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为“五四青年节”，我们青年节谈青年就业。

当下中国青年遇到多重就业困扰：

一边劳动人口持续减少，另一边年轻群体失业率高，争相考公、考事业编，或考研延迟就业。

一边受教育程度提高，另一边一线城市高学历内卷更严重，名校硕博毕业生挤入县城考公。

一边ChatGPT等技术创新令人惊喜，另一边又担心人工智能引发技术性失业，担忧自己的专业将来被替代。

如何解决青年失业问题？

国务院发布了《办公厅关于优化调整稳就业政策措施》，强调多措并举稳定和扩大就业岗位，如对吸纳大学毕业生的企业提供就业补贴、支持国企和事业单位扩展百万就业见习岗位、支持金融机构给吸纳就业人数多的企业发放贷款。

政策界对失业问题的认识更多停留在经济边际衰退的“副产品”，对失业问题的解决更多聚焦于政策层面，较少从人力资本与技术内生的角度出发，而人才是经济的起点与终点。在近期的数字原野年度讲坛上，上海交通大学陆铭教授从技术创新、服务业增长的角度分析就业问题。这是一个更为根本的逻辑。

本文为“五四青年节”特辑，从人力资本与技术创新的角度分析青年失业问题，并试图提出一些解决思路。

本文逻辑

一、现实，技术进步促进收入增长

二、逻辑，技术创新创造更多就业

三、政策，支持民营科技企业发展

【正文6500字，阅读时间15'，感谢分享】

01

现实，技术进步促进收入增长

几乎所有就业岗位，都是通过技术（知识、制度）创新和人力资本的进步创造的。

在计划经济时代，劳动力优势没有发挥出来，农村失业和国企隐性失业问题突出。香港中文大学（深圳）陶然教授在一篇干预计划体制的市场化转型的文章中提到，计划经济把稀缺资本配置到资本密集的重工业部门，但重工业部门创造的就业不多，这样抑制了劳动力的比较优势，带来资源配置效率的损失。

改革开放后，中国大规模引入国际资本和技术，大力发展制造业，创造了数以亿计的就业岗位，大量农民和大学毕业生涌入城市就业，家庭收入和消费福利大幅度提高。

进入后工业化时代，服务业逐渐成为创造经济附加值和就业总量最多的行业。

数据显示，1953年-2020年，美国制造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从28%下降到10%，农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从5.3%下降到0.8%，而服务增加值占GDP比重从64%左右上升到88%。1990年-2020年，美国第二产业就业人数占比从26%下降到19%，第三产业就业人数占比从72%进一步上升到79%。

不过，很多人对服务业产生误解，认为去工业化，大力发展服务业才能促进就业和经济增长。其实，服务业增加值占比的持续上升并不是“应然”的。如果刻意弱化制造业、抑制技术进步，增加服务业占比，那么服务业的规模只会更小、就业岗位更少。欧美国家随着经济增长服务业占比增加，其实是技术进步的结果。技术进步促进的服务业增长才能创造更多就业岗位。

为什么技术进步带来服务业扩张，进而创造了更多就业？

其一，技术创新增进产业分工精细化，从工业部门不断地分离出庞大的商务服务业，创造了大量商务服务岗位。

亚当·斯密的斯密定律认为，市场规模可以促进产业分工；庞巴维克的迂回生产理论认为，资本可以促进产业分工。但是，不管是市场规模还是资本对产业分工的作用，归根结底都依赖于技术进步。反过来，产业分工又进一步促进技术进步。

二战后，欧美国家的制造业占GDP的比重持续下降，其中一部分原因是技术进步推动制造业产业精细化和分离。原来工业部门中的人力资源、法律、设计、会计、融资、网络技术、管理咨询等分离出去，形成了庞大的商务服务业，创造了会计师、设计师、律师、咨询师、软件工程师等商务服务岗位。如果把这些商务服务业与制造业加在一起，欧美制造业的占比没有下降多少。

如今大量的大学毕业生，尤其是金融、财务、法律、软件、设计等专业的毕业生，在商务服务业就业。当外需下降、内需不足，制造业增速下降，商务服务业减少雇佣，大学毕业生就业压力就会增加。这是近些年大学毕业生找工作困难的重要原因之一。

所以，只有搞好国际环境，引入更多技术，投入更多技术研发，制造业才能发展的更好；只有制造业发展越好，商务服务业才能更繁荣，进而给大学毕业生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

