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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上篇：中华文明的复兴 —— 需要从商丘重新出发（三）

汉高祖刘邦曾为沛县（现在属于徐州，当年属于商丘为中心的宋国）亭长。如果仅仅是他从芒砀山（现在位于商丘市永城芒山镇芒砀山景区）斩白蛇起义来看，要发挥太多推论是不大合适的。但是，汉朝的创立有一个迷团，就是这个当年如此之小的小县城，怎么会出现这么多极其杰出的人才？整个汉朝集团的主要统治者或杰出的谋臣，如萧何、曹参、卢绾、樊哙、周勃、周昌、夏侯婴、灌婴等都来自沛县。这些人都才华出众，而且除萧何在追随刘邦起兵之前算是一县政府的小官史——沛县的主吏掾，曹参是狱掾——也就是监狱里作记录的文书以外，其他人都是织席贩履、杀鸡屠狗的平民，但其成才率实在是太高了。情愿归附刘邦集团的也有大量当时的顶尖英才，如张良，郦食其、付宽、张苍，韩信、陈平、彭越、英布、张耳等。当年起兵反秦的非常多，除刘邦和陈胜、吴广在大泽乡（现安徽省宿州市埇桥区大泽乡镇）起义，主要的还有六国复国势力：

1. 楚国：楚国的项梁项羽叔侄（泗水郡下相县人，现今江苏省宿迁市）。后项梁战死，西楚霸王项羽走上历史舞台。

2. 魏国：由原陈胜派出的部将周市所立的魏王魏咎，后秦将章邯消灭陈胜之后，带兵攻击魏咎，包围魏国都城临济。公元前208年，为了拯救魏地百姓身家性命的安全，魏咎自焚而死。

3. 韩国：张良扶立韩王成为王，在项梁的帮助下在原韩国旧地活动。后项羽欲控制韩地，以韩王成无军功且张良助汉为借口，不遣成之国，带至彭城，废为侯，又杀之。

4. 齐国：陈胜、吴广起义爆发后，齐国王族后裔的田儋趁机杀死狄县县令，举兵起义，自立为齐王，后被秦将章邯所杀。

5. 赵国：陈胜的部将武臣在张耳和陈余的辅佐下自立为赵王，赵国复国。之后，他拒不执行陈胜命令，终于被部将李良攻杀于邯郸。

6. 燕国：武臣称赵王后，派部将韩广攻取燕地，后被燕国贵族的拥立为燕王，后被项羽封为辽东王。

另外还有：

7. 鄱阳县（今江西省上饶市鄱阳县）的吴芮集团。吴芮，吴王夫差的七世孙，陈胜吴广起义前为县令。吴芮集团是响应陈胜吴广起义的第一支武装，曾协助项羽和刘邦攻取秦地。汉五年二月乙未日（前202年3月1日），刘邦正式册立吴芮为长沙王。

8. 共敖集团，出身楚国贵族，一直是楚怀王熊心的核心人物。

为什么刘邦集团最终成功统一天下？本来在刘邦集团攻下咸阳，秦正式灭亡时，楚霸王项羽势力最大。而最初楚怀王熊心是有约定“先入定关中者王之”。项羽凭借最强大势力，违背最初的约定，把熊心尊为义帝，主导分封了诸侯，自己封为西楚霸王。这个是回到周朝时代，与统一的历史大势相违背了。

两个集团的区别不仅仅体现在刘邦和项羽个人身上，而且体现在他们各自团队群臣的数量和水平上。

刘邦能够在起事之初的沛县团结到如此之多的杰出人才，与其地处商丘不无关系。当年周朝分封微子启在商丘建立宋国时，无疑会携带当年宋朝的图书馆、有文化的大臣等，相当于把商朝的学校、人才和书籍都搬回到商丘了。这里也是前朝各个朝代受封王室高度聚集之地。所以，在相当长的时期里，商丘这里作为商文化核心传承者，其教育和人才本身就是整个中华大地的最高度集中之地。不仅汉朝初年是如此，还有太多人才出自这一带，如曹操等也是如此。曹操是沛国谯县（今安徽省亳州市）人。亳州市距离商丘市中心仅80公里。亳州市名字中的“亳”，就是来自于商朝最初建都于商丘时的名字“亳都”，商朝建立时，现在的亳州市就属于亳都，也就是属于商丘。所以，一定程度上说曹操也是商丘人。曹魏集团同样也是三国时期人才最为丰富、水平最高的集团。当年中国的最杰出人才几乎都聚集在商丘及其周围。

