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 无 止 境

子路使子羔为费宰。子曰：“贼夫人之子。”子路曰：“有民人焉，有社稷焉，何必读书，然后为学。”子曰：“是故恶夫佞者。”（《论语·先进》）

子路想举荐子羔做费这个地方的长官，“宰”就相当于后来的县令这样的官职。孔子就说了：“你这是害了别人家的儿子！”子路就回答了：“那里有老百姓，有土地和五谷，为什么一定要先读书，然后才叫做学问呢？”孔子厉声批评他：“所以我才讨厌强嘴利舌的人。”孔子为什么会这么说呢？

朱熹《论语集注》曰：治民事神，固学者事，然必学之已成，然后可仕以行其学。若初未尝学，而使之即仕以为学，其不至于慢神而虐民者几希矣。子路之言，非其本意，但理屈词穷，而取辨于口以御人耳。故夫子不斥其非，而特恶其佞也。

范氏（范祖禹）曰：“古者学而后入政。未闻以政学者也。盖道之本在于修身，而后及于治人，其说具于方册。读而知之，然后能行。何可以不读书也？子路乃欲使子羔以政为学，失先后本末之序矣。不知其过而以口给御人，故夫子恶其佞也。”

朱熹认为，治民事神，固然是学者之事，然而必须学之已成，然后可以入仕以行其所学。若开始未尝学习，而让他立即入仕以便学习，那么能够不慢神虐民的就很少了。子路之言，并非其本意，但是理屈词穷，因而采取狡辩以抵御别人指责。所以孔子不斥责他的过错，而是特地厌恶他的强嘴利舌。

范氏说：“古代人先学习然后才入政，未闻通过从政而学习的。大概道的根本在于修身，而后才旁及于治人，为政的方略在书本上都有。读了然后知晓，然后才能践行。怎么能够不读书呢？子路竟然想让子羔以政为学，就丧失了先后本末的次序。不知道自己过失还以辩解抵御别人，所以夫子厌恶他的强嘴利舌。”

这样我们就明白了古人为什么强调“学而优则仕”。只有学好了，治国安民的方略学到家了，然后再从政去将其学以致用，那么就不但做到了修身，而且能够齐家、治国、平天下。古代的这种为学和做官的次序是否可行，我们不必过分追究，因为上下五千年的历史经验教训已经摆在那里。只是其中有一点，特别值得我们现代人学习，那就是先学做人后学做事。

学习的目的是为了什么，不是说为了别人如何如何，为了社会如何如何，为了国家如何如何，应该首先想到为了自己如何如何。这也就是孔子所经常提到的那句“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论语·宪问》）的真正涵义。古代的学者学习是为了提高自身的素质和水平，现在的学者学习是为了让别人如何如何，为了让别人对自己如何如何。出发点不同，整个味道就全变了。

孔子的“为己之学”，也不是单纯的为了提高自己，就不管不顾他人了。古人云“学不躐等”（《礼记·学记》）。他这里强调的是一种为学之次第，即首先要把自己的素质和水平提高了，然后才有资格去教导别人，也即“打铁先须自身硬”。儒家的治学本意就是如此。这种治学理路后来发展到宋代，产生了“公、私领域”之分。

根据余英时先生的观点，在王安石那里，就已经出现了“公、私”的分界。为了提高自身的素质和水平，可以算得上“私”；但儒家并不局限于此，而是将其运用到社会公共领域，用于为政治国，那就是“公”。其实，从这里来看，所谓的“公、私”的划分，在先秦孔子那里就已经显露端倪了。“为己”即是为“私”，“为人”即是为“公”。古代的学者为了提高自身的素质而学习，然后才去从政，去“为人民服务”，而现在有的学人不管自身素质如何，一心想赚取功名利禄，这样急功近利的心态自然是要不得的。

名 正 言 顺

子路曰：“卫君待子而为政，子将奚先？” 子曰：“必也正名乎！” 子路曰：“有是哉，子之迂也！奚其正？” 子曰：“野哉由也！君子于其所不知，盖阙如也。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事不成，则礼乐不兴；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刑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故君子名之必可言也，言之必可行也。君子于其言，无所苟而已矣。”（《论语·子路》）

