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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单回顾一下60多年以来的“财税政策”!


2024年07月05日  浏览(6766)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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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圆方你怎么看啊
微信ID:yflooklook

近日,随着大会的临近,财税制度要进行改革的说法越来越多。大体上市场上“传说”的这一轮财税体制改革的重点,就是对万亿级消费税进行改革。

我们国家现行的“消费税”是依托于2008年11月5日国务院第34次常务会议修订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税暂行条例》实施的。

我国现行的消费税并不是对所有消费品都征收,和国外很多地方的消费税(GST)并不是一回事。而是根据产业政策和消费政策仅选择部分消费品征税。

具体来说,消费税主要针对那些过度消费会对人类健康、社会秩序、生态环境等方面造成危害的特殊消费品,如烟、酒、鞭炮、焰火等;奢侈品、非生活必需品,如贵重首饰、化妆品等;以及高能耗及高档消费品,如小轿车、摩托车等。同时消费税的主要受益方,还是以“中央”为主,地方从中间“获益”其实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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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这次“传说”的消费税改革。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的预期:

如改革可能将扩大征收范围,从商品扩展到服务,尤其是奢侈性消费,税率调整将鼓励绿色消费,以及抑制奢侈和污染行为相关。

比如征收环节的优化,可能从流通端后移至消费端,消费者将直接承担税负(是否会和个人所得税抵扣相关还不确定);

比如分配比例的变化,消费税分配可能由中央向地方转移,激发地方刺激消费的意愿。

那这次可能的“消费税”改革,会给我们经济,社会,发展带来什么影响呢?又有什么可以参照的先例呢?


中国最出名的税改,也是最广为人知的,是1993年的分税制改革。

“目前中央财政十分困难,已经到了难以为继的地步。”1993年,时任国务院副总理朱镕基在一场谈话中坦言。

改革开放后,一省一定的财政“包干”方案,使得财力向地方倾斜,导致了中央财政入不敷出,赤字扩大,不得已向地方借款。

为改变中央财政的困境,一场全国财税领域的改革被提上议程。

1993年,经过与地方政府长达大半年的沟通,分税制改革最终落地,于1994年1月1日起正式实施。它彻底重塑了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财政关系,形成了全然不同的国家财政脉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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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1993年的“分税制”改革之前,中国的财税政策是什么样的?是来自于1978年之后15年推动的“包干制”

1978年改革开放后,为调动地方经济的积极性,中央探索实施了多种形式的“分级包干”体制。

财政包干,指中央核定收支总额,分不同情况由地方包干上缴收入或中央差额补贴,地方在划定的收支范围内自行组织收支。

包干制下,地方财政可支配的收入变多,促进了更大的发展动力。地方财政。特别是东南沿海的财政,开始快速膨胀,但是也带来了1993年时,中央财政的枯竭。

那再往前看,“包干制”之前,我们国家的财税制度又是什么样的额呢?

1958 年(大跃进阶段),为了尽可能迅速地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社会的主义强国。

1958年9月24日,国务院全体会议通过了《关于进一步改进财政管理体制和改进银行信贷管理体制的几项规定(草案修改稿)》

下放了一系列权力到地方,将更多的经济管理权力下放给地方,包括企业、计划、财政、物资、人事等方面的管理权。

地方兴办的建设项目只需将简要的计划任务书报送中央批准,其他设计和预算文件由地方审查批准。

特别是商业、银行等管理权下放:银行信贷资金运用大幅增长,实行了“存贷下放,计划包干,差额管理,统一调度”的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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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改革好不好呢?好,也不好。

权利下放之后,地方的财政自主权得到了空前加强,特别是银行信贷管理体制的改革,信贷权的下放……这些改革虽然在短期内增强了地方的经济发展动力,有利于经济发展。但从长远来看,缺陷和风险也在积累。

很快,浮夸风、瞎指挥风等,以及信贷资金的滥用问题在全国普遍出现。

为了解决这些问题,中央政府在1959年5月26日作出了《关于调整专区和县两级信贷管理权限的指示》,决定信贷管理体制由中央和省、自治区两级集中管理,不再采用“计划包干,差额管理”的办法,而实行计划管理的办法。

之后1961年4月,中国人民银行发出《关于改变信贷管理体制的通知》,决定不再实行“差额包干”的办法,改为由总行按季度核批分行的信贷计划。1962年3月,中共中央、国务院作出《关于切实加强银行工作的集中统一,严格控制货币发行的决定》(即“银行六条”),收回了银行工作下放的权力,对银行业务实行完全彻底的垂直领导。

而除了信贷,从1958年到1963年,中央财政占全国财政收入比例也在快速提升,地方的财政自主权也在不断收紧……

而这一收紧,基本上到1978年才以“包干制”的方式放开。

回顾六十多年来我们国家财税制度变化,其实不管是财政,税收,还是信贷政策,你会发现,政策的调整本质上就是中央和地方如何分蛋糕的问题。

地方自主权大,相对来说经济活力比较足,但是国家公共服务可能会差一些,集中能力办大事的能力也会弱一些。

中央的比例高,相对来说经济活力就会弱一些,因为资源的分配层层传导下来,一定结果会扭曲,效率会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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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如在93年分税制以来,转移支付的规模呈指数级扩张,它带来的一个问题是大量资金在央地间流动。

1994年,中央财政转移支付仅为461亿元,2023年这个数据达到10.06万亿元,增长了217倍。这么海量的资金层层收上去,再慢慢放下去,效率和效果可想而知。

所以“一放就乱,一管就死长期以来就是困扰中国财税政策的重要问题。

今天,中国的财税政策又一次站在了变化的关口。对于改变的效果今天我不得而知。不过当年教员也说过:

  • 我们的国家这样大,人口这样多,情况这样复杂,有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比只有一个积极性好得多。



听党话,跟党走
学习时间
“充分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构建从中央到地方各级机构政令统一、运行顺畅、充满活力的工作体系”。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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