虽然秦朝建立后不再完全遵从二王三恪制度，但汉朝建立之后，不仅未将秦制全都推翻，而且是秦制的继承和完善者。这也形成了后来中国两千年朝代更替的基本政治规矩，后一个朝代不仅不会全面否定前朝，并且都认为前朝是真命天子，只是最后一任皇帝昏庸无能导致受到天谴，自己只是继承了前朝的大统。无论是中原自身的王朝更替，还是北方民族入侵成功的王朝更替，全都遵从这个基本的规矩。这也是中华文化继承性非常强的关键原因所在。

汉朝真正确立了独尊儒术的文化传统，但也未绝对禁绝其他文化流派。

当然，对于任何一个历史事件，总会有人给出各种不同的解释。例如，对于为什么是刘邦集团获得最终的成功，有人认为从阶级分析的角度，刘邦集团代表的是底层民众，而项羽集团代表的是旧贵族势力。但问题是，陈胜吴广也代表底层民众，他们为什么没有成功？大多以底层民众为代表的农民起义，成功的反而很少。问题在于，无论你代表谁的利益，必须要有充足数量的杰出人才为基础，才能最终获得成功。这也是为什么越是代表底层民众利益的农民起义，却越可能因为缺少杰出人才支撑而最终失败。

我们也可以认为，刘邦追求的是自商代一直延续下来的国家统一的思想，而项羽代表的是分家过日子的周朝时代的分裂思想，与历史大趋势相违背。尤其项羽和其整个人才团队都不懂二王三恪的政治制度传统，会极端加重其他各个地方诸侯势力的警惕和反感，这也是楚汉相争过程中，彭越等诸侯势力支持刘邦集团而不断骚扰项羽集团的原因所在。虽然刘邦后来“狡兔死，走狗烹”地剪除了很多功臣，但这些只是对其皇位有显然政治威胁的人，很多立功的远离政治中心的诸侯势力却并未遭殃。尤其如被封为长沙王的吴芮，最后是其后人长沙靖王吴著没有儿子再未被继续封王，算是善终。后由刘氏后人受封长沙王。项羽却是狡兔还没死，就把走狗和宠物猫全都给烹了。

1. 隋唐在起源上与商丘并无直接关系

汉朝之后，经历了持续约370年的大分裂时期（公元220年东汉灭亡至公元589年隋朝灭亡南朝）。先是三国时代的混战，然后司马家族篡权建立西晋、东晋，再然后是更加混乱的十六国、南北朝。这一时期似乎是复盘回到了战国时代，中华民族遭遇了又一次非常痛苦的军阀混战时期，直到隋朝建立。

隋朝（581年—618年），仅存在38年。隋朝创立者杨坚（隋文帝），袭封隋国公，故其建立的朝代称隋。隋朝开皇二年（582年）开始建设都城大兴城，唐朝建国后也建都在这里，并改称其为长安，就是现今陕西西安。隋朝第二任皇帝隋炀帝杨广在位时，以洛阳为东京并迁都。公元589年，隋军南下灭陈朝，统一中国，结束自东汉以来中国长达300多年的分裂局面。隋文帝励精图治，开创了开皇之治的繁荣局面。隋炀帝杨广即位后，先后降服契丹、吐谷浑，分裂突厥，把国界推到青海湖、新疆等地，重新开通丝绸之路。修建贯通南北的大运河。南方又降服了安南，占婆，此时隋朝疆域比唐朝还要广阔。

