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历史要实事求是，不能隔离历史语境，而要结合当事人的视角分析问题。这里需要再强调：一、《八一七公报》发布前，部分内容已在外媒上提前泄露，造成许多杂音与喧哗。中方对当时媒体泄露的内容、范畴及严重性等应有所知情。美国与台湾当局的勾兑，部分也是为了安抚解释后者。当然，也不要把问题看得太简单：泄露本身可能就是有意为之，制造舆论铺垫。但无论如何，北京应该不会对美方的“暗线”操作一无所知；二、台湾当局在1982年8月18日即对外公布“六项保证”，虽然“六项保证”的内容在很长时间里都没有被美国政府正式承认，但它仍然是一个北京知晓的客观存在。北京选择做的，是采取强硬表态，批判其内容、内涵，否认其效力，斥责其非法，然后专注中美三个联合公报本身，通过守住中美三个联合公报，维护中方的立场，同时尽可能维系中美关系。三、历史上不同时期，中方对于“六项保证”的认知、理解和容忍等取态也会随两国关系的变化而变化。在1982年，中方看到“六项保证”表述时，应该会有所预期。在当时看，“六项保证”的内容基本反映了中美谈判里难以逾越的难点，和中方谈判的感受一样：在所有的关键点，美方表达了难处，不愿也没有做出让步。但无论美国还是中国，当时都处在强调共识、淡化分歧，希望推动历史前行的积极状态，所以大家不认为这些分歧有严重危害；四、在1982年，中美也是有比较好的沟通的，我们甚至有理由怀疑，里根政府面面俱到、“多管齐下”，为了不给北京“惊喜”，可能会将与台湾当局的背对背沟通同步知会北京，例如，他们可能这么说（我杜撰）：“你们可能会看到，台湾当局在我们两方发布公报后会做这样那样的表态。但你们可以放心，这些口径也是我们提供的，也是我们在公报谈判里的真实表达，和你们的感受应该一样。这些就是我们面临的真实难点。碍于TRA，我们必须对美国国会有所交代。这些是我们在美国国内不得不解决的政治问题。但从美国利益而言，我们的长期重心肯定在中国大陆。我们只希望务实地发展与大陆的关系。今天的妥协，也是为了我们的关系得到更大的迈进”。如果我是1980年代初的美方谈判团，我也许会跟中方交底到这个程度，尽可能做到信息对称。毕竟这些东西很快就会被放到台面上。五、中方领导也了解白宫的“处境”，核心难点还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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