其二，技术创新带来社会增收效应，增加了多样化的服务需求，进而促进了各类服务业兴起。

技术创新带来的增收效应可能是社会性的，覆盖企业、工人、投资人等群体。

例如，技术创新降低了企业的成本、扩大了产出和收入，企业继续扩张产能并计划上市，增加法律、会计、审计、融资等商务服务采购，进而带动相关商务服务就业增加。

又如，互联网平台还降低了广大用户的交易费用和时间成本，公众号降低自媒体和主播的创业成本，美团降低了骑士自主就业的成本，微信支付降低了用户支付现金、去银行排队的时间成本，微信降低了用户的电信费用，这些平台相当于节省了消费者剩余，增加了用户收入，用户进而扩大消费带动服务业和就业的增长。

增收效应当然也能够带动工业发展，消费者扩大工业品的采购。但是，为什么随着收入的增加，服务业的占比增加？

除了制造业分化外，可能还有两个原因：一是工业品的规模效应带来高效率，资本和劳动力容易饱和，而服务业还处于手工业状态、效率更低，劳动力更稀缺，随着收入的增加，劳动力持续向服务业转移；二是随着普通家庭收入的增加，需求的多样性增加，刺激多样性、非标准化的服务业增长。例如我们可以在一座城市找到100家不同手法的按摩服务，但是很难找到30种不同按摩机械。

如果普通家庭的收入没有跟进，各类服务业的需求不足，很难继续吸纳大规模的就业人口。只有经济和制造业发展给普通家庭带来收入才能产生增收效应，进而带动广泛的服务业和就业的增加。所以，就业问题其实是技术与经济进步是否转化为普通家庭收入的问题。

其三，技术部门随着产业分工成为了独立的技术服务部门，直接创造了大量技术服务岗位。

互联网企业利用数字技术直接创造了网络媒体、网络支付、网络通讯、电子商务等数字服务业，催生软件工程师、网络设计师、自媒体编辑、带货主播、外卖骑手等数以亿计的数字就业。人社部去年颁布的职业分类大典里面，显示了净增了158个新职业，其中有97个是数字就业。微信数字生态（公众号、小程序、视频号、微信支付、企业微信）在2020年所衍生出的就业机会就超过了3600万，2021年进一步上升到4618万个。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发展战略和区域经济部副部长卓贤在数字原野年度讲坛指出，数字经济创造了近2亿数字就业人口，占总就业人口的1/4，这个规模要相当于美国和德国的总就业人口。

所以，支持技术企业的发展，相当于直接创造就业岗位。互联网平台大幅度降低了交易费用和就业成本，当下青年可以多借助这类平台实现自主就业和创业——尽管也很卷。

02

逻辑，技术创新创造更多就业

不过，并不是所有人都欢迎技术创新。

历史上，政府、工人都曾对技术创新带来的失业感到担忧，他们采取了一些非常措施来应对，如破坏机器设备、用勺子替代挖掘机挖地。拒绝新技术至少带来两大坏处：一是更低效的技术创造更低的产值和收入，进而产生减收效应，削弱了市场需求，引发更大规模的失业；二是国外引入先进技术，降低成本，提高产出，提升国际竞争力，对本土低效劳动构成替代。

今年，ChatGPT的出现掀起了一股内容生成式AI热潮，与历史上任何一次技术革命的情景类似，新技术总会引发人们对失业的担忧。不过，经济学家普遍是乐观的，从逻辑上讲，技术创新只会创造更多的就业岗位，而不是增加失业总量。

古典主义经济学家否定技术性失业的存在。萨伊定律认为，供给可以创造需求，即采用新机器促使产品供给增加，促进产品需求的增加，进而带动劳动力需求的增加。技术进步替代一部分工作、导致失业增加的同时，也创造了新的就业机会。这就是自由市场的补偿机制在起作用。

不过，很多人并不能完全讲清楚新技术创造新就业的逻辑。古典主义和新古典主义合计整理了以下七种路径：

其一，新机器补偿机制：技术进步产生的新机器替代旧机器，新机器所缔造的工作岗位补偿了被技术进步排挤的就业。例如，ChatGPT可以替代部分搜索、编辑、咨询、编程的工作和人员，但是ChatGPT的开发需要大量的高级工程师，其训练和运行需要大量的数据、算力和能源支撑，进而催生庞大的储存、电子、芯片以及能源产业，创造更多的工作岗位。这就是新技术直接创造相关就业岗位。

其二，价格下降补偿机制：技术进步可以降低商品成本，进而让需求增加、产出和就业扩大，实现补偿。这是一种典型的古典主义范式。例如，ChatGPT可以改进经济效率，促使付费知识、图片设计、法律咨询、软件服务的价格下降，进而扩大了需求，促进下游产业扩张，提供就业率。其中的差异是，不同产品的需求弹性不同。

