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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加昨天一尘老师的《走出美元陷阱》新书签售会的确非常兴奋，所以我很想讲几句心里话。

我个人写的《科学经济学原理》是2019年3月出版的，当时感觉很孤独。因为我是一直在企业界，从事具体的研发、营销、管理等工作。从实际企业里出来的写书的人有很多，这并不新鲜，但基本都是传记、经营管理之类。但是从纯学术角度写经济学主题的极为罕见。所以，我当时显得比较另类。但是我认为这个工作是非常有价值的，因为这种以自己在企业里，也就是经济工作的第一线工作中的第一手实际测量数据为基础形成经济学理论和观点，这种研究模式原来可以说是经济学这门学科生态上的一个空白。不只中国如此，从整个国际范围来看都是如此。一尘老师是长期在银行系统从事实际经济工作的，也写出经济学学术上的佳作，这让我感觉找到了知音，有同伴了。更高兴的是几乎同时出版的另外一本书《破局：需求不足的成因及解决之道》，作者是史帆老师，今天很高兴也被特意邀请参会。他也是长期在企业里从事实际经济工作，写的主题可以算是宏观经济学的学术问题讨论。所以，我们可以称自己为“实战派经济学者”。实战派的这个派不是具体的学术观点，而是研究经济学的方法和途径、模式。

我个人认为这种方法是非常科学的，也是我一贯的理念，所以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和价值。经济学存在很多问题，不仅仅是具体的观点和理论上有各种各样的争论，更主要的是经济学这门学科本身在科学性上都存在很多争议。这可以说与原来严重缺少实战派经济学者有非常重大的关系。不是说某个经济学者的理论或观点，而是整个经济学这门学科脱离实际的问题都比较严重。我们只要稍微比较一下其他很多科学性相对强的领域就可以看出这一点。比如说，从实际造船业中出来的船舶学家有很多，如给我的书《实验、测量与科学》写过序言的恽良教授，是世界公认的高性能船舶学家，他是开发成功世界第一艘气垫船、中国第一艘地效翼船的总设计师。从计算机产业里出来的计算机科学家有很多，从矿产勘探与开采行业出来的地质学家有很多......但是，从真正搞经济的企业里出来的经济学家极为罕见。古典经济学家大卫·李嘉图早年从事证券交易，25岁就成富豪。但现在经济学家不搞经济几乎成为一个非常普遍的现象。可以有部分经济学家不去从事实际的经济工作，如果全部的船舶学家都没实际造过船，那你这个船舶科学是怎么建起来的呢？与实际造船是个什么关系呢？

今天的中国正在发生一个最重大的变化，就是重新获得全世界的话语权。可能有很多人认为这个太难，其实远比人们想象得容易。因为人类的本性其实都是一样的，都是羡慕强者和成功者。你只要成功了，说什么都有人愿意听，说什么都好像是有道理的。个人、企业、国家都是这样。现在的问题是我们原来有太长时间只习惯去听西方的，这个也很自然，因为人家西方最近几百年确实成功了啊，成功了必须得承认人家肯定有成功的原因和道理。其他落后的国家很自卑，也容易听信他们的。更重要的是如果有不听他的，他就拿更先进的枪炮顶着你脑袋让你听，不听的就把人家脑袋给砍了，剩下的基本都听了。

但现在我们成功了，我们开始有说话的资格了，回头一看发现原来西方人讲的很多东西也不是那么有道理。

当然有讲话的资格了不意味着我们随便怎么说都是好事情。我们不能、也不愿意拿着枪炮顶着别人的脑袋让别人听我们的。所以，我们就需要用更好的科学方法把道理讲清楚，来讲好中国故事。

