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讨论一下“正义战争”（just war）的问题，即，在什么样的条件下，采用战争/军事手段解决问题是“正当”甚至“正义的”，能够最大程度地满足人们朴素的道德情感需求。

一、为什么要讨论这个问题

为何今天要讨论这个问题呢？因为摆在人们面前的是俄乌战争不断升级的问题。美国总统拜登甚至认为会出现最严重的核危机。

假设真的出现这样的情景，即俄罗斯在战事不利的情况下，选择主动使用战术核武器（小当量核武器），那该怎么办？我们应当拿出什么样的道德判断？

在当今世界里，无论哪一国，无论哪一方力量，只要诉诸军事手段解决问题，就不得不讨论军事手段的“正当性”和“正义性”问题。

人类历史上经历过无数杀戮——尤其是二十世纪的两次大战，使得人们对战争暴力非常厌恶。在“战后”的世界里，人类社会建立了很强的共识和预期，即各方应尽一切力量避免采用武力手段解决争端。

但在现实宇宙里，很多矛盾往往又是用和平方式无法解决的，结果最终难以避免军事和武力。因此，战争并没有在“战后”的世界里被消除：我们总能在世界不同地方看到大大小小的战争、军事行动和武装冲突。

像美国这样的传统大国，维持着极为庞大的军事力量，一方面对战略对手形成震慑，对盟国提供军事支持，另一方面也积极地运用军事手段，既能达成战略战术目标，又能以此确立对手方的预期，巩固和扩大自己的影响力。所以我们看到，过去大半个世纪里，美国一直在全球各地发动或参与大大小小的战争，担当全球超级大国的角色。

俄罗斯是另一个大国，虽受苏联解体重创，只是一个区域性力量了，但它仍保留着巨大的军事力量。在它自认为战略利益受到外来威胁时，会毫不犹豫地使用武力。

俄乌冲突让我们看到，人类并没有摆脱战争。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对战争的“接受度”和“习惯度”提升了——大规模的武装冲突重新回到人们的视野里。

但以上这些都不能改变当代人类社会对武力和战争的排斥。因此，不到万不得已、不到最后一刻，均不能轻易使用军事手段；即便使用军事手段，也要遵循各种各样的伦理规则。

人们现在总在讨论俄罗斯在乌克兰的表现，认为俄罗斯的军事表现十分逊色，与其大国实力并不相称。但如果完全不考虑军事伦理、纯从“技术”角度考虑的话，俄罗斯的实力与乌克兰确实完全不对称的，核心是俄罗斯拥有大量的非常规武器——包括小当量的战术核武器（乌克兰在苏联解体后即已放弃核武器，成为无核国家）。如果俄罗斯使用这些武器，那么从技术上看，乌克兰是没有抵抗余地的。当然了，乌克兰由此会获得更多的道义支持。

这是因为，在当今人类社会里，对军事行动/战争过程中能够使用什么样的武器和手段，也是有严格说法的，并通过国际法及多边条约，确立为国际社会基本的伦理、规范和规则。所以，核武器是一个绝对禁区：如果俄罗斯主动使用核武器，将使其军事行动的正当性及政治支持面临最根本的、颠覆性的挑战。

所以，即便是俄罗斯，处在眼下的困境里，也不能轻易地“冒天下之大不韪”，它必须顾及军事伦理，它不能“不择手段”地采取一切非常规手段以取得军事目标的胜利——它必须考虑遵守“游戏规则”，遵循国际社会的规则底线与预期，受到人类社会确立的伦理规范的约束。基于此，俄罗斯还不能走“捷径”，只要还有可能，就要尽力去维护军事行动的“正当性”或“正义性”——哪怕以牺牲更多本国青年军人的生命为代价。

这就是现实世界里，伦理规范对军事行为起到的约束作用。

有不少人反对任何形式的战争，认为凡是战争必然是非正义，不存“正义的”或合乎伦理的“战争”。所以“正义战”只是一个悖论。但这只是理想主义：在现实宇宙里，战争和武力确实是人类会解决矛盾和争端的手段。据此，更现实可行的做法，其实给予战争伦理上的引导和约束。