其三，新投资补偿机制：新技术促使成本下降、需求扩大，但是售价有可能没有同比例的下降，这样厂商就有了额外的利润，有意愿增加投资，创造新的就业。例如，微软是最先接入ChatGPT的互联网大厂，其ChatGPT帮助Bing、Microsoft Office提高市场占有率和收入，但短期内微软不会降低产品价格，从而获得超额利润，激励其扩大对该产品的投入。

其四，新产品补偿机制（与其一类似）：技术进步带来的新产品将创造新的生产部门和就业岗位。例如，ChatGPT可能会消灭很多岗位，如编辑、律师、教师、分析师、设计师，但它也可能直接创造更多就业岗位，如高级分析师、高级设计师、高级数据库架构师、调查记者、管理者，还可能包括电子技术工人、石油开采工人、芯片工程师等。

其五，工资下降补偿机制：技术创新引发失业，劳动供给增加，劳动力的价格就会下降。这个时候，一些厂商就会增加对廉价劳动力的雇佣，或开发劳动密集型技术，以降低成本。例如，ChatGPT导致普通教师失业增加，家庭辅导教师的工资下降，家庭可能进一步扩大家庭辅导教师的雇佣量。

其六，收入增加的补偿机制：由于技术进步带来成本下降的好处被工人和雇主分享，工资和利润都得到提高，产生收入效应。如此，消费和投资都会增加，同样就业也会增加。

其七，新投资激励补偿机制：技术进步会导致投资边际效率提高，利润预期上升，这种情形下企业一般会追加投资，就业也随之增加。这一机制被称为 “熊彼特效应”。例如，ChatGPT可以接入服务商增加收益，服务商及其软件工程师预期收入增加，进而扩大投资和消费。

经济学家根据均衡逻辑认为，市场的自我调节机制可以烫平新技术带来的短暂性失业、结构性失业，最终技术创新带来更多就业岗位。

但是，对个人来说，短暂性失业、结构性失业依然是巨大的挑战。ChatGPT可能直接让编辑、教师、律师、会计师、分析师、设计师、软件工程师等知识工作者丢掉工作，他们辛辛苦苦构筑的职业知识与技能护城河，在内容生成式AI革命面前可能不值一提。

OpenAI（2023）的研究显示，大约80%的美国工作岗位当中，至少有10%的工作任务受到GPT的影响；大约19%的工作岗位至少有50%的工作任务受到影响。据美国《财富》杂志网站报道，一家提供就业服务的平台对1000家企业进行了调查，结果显示，近50%的企业表示，已经在使用ChatGPT；而已使用ChatGPT的企业中，48%让其代替员工工作。

当代青年该如何应对来自AI的挑战？

学会思考而不是记忆知识，学会使用工具创造性地解决问题，是AI时代的生存之道。

AI对当前的注重知识记忆和应试的教育体系构成严重的挑战。在计算机面前，我们在知识储存、搜索和计算方面没有任何优势。AI的进步将逼迫人们往思考的方向前进，构建思维体系，提出好问题，然后使用工具创造性地解决问题。当下青年可以更多使用互联网工具、AI工具来自我就业和创业，例如使用AI制图、做视频、做市场分析。

其实，即便没有AI，思维能力和解决问题的能力都是经济系统和职场的核心竞争力。大部分企业雇人的目的都非常明确，招聘拥有什么技能的人才来解决什么问题。当下青年需要掌握一技之长，培养创造性解决问题的能力。

萨伊定律更为根本的解释应该是通过改善人力资本来创造新供给，进而创造新需求。

03

政策，支持民营科技企业发展

如何解决失业问题？

政府有很多工作可以做，如给企业提供招工补贴、扩大国企招聘规模，但归根结底要促进技术进步，尤其是大力鼓励民营科技企业的发展。只有技术创新才能创造真实就业，才能带来真实的经济和收入增长。

其一，破除体制歧视，大力支持民营企业发展。

市场上，90%的城镇就业都是民营企业提供的。经济学家贾康指出，现在依据统计局的数据，已经论证2020年之后，中国城镇新增就业岗位100%甚至100%以上是民营企业提供的。为什么100%以上？他的解释是，国有企业是资本密集型企业，资本构成的提高使国有企业提供的就业总规模是有所萎缩的，萎缩的部分由民营企业来提供就业岗位“回填”，所以是100%以上。

垄断性国有企业并不能创造真实的就业。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石油、电力等垄断性国有企业本质上是公共部门，其经营收入实际上是消费者缴纳的税收，其雇员由税收供养。国企扩大雇佣形成低效无效的就业并未创造真实的就业，这类低效无效的就业本质上是在领取高额失业金。

但是，对雇员来说，这可能是一份好工作。它激励年轻人争相考公考编制，抢占公共资源；还产生挤出效应，优质人才流入国企，白白浪费人力资本，抬高民营企业的雇佣成本。这实际上是一种典型的“公地悲剧”。当然，问题并不在年轻人身上，我们真正需要改变的是游戏规则。有人说，体制内扩大雇佣是为了社会稳定。其实，社会稳定需要公共福利来解决，比如切实地保障失业金。

