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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逢“五四”,今天中国人需要什么样的精神?


2024年05月04日  浏览(1351)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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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明叔
来源公众号:明叔杂谈
微信ID:laomingdash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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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今天是5月4日,既是中国青年节,也是北大的校庆。最近一段时间,我个人的阅读范围从历史兼地理,慢慢扩展到了哲学领域。有几点浅显的感受:

——哲学并不一定非要显得高深莫测,更不一定非要写得艰深晦涩,尤其是哲学中有关人生观的部分,应该成为人人都看得懂、都能理解的关于生活的学问;

——由于哲学这个概念是从西方传来的,西方的哲学体系包括世界观、人生观和方法论。用西方哲学的概念来谈,中国传统哲学在世界观和方法论上相对偏弱,但是,在人生观上却非常发达,传统儒家思想绝大部分都在讲我们怎么做一个“人”;

——在两千多年的历史上,传统的儒家思想为古代社会中的中国人,至少是为古代社会中的士人阶层,提供了强大的精神支柱。

2)我们一般理解,“五四运动”是爱国的,是反封建、反传统的。但是,参与“五四运动”的学生、知识分子,乃至其他一些人,从某个角度来说,在精神内核上,与中华传统文化中“士”的精神,至少在“爱国”、在“以天下为己任”等方面,其实是一致的。这就是精神力量的强悍之处。你可能并不知道你受到了它的影响,甚至你以为你是在反对它的影响,但是,它依然实实在在地在影响着你。

3)“五四运动”延续了1840第一次鸦片战争以来,中国人在近代史上希望救亡图存的历史发展主轴,也延续了中华传统文明,在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下,向现代转化的主轴。从这一点来说,“五四运动”虽然将近代以来中国的衰落、沉沦都归结到中华传统文化上,但是,它的隐含目标,依然是要拯救中华文化、延续中华文明、拯救中华民族。因此,我们也可以说,“五四运动”也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早期探索之一。

4)“五四运动”的时代性、先进性毋庸置疑,但“五四运动”的参与者,因为在当时感受到国家和民族沉沦之深、所遭受的创痛之巨,对于传统,有着一种出于激愤,要“打倒一切、毁掉一切”的激进倾向。今天,我们可以从“矫枉过正”的角度,对这种激进的倾向报以理解;同时,我们也可以从“过犹不及”的角度,对这种激进的倾向重新加以思考。

5)从今天回望105年前的“五四运动”,我们可以说,当时,中国病了、中华文化病了、中华民族病了,所以,要改革、要革命、要进步、要科学、要真正的民主,但是,“病了”并不等于“死了”。救亡图存、改天辟地的根本目标,不是要消灭中国、消灭中华文化、消灭中华民族,而是要让中国从一个腐朽、没落、沉沦的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成为一个现代化国家,要让不能适应现代社会挑战和要求的中华文化走向现代文明,要让中华民族成为一个能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现代民族。

6)要治中国之病、中华文化之病、中华民族之病,就一定要做到融通中外、贯通古今。尤其是要在古今中外的对比中,找到我们好的东西,把它发扬光大;也要看到我们不好的东西,要把它剔除。这就是一种批判性继承的科学态度。

7)中华文化好的方面很多,仅从个人修养和承担社会责任的角度来说,“士”的精神非常重要。什么是“士”?大致可以理解为,一群通过学习,明白了自己应该在社会中做一个什么样的人的人。在中华传统文化中,“士”的追求就是“内圣外王”。向内求,在个人修养方面,努力做到“修身、养性”,要懂得“仁义礼智信”,要成为一个“圣人君子”;向外求,在承担社会责任方面,要做到“齐家、治国、平天下”,要建立“王道功业”。北宋的学者张载有非常有名的“横渠四句”,他清楚地指明了一个“士”应该担负的社会责任——“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这短短几句话,千年过后,读起来依然震撼人心。

8)我们今天讲传统文化复兴,在个人层面,能否从恢复“士”的精神追求入手?今天,我们的领导干部、企业家、普通人,我们终其一生到底在追求什么?我们到底该有什么样的精神支柱,来让我们可以更好地面对人生中各种成败得失的经历、悲欢离合的境遇和七情六欲?如果没有足够强大、高度自洽、令人心锐诚服的精神支柱,人就很难过好这一生,要么缺乏意义和价值,要么缺乏宁静、幸福和快乐,甚至在各种际遇之下,连起码的身心健康都难以保持。我们今天讲一个共产党人的修养和追求,这非常好,而且,共产党人讲“为人民服务”、讲“奉献精神”,跟中华传统文化中“士”的精神追求有相同之处。我们在广泛的人群中重建“士”的精神世界,可影响到更多的阶层。而且,中华传统文化中“士”的精神追求,有很多活生生的例子(role model),让中国人天然觉得有亲近感,而且可以效法,也可以做到。比如,孔子讲“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颜回“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范仲淹讲“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王阳明讲“在事上磨”,讲“知行合一,致良知”,对于今天每一个中国人确立基本的人生观和价值观,都有很好的指导作用。

9)很有意思的是,对“士”的精神的追求,并不像“马斯洛需求理论”里面说的那样,只有满足了最基本的需求,才能追求更高的需求。相反,中国古代的士人,不管物质条件多么简陋,不管身居何职何位,都能努力追求个人道德修养的提高、精神境界的提升、人格气度的扩大。在追求“内圣”的道路上,没有任何人、任何事能阻止我们,任何人只要愿意,总是能做到“穷则独善其身”;而一旦条件具备,则可以在“内圣”的基础上,转而追求“外王”,实现“达则兼济天下”。

10)我之前不太明白,为什么日本明治维新之后,有那么多的日本人会倾心于王阳明的“心学”。现在想想,作为中国古代社会“新儒学”的一个分支,王阳明的“心学”,确实能够让人在保持积极入世态度的同时,又不会因为一时的成败得失而迷失方向,能够让人在世俗的功名利禄之上,还能看到“知行合一、致良知”的精神追求。持有这样一种“士”的精神,不必通过道教、佛教等宗教思想,也能做到身心和谐,也能找到人生的意义、价值和方向。

中华传统文化博大精深,值得我们每一个人去探索、去领悟。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它虽然在科学、逻辑等层面,落后于西方文明,但是,在统一性、世俗性、创新性和包容性等方面,是优于现在的西方文明的。看着正在席卷美西方国家校园的反战抗议浪潮,看着美西方迷信丛林法则、迷信“社会达尔文主义”给世界人民、给自己本国人民带来的创痛,我坚信,中华文化经过批判性继承,一定是优于西方文化的,它才代表了人类文明的发展方向,它能够给人类一个更好的选择。

一家之言,仅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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