人类历史上，一方面有战争和杀戮，另一方面，许多文明文化也给战争设立了伦理规则。

西方有成体系的“just war”（正义战争）理论传统；中国古代也有“义战”的说法：“师出有名”、“不打不义之战”，这些说法都是关于战争伦理规则的。

春秋时期的人重“礼”，在记载春秋历史的《左传》里，就有许多关于军事规则和礼仪的说法，覆盖出征、行军到作战的各个环节。交战各方要自觉遵守这些礼仪、接受约束，打“义战”。如果不打“义战”的话，是要遭报应的。

具体例子如：

——“闻丧止伐”，两国要交战，如果听说对方国君去世了，另一方要主动休战或撤退，以示哀悼。不乏灾丧之国是一个基本原则；

——“无及寡”：不要再追赶、追击已经是少数的士卒；

——“不重伤”：不要再次伤害已经受伤的士卒；

——“不擒二毛”：不能主动攻击年龄大，头发花白的老人；

——“不鼓不成列”：不击鼓进攻还没摆好阵势的敌人；

——“不射君子”：不暗杀或杀戮对方地位高的人，例如贵族或统帅。

——在抓获对方国君时，也要以礼相待。

以上，大多是开战期间的潜规则。春秋时期还比较讲究礼仪。到了战国以后，军事伦理就发生了变化，“兵不厌诈”取代了军礼思想，“文明战争”不在，变成了计谋与杀戮。

战争是事关生死成败，礼数对应的是生死性命，要让各方自觉遵守礼数当然十分困难。但无论如何，中国古代出现过这样的军事伦理思想的。

要进一步分析问题，不妨使用西方的“正义战争”理论框架，因其内容更加系统、全面。

西方正义战争理论之所以发达，一个原因也是宗教与战争紧密相关（比方说十字军东征）。因此更需要在哲学、伦理上为战争提供正当性和正义性基础。

我们具体看看，需达到哪些条件，战争才有可能是“正当的”、“正义的”？

这套框架更多的是主要是针对战争发动方（而非防御方的）。它将战争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战前“Jus ad bellum”（围绕战前相关的权利）的，即什么情况下可以发动战争；第二个阶段是战时的“Jus in bello” （围绕战时相关的权利），即战争期间要遵循的规则和原则；第三个阶段是战后“Jus post bellum”（围绕战后相关的权利），及终战和战争之后要注意的原则。传统框架里，只有“战前”和“战时”两个阶段，后来才增加了“战后”这第三个阶段。比方说，我们评价美国的阿富汗和阿富汗战争，无论以什么名义出师，无论战时多守规矩，如果战后导致一个国家经济社会发展停止、恐怖主义滋生，甚至变成失败国家，那战争肯定不能说是正当的。

以下，分阶段介绍一下，并视情况探讨俄乌冲突。

1）正确的动机、正当的理由、正义的事业（just cause / right intention）：这就是“师出有名”的概念，正当、正义的军事行动必须是由某个事件触发，指向一个宏大的事业、宏大的目标，而不能仅为了获取某些资产、资源，为了达成某些狭隘的利益目标，或者为了实现某些与战争手段这种并不匹配的具体目标（这也是一个合乎比例即proportionality的问题：极端的手段需要匹配极端的场景和极端宏大的目标）。

不过，不同的文明和社会的价值观不同，对何为正当的理由、何为正义的事业的定义肯定也是不同的，人类历史上，有为不同的事业和价值目标而战的——包括宗教信仰、民族、种族、国家利益及其他一些价值观（例如西方认为，“捍卫人权”可以作为开战的理由）。不同文明和社会的价值观也是有差异的，不可能彼此完全相互理解及达成一致。

俄乌冲突：普京在启动军事行动前夜发表讲话，提出了多方面的理由，以解释俄罗斯采取特别军事行动的正当性，例如俄罗斯长期受到的安全威胁；要保护在乌克兰境内的俄罗斯裔人或俄罗斯人不受迫害，以及响应人民意愿，恢复俄罗斯的历史领土等等。普京讲话主要是为了打动俄罗斯人，当然也希望打动乌克兰及其他国家的受众。讲话中对乌克兰历史的叙述是标准的大俄罗斯视角，实质上从俄罗斯的角度否定了乌克兰国家、民族、语言、文化的存在。乌克兰（至少是反俄部分的乌克兰）当然不能接受这些叙事，但俄罗斯民众基本能够接受，使得普京的军事行动能够在俄罗斯国内获得相当的正当性、合法性基础。