所以，真实有效的就业来自自由竞争的市场，来自广大民营企业。政府需要对民营企业、国有企业一视同仁，提供更加宽松的舆论环境，提供公平竞争的营商环境，提供同等条件的信贷财政支持。

其二，降低交易费用，降低准入门槛，着力提高普通家庭收入。

数据显示，2022年中国服务业占GDP的比重是50%，服务业占总就业人数的比重是53%，制造业占总就业人数的比重低于20%。

服务业是就业市场的主要买方，是就业扩张的重要产业。但是，不能为了发展服务业而发展服务业。服务业的发展是经济和收入增加的自然结果。政府需要降低交易费用、降低准入门槛，企业效益和普通家庭收入增加，自然扩张商务服务业、数字服务业和各类服务业，进而带动就业增加。

交易费用，是一个广泛的概念，其核心是制度费用。一家企业向银行贷款，除了支付利息外，还需要付出寻租费用，那么寻租费用就会抬高其交易成本。一家互联网企业投资一项技术，如果隔三差五被叫停，那么这也会增加其交易费用，降低投资信心。

政府可以降低准入金融门槛，同时加强监管，直接促进金融及相关商务服务发展；降低各种交易费用，包括降低摆摊的费用，促进各类生活便民服务业；打破国企的行政性垄断，引入竞争机制，促进石油、电信、电力等发展；稳定互联网等大型民营企业信心，促进技术和数字服务业的投资。

最重要的是，通过改革财政、货币和福利制度，让经济增长的财富更大程度地落到普通家庭的口袋，只有普通家庭的购买力足够强，才能撑起七八亿就业人口，并维持较高的收入。

其三，增强基础教育，改善投资环境，大力鼓励民营科技企业发展。

技术投资是长周期、高风险事业，需要稳定的社会环境、发达的金融环境和宽容的舆论环境。政府应该着力改善这三大环境，让投资者、企业家、工程师能安心干、放心干、长久干。政府一边要加大基础教育和基础科研的公共投入，提高人力资本水平，另一边要提供宽松的市场环境，让科技民营企业放心去投资、去探索和去研发，大力鼓励应用性技术的发展，进而推动数字服务经济带动更为广泛的就业。

过去，宏大叙事提高了人们对技术创新的胃口，似乎没有ChatGPT、星舰、超级芯片就没办法提振肾上腺素。这些重大创新固然是好，但是如今任何顶级创新都是全球最先进企业共同协作的结果。在这个全球技术产业链中，我们需要挖掘自己的比较优势，尤其是在应用性技术创新的优势。

美国互联网早期创业大多数在校园，而中国大多数在企业。这是两个完全不同版本的故事。中国网民规模迅速增加，同时劳动力丰富，激励互联网企业大规模开发消费端应用，应用性技术逐渐成为了中国互联网企业的比较优势。

应用性技术带来三大好处：一是彻底改变了我们的生活，增加了用户的消费福利，中国网上购物和线下配送比大多数国家都便捷；二是大规模扩张了就业岗位、降低了就业门槛，目前灵活就业人员约2亿人，其中外卖骑手约1300万名，接近全国人口的1%；三是提高了技术转化率和商业化能力，进而推动上游基础科研的发展。

政府确实需要大力投资基础科研，但是基础科研不能脱离应用性技术，反过来，应用性技术的商业化道路可以促进上游基础研发。北京是基础科研资源相对丰富的城市，深圳是技术转化大市，这两座城市的技术合作非常紧密。

经济是一个生态系统，制造业与非制造业协同，数实融合，软硬结合，上游支持下游，下游驱动上游。

过去，中国过度重视硬件而忽略软件，过度重视制造业而忽略金融和商务服务。没有发达的金融市场，不可能有先进的制造业和技术产业。深圳与香港的合作同样紧密，深圳发展技术和制造业，香港提供金融、贸易、物流等商务服务支持。

如今，软件是硬件的需求，软件制造驱动硬件制造。例如，苹果应用的需求促进芯片和相关硬件的进步，ChatGPT驱动芯片和算力配置的进步。近期，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率团访问深圳，认为深圳产业的数实融合、软硬兼备优势。香港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在参访中说：“比亚迪是实体经济的典范，腾讯是数字经济的先驱”。没有发达的软件和互联网应用，也很难促进硬件技术升级。所以，政府应该鼓励数字服务、软件制造，进而促进实体经济、硬件制造的发展，从而更大程度地扩大服务业和就业。

最后，人才是一切的起点和终点，人文主义也是“五四”的精神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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