不仅如此，杨广面对因长期分裂导致的南北文化已经出现的严重裂痕，在其即位之前，还是在杨州作晋王时，就广泛地结交南方儒生和佛教界领袖，如原来陈朝有名的大儒生潘徽，佛教界领袖智顗大师（中国佛教天台宗四祖，也是该宗实际的创始者，民间也称智者大师、天台大师，被后世尊称为东土释迦）等，获得了他们及其追随者的高度认同。这对重新统一中国的民族思想文化起到非常大的作用。隋朝的创建者本身就有北方鲜卑和胡人的血缘，这对中原汉族与少数民族的文化大融合也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

过去曾一度认为杨广是昏庸无道，四处征战，大兴土木，劳民伤财。但后来各方对他的评价是越来越高。隋朝经济、文化、科技的发展和富足是前所未有的，粮仓里的粮食多到唐朝时期还吃不完。经过多年蓄积，西京太仓、东京含嘉仓和诸转运仓所储谷物，多者至千万石，少者也有几百万石，各地义仓无不充盈。两京、太原国库存储的绢帛各有数千万匹。

隋炀帝杨广在位时拥有太过宏大的雄心壮志，利用经济建设上的成就，大搞各项基础设施建设。建东京（洛阳），修通济渠，筑长城，开永济渠，开通往并州的驰道，集结百万规模的军队准备攻打高丽......隋炀帝杨广在极短的时间同时开工太多的巨型工程，征调的民工比例高到可以用“骇人”来形容的程度。几乎是每两户就会被征调一名男丁。这种太大型的工程因当时技术和后勤条件的限制，死亡率高得惊人。隋炀帝杨广也特别喜欢四处巡游考察，并且往往是整个宫廷和官员及家眷大量陪同，这也需要征调大量民工作后勤支援。杨广太过迫切地想要快速改造整个中国，虽然隋朝的财力极为富裕足以支撑，但人力的过度征调大大超出了当时社会所能承担的极限。导致隋朝末年起义不断，最后灭亡，甚为可惜。

摘自中国大百科全书

之后的李唐王朝继承了隋朝的丰厚遗产，将民族和文化大融合大统一推向了极致。

隋朝末年，群雄并起。大业十三年(617)，隋晋阳（现今太原）留守李渊起兵，攻占长安（现今西安）。次年，建立唐朝，改元武德。唐高祖李渊削平群雄，基本统一全国；政治上沿袭隋朝，建立起各种制度，颁布了新的律令。武德九年(626)，玄武门之变后唐高祖被迫退位，唐太宗李世民继位，开创贞观之治。唐高宗李治继承贞观遗风，开创“永徽之治”。公元690年，武则天改国号为周，公元705年神龙政变（又称“神龙革命”）后，恢复唐朝的国号。唐玄宗李隆基时期出现开元盛世，使唐朝达到全盛。

谈到这里，可能读者开始迷惑了。以上这些历史与商丘有什么关系？回答是的确没有直接关系。只是从商代开始的统一中华的努力，商纣王未竟的事业，到此时经历一再地历史反复，总算进入到一个鼎盛时期。

隋朝和唐朝的统治者都有北方少数民族的基因。历史上对于李唐家族的来源一直存在疑问。《旧唐书》和《新唐书》中称李唐皇室的祖先是老子李耳的后代——汉族名门陇西李氏。唐高宗乾封元年（公元666年），老子被封为太上玄元皇帝；宋真宗大中祥符六年（公元1013年），老子又被加号太上老君混元上德皇帝。但有人认为李唐皇族其实不是汉族，而是来自北方少数民族——鲜卑族。唐太宗时期，就有个叫法琳的大师曾当面对李世民说：“您的祖先本来是胡人，为什么非说自己是汉人呢？”经过史学家多年研究发现，唐代开国皇帝李渊确实有鲜卑族血统。