2）战争只能是最后的、万不得已的手段（last resort）: 战争是所有人都不希望看到的最坏情景，是无可奈何的选择，所以不能上来就采取军事手段，在采取军事手段之前，必须先穷尽所有可能的和平手段（谈判，制裁、禁运、通牒等）。勿谓言之不预：只有当和平手段确实无力解决问题时，才能采用军事手段。

俄乌冲突：在乌克兰问题上，俄罗斯也是在美国和北约进逼多年之后方才采取行动的。实际上早在波罗的海诸国加入北约时，北约已经东扩至俄罗斯边境，北约东扩本身不是俄罗斯发动战争的充分条件，还要看涉及的具体地方。乌克兰是不同的：俄罗斯认为乌克兰是罗斯人的历史腹地和文明发源地，关乎俄罗斯文明的根本存在；一个强大的俄罗斯也不能容许一个亲西方的乌克兰的存在。作为俄罗斯的最后底线，此时它认为到了必须反击的时候。但俄罗斯不会一上来就采取军事行动，一定是自认为已经穷尽了和平手段，不可能改变美国和北约的行为。

3）有取得军事胜利的较高概率（probability of success）： “正义战”要求，只有有了一定的取胜概率——而且是较高的取胜概率，才能发动军事行动（这里主要针对发动军事行动的一方）。背后的逻辑是，由于战争必然涉及暴力和伤亡，所以决策者在行动前必须考虑周全，避免出现无谓的、无止境的、非理性的、不成比例的、不必要的牺牲。这是一种伦理责任，既保护己方，也保护敌方。所以，不加深思熟虑，打“无准备之仗”，付出无谓牺牲的军事行动一定会损害正当性。在实践中，对战争走势和结果并不容易预测。即便对方与自己的战力不对称，也有可能最终通过非对称的战略战术取得胜利。韩战、越战都是例子。

俄乌冲突：现在一般顾及，俄罗斯初期对获取胜利是有较高预期的，而且认为有相当比例的乌克兰人会欢迎俄罗斯的进入，这也源于俄罗斯/普京对乌克兰历史理解的偏差，低估了乌克兰作为一个长期脱离俄罗斯的独立的历史民族的存在。总之，现在看来，俄罗斯在许多方面都存在估计不足的问题，结果陷入目前的被动。而一旦战争拖延，牺牲代价不断累积、放大，也会损害战争在俄罗斯国内的正当性基础和伦理基础。

4）必须由权威机构发动（proper authority）：部队得是名正言顺的“王者之师”：军事行动必须由具备权威性、合法性、能够代表主权及民意能力的机构牵头执行，并且最好在国际上有公开的声明与宣示，而不是偷偷摸摸地进行。这一条俄罗斯方面也是做到的。

以上是关于战前的部分。

这里主要对战争中的军事行动如何开展提供伦理约束与指导。遵循人道主义、不伤及平民、不虐待战俘、避免任何战争过程中的罪行均属此大类。它的中心思想是要求人们打一场理性的、有限制、能够最小化伤亡和代价、尽可能仁慈和怜悯的“好战争”。

在逻辑上，“战时”与“战前”是分开的、独立的。不互为条件。换言之，即便在“战前”（Jus in bellum）部分的理由、理据辉煌而正当，也不代表可以不遵循“战时”（Jus in bello）的规则；同样的，即便“战前”的始因就不正当，也不代表可以“破罐子破摔”，“堕落到底”，可以不遵循“战时”的规则。

1）区分原则（distinction）面向军事目标，避免伤及非军事目标。打“义战”的时候，军事行动的目标应该严格指向军事目标，避免伤及非军事/平民目标，最小化“附带伤害”；因此，要避免摧毁平民设施；不能对平民进行报复行动（例如轰炸、屠杀）；不能攻击已经中止军事行动的敌方战俘（“不重伤”）；不攻击对方的医护设施和人员等。

但现实宇宙比这个复杂得多：完全避免伤及平民几乎是不可能的，在现代战争里，军事产业链很大，对很多与军事相关的人员很难做军或民的区分；另外，敌方可能会刻意利用这一条打“非对称”战争，即系统性地利用平民做掩护（可能是真，也可能是假），以及利用民用军事设施对对方的军事目标进行干扰，结果导致更大的代价。