前几天耶伦来中国，主要指责中国新能源产能过剩。美国曾经以很多理由指责过中国，如人权、强迫劳动......至少这些指责的借口本身一般是所有人都认为它本身是坏的事情。但这次耶伦的指责本质上不是这样。是说你中国新能源做得太好了，好到别人都活不下去，你中国在新能源领域也快要清场式领先了。这怎么行？你得发展得慢一些，得落后一些，好让别人也有活路。这才是耶伦指责中国新能源产能过剩真正的背景意思。有人说耶伦违背200年经济学的基本原则，根本不是这样的，只是美国人现在已经实在是挑不出毛病，不知道该来指责中国什么了，剩下的只是“羡慕嫉妒恨”。只是因为恨，就感情冲动地来以各种泄愤式的方式攻击中国。这种攻击对美国有什么好处吗？没有，结果只会更糟糕。

金灿荣老师有一个视频我印象很深，是谈习近平主席所提的四个自信。道路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都没问题。我们走现在这条道路成功了，既然成功了，那我们当然就有说话的资格。

但金灿荣老师说理论自信还看得不是太清楚。为什么呢？事实证明我们是成功的，但对成功的原因理论上不知道该如何解释，说不清楚，是原来所有经济学理论都说不通。未来应当如何发展理论上也说不清楚。所以，理论上是应该自信，但还没建立起来。这种情况糟糕到什么程度？很多发展中国家很羡慕中国，他们很希望从中国这里学到成功的方法。找到中国的经济学者们，希望他们能给出中国成功的经验，但让他们很诧异的是，中国经济学界大多是以西方经济学的那一套说词在谈中国所有方面都不对，问题成堆。所有都错了那怎么会发展成今天这样的？所以，中国在理论上缺口还很大。

我们希望能补上这个缺口。怎么补，唯一的途径只能是靠科学的方法。说一个具体的案例。最近中科院上海应用物理研究所（就是搞第四代核电技术里6种技术方案之一的钍基熔盐堆牵头单位），该所的胡均副所长转给我一个很著名的经济学家（不说名字，就叫X吧）的演讲视频，胡均副所长直言：汪老师你能不能去批评一下，实在是受不了。那位X经济学家的观点是反对中国搞任何产业政策。当然胡均老师之所以受不了X的讲话内容，不是仅仅因为这位X经济学家反对产业政策本身，而是他说的话实在是外行到超出了天际。其实我也早就有同感。作为学术观点，支持或反对都可以，问题是你得有依据。他反对的依据是什么呢？归纳起来主要是两个：

一方面是中国的产业政策都是几个政府官员坐在办公室里拍脑袋搞出来的，不可能准确规划出产业发展的方向。另一方面是真正产业发展的方向都是企业不断试错才会找到。

这类经济学家的观点我们经常见到是不是？问题在哪里？首先，这位X经济学家一开口就让真正内行的人明白，他根本就没参与过中国产业政策运作的过程。我给大家一些真实的情况。十三五科技发展计划完成情况数据：重点专项69个，立项的项目多达3500多个。现在正在执行的十四五计划的编制从2019年中就开始了，反复征求各方意见，花了一年多时间才完成，制定了有50多个重点专项，跨越的专业领域也是数以千计。为什么我可以说X一开口就会让专业的内行人知道他根本就没参与过中国产业政策的运作过程？因为我个人是以多种方式参与过很多科技产业政策和发展计划提案建议的。从规划指南的编制、项目申报、项目研发、项目验收报告和材料整理、成功项目的战略营销和推广......我都参与过很多。本企业本专业的参与过，不是本企业本专业的也义务参与过。参与过产业政策的建议，也参与过提案等。参加这类相关工作的人广泛地来自高校、研究机构、政府相关部门、民主党派、智库和企业，我和他们都为此类工作打过交道。我是实际参与过全过程各个环节的。

中国的产业政策是集合全中国甚至国外专家学者、企业和各路人马的智慧和意见的结果，并且在执行过程中允许根据实际技术变化进行调整。每隔五年会系统地重新制定发展计划。

政府部门的几个人怎么可能坐在办公室里制定出跨越数以千计的不同专业领域的产业发展规划？除了我因为创立第三代科学，有相应的全科型的研究学习方法，从而有胆量说一个人可以精通3500个不同的专业，你去问问中国的整个经济学圈子，甚至包括整个西方的全部学术界圈子，有任何人敢声称自己能精通中国产业政策规划中3500多个完全不同的专业领域吗？你X老师自己敢说精通几个专业？就算有这个能力，政府部门的几个人哪有这个精力把这么多领域的专业指南和产业规划全部在一年多时间论证和编写完？你制定出的产业政策是要落实到各个专业领域圈子里面去执行的，稍有一些专业性上的偏差，一出台马上就被专业圈子内部的人给骂死了。