也有人从现代分子生物学角度进行了相应的研究，认为李唐皇室的父系基因单倍群是C-MF435722。从祖源树的分化上来看，李唐的祖先应该是汉人，而且是正统华夏族后裔。

也有很多历史学家认为，李唐王室认老子作祖先，这是为给自己找到继承大统的祖先基因身份证明。能证明自己是道家创始人老子李耳的后人，那就是给自己贴上了一个很牛的正宗法统的标签了。而老子又是殷商后裔。这些历史学家有这种想法也不是没道理，因为前面就有案例在那里摆着，上一个朝代隋朝的杨氏家族，就试图给自己贴上名门弘农杨氏一族的标签。《隋书》里面就说杨坚祖先是“汉太尉震八代孙铉”，杨铉之后是杨元寿、杨惠嘏、杨烈、杨祯、杨忠（杨坚之父），所以说杨坚是杨震的第十四代孙。然而《周书》在记载杨忠的先祖时，是从杨元寿说起的，中间却少了杨惠嘏。历史学家陈寅恪考证的结果是：隋文帝杨坚的母亲叫吕苦桃，是山东普通人家出身。杨坚在称帝前后，曾经多方苦寻舅舅家的人，多年后还真给找到了。这位舅舅家的人名叫吕永吉，号称是吕苦桃的侄子，也即杨坚的表兄弟。吕永吉只是一个普通农民，被杨坚确认是娘家人后，将吕永吉的祖父，也即他自己的外祖父吕双周追赠为大隋朝的上柱国、太尉、齐郡公，外祖母姚氏为齐郡公夫人，并下诏改葬、立庙，爵位由吕永吉继承。但吕永吉一下子乌鸡变凤凰后，并不懂得珍惜自己从天上掉来的身份，不仅是他自己，还有他的叔父吕道贵尽给杨坚添乱和让他丢面子。为了皇家颜面，杨坚禁止舅舅家的人抛头露面，也不让大臣们去探望。后来，他索性将吕道贵封为济南太守，让其回家，省得在京城里丢人现眼。但是，吕道贵一路上打着皇舅的旗号，四处作威作福、吃喝玩乐，弄得地方上怨声载道，却又无可奈何。所以，隋朝皇帝把自己的祖先往名门望族上靠编的故事太过明显是假的，这就很容易让历史学家认为随后的李唐王室把自己的祖先往老子身上靠也是编瞎话。只是李唐王室说的这个故事还不是太好说有什么铁证很容易表明他是假的。

从以上可见，无论隋朝的皇帝杨家还是李唐王室，祖上到底可以靠上哪个名门望族一方面需要很慎重。另一方面，就算李唐王室真是老子李耳的后人，因为年代已经太过久远，一个是公元前500多年的人，另一个是公元后600多年，前后都已经差了一千多年了。而李耳作为殷商的后人，是在周朝任守藏室官员，相当于国家图书馆的馆长。所以，无论如何，从隋朝到唐朝与商丘看起来都不会有起源上的任何直接关系。

但是，商丘与唐朝的关系，却以另一种惨烈至极的方式被牢固地建立起来,这就是唐玄宗末年发生的安史之乱，也称天宝之乱中的睢阳之战。

2. 睢阳之战的意义

安史之乱是公元755年12月16日至763年2月17日，由唐朝将领安禄山与史思明背叛唐朝后发动的唐朝内战。如果这场叛乱成功，唐朝的历史会就此终结。谈到这场叛乱，后人无论是学术界、影视剧还是民间大V们经常提起的故事，是唐玄宗李隆基晚年判断力和治理能力的衰退、外戚杨国忠的专权和无能、唐朝明将高仙芝和封长清的被冤杀、潼关失守、洛阳与长安的陷落、李隆基出逃尤其是马嵬坡之变中杨国忠被杀、玄宗忍痛命令高力士在佛堂缢死中国历史上四大美女之一的杨贵妃，太子李亨于公元756年农历七月十三日在灵武（今宁夏灵武市区）为朔方诸将所推而自行登基，遥奉玄宗为太上皇，改元至德，是为唐肃宗，郭子仪被封为兵部尚书，率军反攻叛军等等。但是，很少人关注到，在唐王朝的东西都城已经全被叛军攻陷，皇帝出逃的情况下，深处叛乱腹地的睢阳城却发生了一场惊天地、泣鬼神的保卫战。