西方正义战争的传统里对这类情景也做了分析，比较经典的是阿奎那（ThomasAcquinas）的“双重效应论”（Principle of Double Effect）。大意是说，即便出发点是好的，也可能造成意料之外的伤害，这确实难以避免。但如果要做到合乎伦理，须得:1）军事行动本身的性质、出发点是好的（或道德上是“中立”的）；2）从事军事行为的具体人在具体事情上的初衷是好的，没想着制造坏的效果（例如有意暗杀平民）；3）虽然造成了意外伤害，但好的效果大于坏的效果，并且从事军事行动的人已经在尽量减少伤害。

俄乌场景：二战时是无差别的“全面战争”，各方都将平民作为合法攻击目标。俄罗斯是希望维护军事行动的正当性的，也要争取乌克兰的民心，所以会避免伤及乌克兰平民，在可能的情况下避免攻击民用设施，建立人道主义通道允许平民撤离，等等。但在实践中却极难坚持：乌方打的是全面战争、人民战争、“非对称”战争，就是要将俄罗斯想遵守的军事伦理转化为其短板。最终我们看到的结果是，战争很快进入了残酷现状，乌克兰涉及交战的地方不可避免地遭到了大规模的破坏，许多地方变为废墟。这一点，当然也进一步削弱了俄方战争的正当性基础和和伦理基础。

2）合乎比例性的问题（proportionality）。

这里讲的就是“仁义之师”的故事：要求人们打一场仁慈的、节制的、人道主义的战争，以最小化伤害为目标，打“有限战争”。

具体而言，比例性原则认为：

——应当根据军事行动的目标，出动规模“适当”的部队完成任务；

——在选择完成军事目标的手法、手段上，在保证任务完成的前提下，应当尽量采取对对方损害最小、成本代价最小的手段。例如对敌方的作战人员，也要尽可能地减少伤害、伤亡：只要把对方击伤就能完成任务的，就不要把对方杀死；

——在作战中，随时随地要考虑己方军事手段带来的负面影响和效应。因此，能避免毁灭平民赖以生存生计的公共设施就不要加以破坏。同时，那些带来巨大的影响或损害（包括环境污染）的武器也不应使用——例如核武器。

这一条很像中国春秋时期讲究的军事礼仪，比较理想化。但可以想见，讲仁义的“仁义之师”一定能够提升军事行动的合法性及伦理基础。这个方面，其实我党在革命时期就特别注意，处理好部队和群众的关系，“军民鱼水情”、“不拿群众一针一线”，讲的都是类似的道理。这也使得我们的部队相较国民党和地方军阀更能获得百姓的拥戴。

在现实宇宙里，情况又是非常复杂的，如果两个地方的人在历史上有深仇大恨，战争又是关乎生死存亡的，那就是零和博弈了，没有那么多温文尔雅。军事行动要求以压倒性的力量迅速解决战斗，短期内看似代价更大，实则长期看代价更小。

3）善待战俘

如果对方的作战人员因为投降、受伤等失去战斗力，退出军事行动，不再构成威胁时，就要把他们当成非作战人员/平民对待：对于受伤的人应当给予应有的治疗和照顾；要人道地对待战俘，不能对其进行虐待、折磨、侮辱；不应去抢劫或偷盗伤兵、降兵和死亡士兵身上的财产，也不能侮辱尸体，等等。这些都需遵循人道主义原则。相关的原则也受《日内瓦公约》的保护。      

俄乌战争是一场发生在21世纪欧洲本土的战争，和一个世纪前战争完全不同的是，现在一切都被放在聚光灯下。只要一被发现虐杀战俘（或其他平民）的事情，就会被媒体大肆报道，用以破坏对方的道义基础。由于这种宣传能够带来很大的受益，使得交战方有意夸大（甚至不排除会捏造）相关报道。

4）不能采用“不道德”（malum in se）的手段。在军事行动中，不能使用不道德甚至是邪恶的手段来完成军事目标，这包括强奸、掠夺、恐怖主义等等。但为最重要的，是不能使用大规模杀伤武器，即核武器（包括小当量的战术核武器）及生化武器等。这些也有大量的国际条约和规则约定，成为人类社会的共识。

这里再统一说一说俄乌战争。在俄乌战争里，俄罗斯方在初期对乌克兰方和己方军事能力的预判肯定是存在偏差的，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导致目前比较被动的局面。对于俄罗斯来说，现在触发了一个很大的难题，如果还要完成预定的军事目标的话，是投入更多的军队（也暗示着己方更大的伤亡代价），还是“冒天下之大不韪”，采用非常规武器？这里指的当然是小当量的战术核武器。

