收入增长如此迅猛。他们主导经济，自然获得收益。

当这些经济精英在2008年招致滔天巨浪之后，他们利用媒体和宣传让大家相信，这场危机不是来自于他们的贪婪和堕落，而是公共部门的低效和国家债务造成的。

最终，他们让底层群众和华盛顿的决策者为他们的错误买单，美国政府被迫拿出巨额资金救市。无数的工薪阶层和退休人员付出了代价，而他们对于金融系统的崩溃，不承担任何责任。

政府不干预市场，但却为市场的错误买单。

如果大家再考虑一下，美国大企业的避税手段，以及美国普通民众的税收压力，就能清醒地认识到，这种救市行为是金融企业对普通群众的掠夺。

美国工人的衰退根源就在这里，美国工人的权利，被新自由主义无情掠夺了，人民的议会不再享有权利，而私人的董事会却可以决定一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