唐肃宗至德二年（公元757年）正月，安史之乱的叛军为了打通南下江淮的通道，安禄山次子安庆绪（当年他伙同严庄等人谋杀了安禄山，严庄、高尚把他立为安燕朝廷的君主），派其手下名将尹子奇为河南节度使，以归、檀及同罗、奚兵13万进攻河南。由于大唐王朝承平日久，而安禄山早有反意，声势浩大，于是一些州县的太守、县令早被燕军的气势吓得手足无措。况且当时京城长安、西都洛阳都已经陷落，各地军心士气低落，大量州县面对叛军可以说是望风而降。但在风雨飘摇之中，唯有睢阳像一座黑夜里的灯塔屹立不倒。时任睢阳太守许远求助于雍丘（今河南开封杞县）防御使张巡。张巡自宁陵（今商丘宁陵县）率兵3000进入睢阳，合兵6800人。最高峰时，睢阳也没超过7000兵马。因准备非常仓促，粮草物资一开始就非常短缺。但在张巡等人一系列稳定军心的措施下，开始了艰苦卓绝、惨烈之极的睢阳保卫战。张巡、许远坚守睢阳，历时10个月，前后大小400余战，无一败绩。最终以全城军民接近全城覆灭为代价，共计歼敌12万多人。此战不仅使叛军不能南下江淮，保全了江淮和大运河，使南方的粮草和当时已经是唯一的财源军响可以源源不断地运往唐军驻守的各地，支撑反攻的力量，而且牵制了叛军几十万人无法脱身。这为唐军大反功剿灭叛军起到至关重要的战略作用。尤其在精神上极大鼓励和支持了已经接近崩溃的唐军和唐王朝。睢阳最终在唐肃宗至德二年11月寡不敌众、外无援军内无粮草情况下陷落时，唐军已经攻下了东都洛阳。在此期间，只有南霁云突出重围，到真源获李贲送马百匹；在宁陵宿营时，得到城使廉坦的三千军队，乘夜突围入城。叛军发觉，加以阻挡，南霁云边战边进，士兵大多战死，冲进睢阳时只剩一千人。睢阳陷落10天之后，唐军重新夺回了睢阳。此战可以说对保全中华民族避免因此次叛乱再次陷入大分裂的灾难，延续大唐的辉煌居功至伟。

位于商丘古城边的张巡祠

对于任何一段历史，总会有一些不同意见的分析。例如也有人质疑睢阳之战中尹子奇率领的叛军数量是否真的有13万之多，但仅仅是猜测而已，并无确证。另外也有分析当时处于新旧皇帝唐玄宗与唐肃宗权力交接的复杂政治局势时期，睢阳旁边本来是有兵力可以增援的。如当时位于谯城（现安徽亳州）的许叔冀，距离睢阳只有80公里左右距离，是最近的可增援部队。另外还有位于彭城（现江苏徐州）的尚衡，位于临淮（现江苏宿迁市泗洪县）守将贺兰进明，他还是唐肃宗李享任命的河南节度使。但张巡派出南霁云等多人突出重围四处求援时，这些周边的唐军却都按兵不动。甚至在唐肃宗派出宰相张镐作为关东地区的最高军事长官，把增援睢阳当作头等大事和第一要务去要求这些人出兵时，他们还是按兵不动。张镐只好耗费大量时间和精力，亲自从淮南等更远的地方组织援军，随后亲率主力前往睢阳城救援。但等张镐援军到达时，睢阳已经陷落三天了。张镐用七天时间又夺回了睢阳。