按照“正义战争”的框架，俄罗斯已经陷入了很大的伦理困境：从“战前”（Jus ad bellum）角度，如果俄罗斯一开始并没有很高的成功把握，战争大概率拖延，并产生较大的经济社会代价，那么俄罗斯军事行动的伦理基础就会被显著削弱。

另一方面，为了摆脱军事困境，俄罗斯如果采用核武器（即便是小当量的战术核武器），就会触及了当今国际社会绝对不能接受的禁区，违反了“战时”（Jus in bello）考量中“合乎比例性”（proportionality）及不得采用“不道德手段”（malum in se）的基本原则。

总之，无论何种方式，俄罗斯要坚持达成当初预期的军事目标，肯定要以进一步牺牲战争的正当性及伦理基础为前提了。

当今世界视角，判断一场战争或军事行动的正当性，看“战前”和“战时”还不够，还要看“战后”（Jus post bellum）。战后主要考虑的是战争的终止/结束（停战），以及战后的各种安排、安置，例如对战败方人员的处置，以及对战争中双方罪行（如有）的认定等，同时还要考虑更加长远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发展。

1）适时、合理地终止战争。这一条理论上对于战争双方都可以适用，但还是主要适用于发动军事行动/进攻的一方。如果军事目标已经达成，之前触发战争的影响已经基本消除，对方愿意和谈等，就应当合理地终止战争。同时，如果发现军事行动的目标在使用常规手段下已经不可能实现，而只有使用超常规手段（例如大规模杀死武器）才有可能实现，也应该终止战争。总之，在“正义战争”这套框架体系下，只要是无止境、无边界、无限的军事行动，就难以走到“正当”和“正义”。

2）公平性和合乎比例性。胜利的一方应该公平地对待失败的一方，不能简单粗暴的施加“胜利者的正义”。这包括：

——要将军事领袖与政治领袖进行区分（通常军人只是执行命令，政治家则要为行动负责）；

——追究战争过程中的罪行的话，应该本着公平、客观的原则，一视同仁地对待对方与己方；

——对方如果战败、投降，也要保障对方的权利，同时对对方的赔款/赔偿要求也应当平衡、合理，不应过度严苛，将战争作为资源掠夺的手段。

3）战败方在战后的发展与重建。战胜的一方应该帮助战败的一方进行重建（或为其提供基本的条件），发展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在战后“回头看”，如果由于战胜方直接或间接的原因，使得战败方在战后未能很好的进行重建，反而陷入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国际环境等的发展困境，也会影响到战争的正当性和合法性。

这一条可以应用在美国的阿富汗和伊拉克战争：只管打仗，掠夺资源，不管重建，国家陷入一地鸡毛，成为失败国家，然后美国人撤离，这都会进一步损害战争的正当性。

在俄乌冲突的场景：最低限度，俄罗斯也要确保通过军事行动获取实质管控的原乌克兰地区（目前为四个州）的人口在一定程度上享受到政治社会经济文化的“净改善”。而俄罗斯在军事行动中对乌克兰其他地区的破坏，肯定对俄罗斯军事行动的“合法性”、“正当性”、“正义性”没有帮助。

1.可以看见，西方人发展出了一套系统、周密的正义战争理论，但这些都是理想主义的：由古到今，从近代、现代到当代的世界里，西方人参与的战争没有一条能够符合“义战”的标准。

2.但也要承认，二战后，人类社会对军事伦理的理解和认可，以及对参战方需要遵守的规则与约束的预期加强了。换言之，经历过二战后，世界总体来说还是变得更加文明了。这种文明也使得战争的参与方“碍手碍脚”，受到多重伦理约束。

3.“正义战”理论总体而言都是侧重于约束发动战争的一方（即“进攻方”），在“进攻方”和“防御方”之间，是存在一定的“伦理非对称性”。说白了，就是对进攻方的道德标准要求肯定更高。这也可以理解，因为战争按说是迫不得已之举，是大家都不希望看到的。所以，发动军事行动、进入对方领土或管治区域的一方，在伦理上天然就居于“下风”，要受到更加严格的约束和引导，要以更高的标准来维护和增强军事行动的正当性和正义性基础。

