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五年以来，因G2争端、新冠疫情和俄乌战争，逆全球化（reverse-globalization）声浪四起，不但成为全球热议话题，也深刻影响不同国家税收、贸易及科技政策。但正如各位读者过去五年所见，作者坚持不使用“逆全球化”而更愿意使用“全球化的重构”（reconstructingglobalization）来指称当前的状态。这并非作者拒斥“逆全球化”的负面影响而不愿意使用，实是因为这两个短语存在显而易见的内涵差异，这个差异反应了使用不同词汇的人群对历史、现实和未来的认知差异。在过往数十年以自由市场理论为主导的深度全球化进程中，受益国家和地区不过了了，形成了中美俄欧四边嵌合的局面。而上述四边，加上东亚，就是过往全球化真正集中受益的地区。然而，即使仅在这人类世界的部分区域，过往全球化带来的也非受益的均等化，“纽伦港现象”（也即纽约、伦敦、香港成为最重要的全球金融中心）令人侧目。所谓“世界是平的”，最终变成不同国家间的个别超大型都市更加趋同，资源和财富更加集中，随之而来的，是一国内部不均衡性的显著上升。这最终导致欧美民粹主义的复兴和财富重新分配呼声在全球的高涨。与财富分配诉求同频共振的强音，是基于地缘政治安全提出的供应链安全问题。G2争端开始时，这个声音尚不强烈。但在经历新冠疫情的供应链依赖和俄乌战争导致的能源断供危机后，欧洲主要国家不得不接受了美国基于地缘政治战略而提出的观点，即供应链的多元化是必需的。跨国企业为之进行准备，重新布局，以成本的大幅提升来保障产业的可持续运行。更为重要的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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