有人以张镐率领淮南临时凑起来的战力很弱的军队就这么快夺回睢阳，认为尹子奇的军队战力并不怎么样。但这不仅是缺乏最基本的军事常识，而且是缺乏日常生活最基本的常识了——要知道这是尹子奇的军队已经与张巡整整血战了十个月，其军队被大量歼灭，早已经精疲力竭的状态下，被张镐率领的生力军击败。尹子奇的军队即使是天下第一战力，此时也已经陷于被对手“耗竭型零伤亡作战”的打击状态，任何一只数量足够的生力军队都会很容易击败他。

正因周边唐军都如此畏战，更显出张巡等睢阳守城军民所处环境的险恶、艰难和此战役的伟大。这些复杂形势也并不难理解，相比于当时普遍望风而降的其他各处州县，这些尽管 不增援睢阳的唐军能不投降叛军也就算不错了。只有对比才会有更准确的认知，在很多情况下，如果仅仅是主将决心死战，将士和军民不愿跟随的话，可能会劝说、绑架甚至杀死主将而投降。这种情况在安史之乱中也存在。睢阳之战中并不仅仅是主将张巡，包括许远、南霁云、姚訚、雷万春等众将也都普遍是忠肝义胆，即使在被俘后也无一人投降，36位将领与张巡一起杀身成仁，全城军民也是普遍有杀身成仁的决心。尤其南霁云曾杀出重围后本来有生存的机会，但却义务反顾地率领少量援兵重新杀回睢阳城。

过去因为要系统研究军事的关系，我很早就知道睢阳之战。这场保卫战可以说是放在整个人类城市保卫战的战争历史上都是极为罕见的，只有钓鱼城之战等极少战例可与此相比拟。在以少击多、防守一方完全孤立无援、一开始就因事发仓促粮草准备不充分、周边其他大量城镇在惊慌失措下纷纷陷落的极为不利情况下进行的，其战争意志之顽强决绝、战果之辉煌、成效之巨大、对整个战争过程影响之深远、抵抗之英勇、战略战术运用之精妙有效、过程之惨烈......都让人震撼不已，看过此战经历会让人心情久久难以平静。“战斗到最后一兵一卒、流尽最后一滴血”的口号很多人都可以喊，单纯的军队打到这种程度的确实有很多，但真的在城市防卫战中军民一起打到这种程度的战例却非常罕见，睢阳之战是其中的一个。睢阳城中战前有户口四万，至城破仅剩四百活人。这也是我为什么早就特别关注这场战史的关键原因之一。

原来我并未太注意睢阳具体在哪里，或者一时看到了商丘的名字也未想到有什么特别的意义而加以忽视，从而就忘了。直到2024年4月底参观商丘博物馆，我才突然发现原来睢阳就是可称为中华文化之母的商丘城。一时间心灵震颤，忍不住泪如泉涌。因为我看到的不只是一个孤立无援的城市保卫战，而是这位中华文化之母，在儿女辉煌时隐居于幕后，而当儿女有大难时，毫不犹豫地挺身而出，以如此弱小的身躯居然爆发出如此强悍的战力。女子本弱，为母则刚，这是只有护犊的母性才会爆发出的超然战力和完全忘我的牺牲精神，终于明白这场城市保卫战，强大到远远超出常人认知范围的战争意志深厚精神源泉所在。

《资治通鉴 唐纪三十六》记载：

尹子奇久围睢阳，城中食尽，议弃城东走，张巡、许远谋，以为：“睢阳，江、淮之保障，若弃之去，贼必乘胜长驱，是无江、淮也。且我众饥羸，走必不达。古者战国诸侯，尚相救恤，况密迩群帅乎！不如坚守以待之。”茶纸既尽，遂食马；马尽，罗雀掘鼠；雀鼠又尽，巡出爱妾，杀以食士，远亦杀其奴；然后括城中妇人食之；既尽，继以男子老弱。人知必死，莫有叛者，所馀才四百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