4.“进攻方”和“防御方”存在的“伦理非对称性”，往往使得“防御方”享受更多的道德空间和“灵活性”，并将之应用于“非对称战争”。这一条是很容易理解的：同样是对待战俘，俄罗斯作为“进攻方”会受到更加严苛的道德检验，而乌克兰则是面对“侵略者”、“保家卫国”的防御方、弱势群体，因此，即便虐待战俘，也是“打击侵略者”，更有可能获得道德纵容和许可。这种“伦理非对称”的结果只能是不断减少“进攻方”的选择，使其陷入军事上的不利，并最终放弃遵循伦理，回到更加残酷的现实战争本身。

5.但要看到，如果一切都放在台面上，双方对军事行动已经形成了非常明确的预期，那么防御方也是有避免战争的伦理责任的。此时，制造不可能的谈判门槛，消灭任何的谈判空间、推动民众打全面战争（甚至把民众作为掩护），已经有意识地进一步升级战争，也不能说是负责任的行为。这样的战争肯定是不择手段的，即便是“保家卫国”，也很难用“正义”这样的字眼去形容了。它不是别的，就是残酷的战争罢了。到今天，乌克兰应该看到，如果不放弃一些领土的话，战争冲突是不可能收场的。但Zelensky拒绝这样的谈判，不特如此，还在申请加入北约，这自然是不断激化和升级矛盾。而且Zelensky现在看上去有点有意挑拨俄罗斯打核战的态势。

6.在现实世界里，战争里发生的大多数东西都难以用伦理去判断——无论是参战的哪一方。比方说，如果当时是侵略者，现在被反攻到本土了呢？1945年，德国的大部已被盟军占领，苏联人对占领的德国地方大加报复，有许多恶行。最后兵临柏林城下，希特勒也拒不投降，把德国的小孩、老人送上最后的战场。希特勒还认为，是德国人辜负了他，只能一起上演“众神的黄昏”，见证最后的毁灭了。那德国人的柏林保卫战，是“正义”的，还是“非正义”的呢？1945年的日本尚打算在本土上对美国顽强抵抗，如果是日本的“保家卫国”，那算是日本人的“正义战”，还是“非正义战”呢？观者大概会认为，与德国的情形一样，作为加害者，你们必须为之前的战争行为付出代价。而美国人在研判形势后，直接扔了两个原子弹，消灭了数十万平民，并一举结束了战争。据说美国采用此举可以免去上百万人的牺牲，用核弹是正确选择。那按照今天的伦理看，美国这算是“正义战”，还是“非正义战”呢？美国人的行为，是否会减少盟军战争整体的“正义性”？战争是残酷的。对这些问题，恐怕都是没有答案的。

7.那么为什么还要将伦理因素引入战争呢？要看到，“正义战争”、“义战”的理想和理念虽然很难在现实世界实现，但依然是可贵的，是很重要的：它的存在，为一切的军事/武力行动提供了伦理框架及规则标准，使得人们能够从不同的角度看待战争，并引导人们尽可能地避免战争，引导参战方减少战争带来的直接伤害与间接伤害；

8.如果说两次大战让人类更加排斥战争，更希望看到战争中参战方能够遵循一定的伦理规则的话，还有一个因素是舆论影响。当今世界深受舆论、舆情的影响，甚至主导。人们对一件事情的看法往往能够影响事情的走向。从这个角度讲，对“正义战争”/“义战”的考量就非常重要了：它可以帮助争取人们对一个军事行动“正当性”、“正义性”的伦理支持。一个军事行动如果能够把“战前”（Jus ad bellum）、“战时”（Jus in bello）还有“战后”（Jus post bellum）都充分考虑，做到“师出有名”，军纪严明，作战时严格遵守伦理边界，打“正义之师”之战，并且能够做好充分的准备，那么非但不会影响军事行动的执行效力与效率，还会有助于军事行动的执行效力与效率。而军事行动的执行效力与效率本身，又会反过来影响人们对军事行动“正当性”和“正义性”的看法。总之，这些因素都是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的，存在着正向循环关系。

俄乌战争是在异常复杂的历史经纬及地缘政治博弈下爆发的，成为当今最重要的“历史”，并在以前所未有的方式改变世界，成为“百年不遇之大变局”里产生加速作用的最重大因素。伴随战争的发展推演，我们也能从中不断学习、领悟到更多的东西，并将其转化为我们自己的经验与精神资源。在未来服务我们的思考和选择。

（全文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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