子路对老师孔子说：“如果卫国国君（卫出公辄）等着您去治理国政，您打算先做什么啊？”孔子回答说：“那一定是先纠正名分上的不当吧！”子路道：“（真没想到）您的迂腐竟然达到这种程度！这个又何必您去纠正！”孔子此时一定非常生气，批评子路道：“太粗野了吧，仲由啊！君子对于他所不知道的，大概采取保留态度。用词不当，那么言语就不能通顺；言语不通顺，那么事情就不能做好；事情做不好，那么国家的礼乐制度就兴办不起来；礼乐制度兴办不起来，那么刑罚也就不会得当；刑罚不得当，那么老百姓就会惶恐不安，手足无措。所以，君子用一个词，一定可以说得出来，说得出来也一定能够实行。君子对于措辞说话，要没有一点马虎苟且的地方。”

朱熹《论语集注》对此解说比较详尽。孔子跟子路的对话发生在什么时间？应是鲁哀公十年（前483年），孔子从楚国返回卫国。此时卫出公不以自己的父亲为父亲而称颂自己的祖父，名实紊乱，谢氏说：“正名虽然是因为卫国国君而言，然而为政之道，都应当以此为先。”为什么卫出公不认父而认祖？胡氏（胡寅）曰：“卫国的太子蒯聩耻于他的母亲南子的淫乱，想杀掉她没有成功，只能出奔避难。灵公想立公子郢，郢推辞不干。灵公死后，夫人（南子）想立他，结果他又推辞了。于是便立蒯聩的儿子辄，以便排拒蒯聩。蒯聩想杀他的母亲，得罪了他的父亲，而辄依靠国家来排拒他的父亲，都是无父之人，他们不能治国已经很明了了。孔子为政治国，而以正名为先。一定将具体的事情的本末，告诉天王，请求方伯，命令公子郢立为国君。那么人伦就得正，天理就得顺，名正言顺那么事情就会成功。孔子告诉子路这么详细，可是子路始终执迷不悟。所以一直侍奉卫出公辄不离开，最后死于他的祸难。所以子路是只知道得人之食就不应逃避他人的祸难，却不知道辄的食物是不义之食。”胡氏解释得很好，故在此详细引述。

关于孔子的“正名”，《左传·成公二年》曾经载有孔子的话，说“唯器与名不可以假人”。即孔子认为唯有国家礼器与名分不可以借给别人。《论语》这一“名”字应该和《左传》的“名”字相同。《论语》中孔子还曾有“觚不觚”之叹：子曰：觚不觚，觚哉！觚哉！（《论语·雍也》）

清刘宝楠《论语正义》曰：此章言为政须遵礼道也。觚者，礼器，所以盛酒。二升曰觚。言觚者，用之当以礼，若用之失礼，则不成为觚也，故孔子叹之觚哉！觚哉！言非觚也，以喻人君为政当以道，若不得其道，则不成为政也。朱熹《论语集注》则曰：程子曰：“觚而失其形制，则非觚也。举一器，而天下之物莫不皆然。故君而失其君之道，则为不君；臣而失其臣之职，则为虚位。”范氏曰：“人而不仁则非人，国而不治则不国矣。”

鲁昭公二十五年（前517年），孔子年三十五岁。鲁三家共攻昭公，昭公奔于齐，孔子也在此年到齐。齐景公问政于孔子，孔子对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公曰：“善哉！信如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虽有粟，吾岂能得而食诸！”（《论语·颜渊》）孔子对齐景公说：“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这也是正名。齐景公大为叹服，连连称善，并进一步发挥说，如果君不像君，臣不像臣，父不像父，子不像子，那么即便有粟米满仓，我哪里能够吃得上呀！可见名正言顺在为政治国中是多么重要。

本站网址随时可能更换，请关注公众号，以防失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