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衰退的坏处，我觉得真是聊烂了：

随便就写了十个，打住吧（站在外贸和国际政治角度还能列一堆），不然就成了老龄化的负面清单了。

总之，存量环境是这样的。

人口是一个核心增量，只是“中国人能生”这个概念长期刻板入脑，由上到下都习惯了这个增量，不以为然。

直到这个增量终于消失，不少人终于反应过来：这好像是坏事啊！

虽然我的理想是上医治未病，但现实教育我们，往往得等脓疮烂了，有些人才会去看医生。

我国人口减少（而且是以远超正常工业化生育率下降幅度的减少），象征着存量环境的正式到来。

但我还是谨慎乐观。

你们老觉得我悲观，但我真的谨慎乐观。那些前一秒入关后一秒药丸的才是真悲观。我的谨慎乐观是因为：成本再难转嫁，改革压力正式成型。

我现在都记得几年前跑工业互联网，很多厂佬对我说的一句话：“人能做，就先不改了。”

就算我国劳动力成本已经远高于越南柬埔寨孟加拉，但人听话，不交社保不闹，不发加班费不闹，所以劳动效率还是高。

当然不闹啦，背着房贷房租嘛，“你不做有的是人做”，搞人就能搞出劳动效率，为什么要搞技术？

这只是个缩影，很多问题的本质是一样的。

为什么要费力搞真正的产业升级？带着高尖精的名义搞房地产呗，反正有新增人口来买。为什么要费力从增加收入剩余的角度去搞内需呢？新生出来的娃就是新内需。

很多结构性的问题，其成本都摊到了看似永远会持续下去的新增人口上。于是，任你骂万言，我不动一步。现在这块增量没了，不想动也得动。

而且改革的方向非常清晰，先发工业国们都趟过，一则生产力，二则分配，都是激发质量的提升。

在生产力方面。

一是做真金白银的产业升级。

不是外行领导内行那种、不是行政岗工资比业务岗还高的那种、不是不需要经受市场应用检验自己内部采买就能糊弄事的那种。

国企经营、国有投资运营机制的大改。“占领国计民生等战略产业”这面大旗，不能成为低效空转的遮羞布。

二是治理机制的改革。

“最多跑一次”，很好，能不能深化到“法律规定最多跑一次？”

行政对市场的权力，说白了是大是小您说了算。但能不能把这种权力规范化？把一纸文件对产业的不确定性影响降到最低？

以法治来降低行政对社会经营成本的隐形抬升。让从商到民都相信：纸面上的流程就是现实里的流程，压缩潜规则的空间。

别的不说。如果有个透明公正的A股，股民都能买出个庞大的养老金投资市场，起码二十年内不需要担心社保问题。

在分配方面：

在数量停滞的大环境里，想要更多消费和投资不？但你得让人有剩余去消费和投资啊。

公共服务均质化，降低生活成本，特别是没有隐形门槛的廉租房。

增加城乡养老金、实现普遍失业金，让多数人能用政府的钱买得起顿顿方便面。

不要把社保单纯看成成本，而是看成一种转移支付的手段，支付到每个人。

再加上劳动保护。

已经产能过剩了，996就是挤压岗位、制造失业、降低总消费。用行政强制力让人少上点班，少赚的用社保补，剩余时间才是最大的消费资本。

总之，多则贱，少则贵。过去人多，贵物贱人；如今人开始变少，就应当转入贵人贱物。

政府主导有效产业投资+市场机制改革+福利社会刺激消费，都是这么趟过来的。现在咱就中年期，离深度老龄化还有个十来年，这正是转型的窗口期。

不要再把民众视为生产之民、奉献之民，向他们索取；而是视为消费之民、流通之民，向他们给予。

反正我国文化上不接纳大规模移民，规模上也没有哪个国家能填这个缺口（起码得兼并半个东南亚）。

此事无他路可寻，只看这十年之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