中国政府部门在产业政策上主要承担的只是组织者和管理者，具体方向就是产业界自己搞的。本身就是纯市场化的。你X老师一句话把我们这些搞过实际工作的、成千上万参与产业政策全过程的人干得工作全给抹杀光了你知道吗？

类似的情况很普遍，并不是说X老师一个人是如此。经济学家们普遍都是在闭着眼睛纯粹以想象中的概念谈问题。根本就搞不清楚自己在说什么。不是说中国产业政策一点问题都没有，相反问题很多，我们内行人在一起也经济常抱怨产业政策中的很多问题，不是说经济学家支持中国产业政策就是一定是对的。关键是你首先不是要去证明你说的话是否正确，而是你得首先证明你有说话的资格。

没有调查研究，就没有发言权。不是你去调查过你就有发言权，更重要的是没有正确的、专业的、完备的调查研究，也没有发言权。没有这个专业能力和基础，没有测量学的系统训练，只是顶着个著名经济学家的头衔到企业和研究机构去，那不叫调查研究，只能叫去蹭饭了。X老师说就是因为中国搞新能源产业政策，就导致光伏价格低于成本。你研究过光伏吗？能说得清光伏产业成本构成是什么吗？

真理面前人人平等，这是说政治上人人都有研究和探索真理的权力。但正因为真理面前人人平等，所以在具体的真理面前人和人是绝对不平等的。你什么研究工作和相关专业领域的测量工作都没做过，仅仅凭一些经院哲学式的观念就跑来特别外行地发言，就如同裸体站在大街上大放厥词一样丢人现眼。任何人都可以对任何专业领域的问题发言，但必须首先证明你有在这个领域发言的资格。我们尊重和支持某些领域的专家和学者的成果，不是说他们的观点和理论都是正确的，而是最主要的是他们的方法是科学的，是有说话资格的。有说话的资格，即使他们的研究成果还有种种缺陷，我们也会给予高度的尊重。

中国政府不仅没有拍脑袋规划产业技术发展方向，而且正相反，是很少去作判断，几乎所有领域都是这样，属于什么方向全都去尝试。这个实际案例可以举出无数，例如：

新能源车：纯电（纯电里面的各种电池技术，超级电容，空气能等失败的技术都尝试过）、混动（包括增程、混动、插电全都有人做）、氢燃料电池等，政府都支持。甚至甲醇汽车、煤变油也曾当成新能源早就支持过。不光是新能源，老能源的燃油车中国政府也大力支持过。

移动通信2G时代的GSM、CDMA、SCDMA都上过，3G时代的三种制式TD、CDMA2000、WCDMA三家运营商一家分一个，4G时代的TDD、FDD所有运营商全上，5G时代的各种技术也都上。

第四代核电的6种技术方向都有人做。

大屏幕彩电时代的背投、等离子、液晶各个厂家各分阵营全搞，政府也没说强制不让搞那一个。

还有很多很多……

中国政府这样“无为之为”的态度是不是一定就是好事情，也不全是。在一些新技术标准上所有标准全部自由竞争，结果是没有一个出线，最后整个技术时代都快过去了还没争出结果的也有，例如地面数字电视标准等。这些真正触及问题内在问题和原因，应该如何改进，不是和X这些纯外行的经济学家说得明白的。

尽管并不完美，中国的确采用这种所有技术全都自由竞争的产业政策模式，在相当多的领域获得极大成功。几乎所有重大的技术机会中国都没有错过，从结果看是所有技术方向都“判断”准了。其实并不是提前判断的，而是市场选择的结果。为什么中国可以这么干？与什么经济学家特别爱争的制度啥的真没多大关系，主要是中国的市场块头能支持。除了中国可以在所有领域都这么干，你日本和美国只能在部分领域这么搞，全经济领域能这么干的只有中国。仅仅靠企业界怎么可能这样全领域地各种技术方向都去尝试呢？一个企业只能去作技术方向的判断，只能在投资相对有限的领域去大量地各个方向都去尝试。这是一个量变导致质变的问题，不是一个仅通过定性分析可以解决的问题。

争论这个问题的还有著名的经济学家Y和Z老师，一个长期支持、另一个长期反对中国的产业政策，其实无论支持的一方还是反对一方，也都是一开口就知道他们也都没怎么搞过产业政策。虽然Y老师是支持中国产业政策的，但不是说支持就是对的。以上并不是对X、Y、Z老师们个人有什么看法，这个存在普遍性，从根本上说是经济学这门学科本身就存在的问题。

科学对所有人都是一视同仁的，首先你得有调查研究、并且是正确的（专业的、受过系统的测量学训练、采用正确方法的、完备的）调查研究，你才有资格谈是对还是错。但是现在中国经济学领域就是有一大堆根本就没有说话资格的人整天特别理直气壮地，用毛主席在《反对本本主义》中的话来讲就是没有调查研究（没有测量数据）地“瞎说”。

客观地说，中国共产党在诞生以后，尤其是毛泽东逐步成为核心的过程中，在科学和专业面前是高度谦卑的。因为我们认为是缺少科学而导致近代的落后挨打，所以尊重科学和专家成为一个传统。这种对专业的谦卑事实上也是有文化传统，中国历史上完全不是有些人想象的当了皇帝想干什么就可以干什么，文官、武官、宦官等都各有自己专业范围的话语权，皇上也是受到众多不同专业群规矩的限制。

但是，我们也时常见到历史上对专业和专家的各种逆反。其原因是多方面的：

• 首先政府官员具有对全社会运作的高度决策权，但政府官员自身的政治也是一个专业。因为过去缺少第三代科学的支持，很难要求每一个政府官员，尤其是具有决策权的政府官员通晓人类一切科技知识。这使他们难免在专业性上时常出现偏离。

• 专家本身大多是局限在不同的专业领域。一个领域的专家一般对其他更多领域的专业知识比较缺乏。但如果专家因为在自己的专业领域颇有成绩就以为自己什么都懂，就很可能对不是其专业领域的问题去指手画脚。这种跨领域去发言的行为还往往使这类人群很有成就感，因为投入远比本专业少，还能像在本专业的名声一样在其他领域发言。

• 无论是谁，都有自己的利益。因为利益导致专业性被漠视，就会被民众认为是“砖家”。

• ……

要解决以上问题当然不能靠一种途径。从积极的方式看，系统掌握第三代科学方法，使得关键岗位上的人具备全科型的学习能力，这是根本性的、创造性的出路。

即使不能去通过第三代科学方法获得全科型的知识结构和能力，从底线的角度看，以此方法明确知道自己专业领域的限制。如果你想去在新专业领域去发言，都应明白自己必须首先去用科学的方法研究清楚这个专业领域才能具备相应的说话资格，这是极为重要的门槛。

参加昨天活动的还有一位特邀来宾——《破局》的作者史帆老师。他们两位和我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我们都是长期在企业里工作，但却都对经济学的纯学术问题有浓厚兴趣。以实际工作中的第一手资料、第一手测试数据、长期第一手的调查研究结果来研究经济学问题，这是确保研究方法符合科学的一个重要途径。这并不是唯一途径，但却是一个有效的途径。具备这个条件并不是一定就能保证其所有的理论和观点都正确，尤其不能保证都完美无缺，但至少证明了其具有讲话的资格。所以，希望未来有更多在实际产业中工作的人，如果有机会的话，能够以科学的方式来研究经济学的理论问题。要理论与实际相结合，并且是用科学的方法相结合，才能使中国的经济学领先于世界，才能获得理论自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