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20日，国家网信办对滴滴处80.26亿元罚款。官方通报，滴滴公司共存在16项违法事实，其中不少涉及违法收集用户信息。滴滴事件是这轮平台经济整治的重要事件，如今总算有一个结果。最近一年，互联网平台遭遇海啸般的舆论冲击，大量网民痛斥互联网平台不“为国分忧”，不投资“卡脖子”技术，只会在消费端反复收割用户。这种批判情绪包含两个层面的信息：一是对互联网平台侵犯用户权益的不满。违规收集用户信息的互联网平台，与违规放贷的商业银行和挪用预售款的开发商一样，必须依法惩处和严格监管。去年，我在《蚂蚁的野心》等文章深入讨论过这一问题，不再赘述。二是对互联网巨头不愿意投资技术的不满，以及对硬核技术的渴求。后发国家往往带着赶超发达国家的强烈冲动参与国际竞争。寄托于大企业、政府大规模投资硬核技术是实现国家赶超目标和满足民族主义情绪的“捷径”。近些年，国际政治局势动荡，对外贸易条件恶化，技术制裁升级，不少人表达了对星辰大海的强烈渴望以及对互联网巨头不追求“大国技术”的不悦。本文借滴滴事件讨论第二个问题，试图从经济学的角度解释技术创新的逻辑，回答后发国家如何才能实现科技立国。近年，很多人指责阿里巴巴、腾讯等互联网巨头只在吃喝玩乐的消费市场上赚钱，不愿意大规模投资芯片、操作系统等硬核技术。如此下去，中国消费市场和互联网企业一直给美国科技企业做嫁衣，长期被“卡脖子”。糟糕的是，经济学还有一个理论似乎支持这种说法。美国经济学家威廉·鲍莫尔在1967年发表了一篇论文。他在论文中将宏观经济划分为两个部门：一是生产效率高的“进步部门”，制造业、现代农业等；二是生产效率低的“停滞部门”，教育、餐饮、旅游、表演等服务业。鲍莫尔指出，生产效率高的部门，雇员越来越少，劳动工资下降。比如受摩尔定律驱使，手机技术快速迭代、成本不断下降。而生产效率低的部门，雇员需求量大，工资成本越来越高。比如，三百年前的莫扎特四重奏要四个人演，三百年后依然要四个人，劳动数量一样、技术可能更差、工资却更高。这样下去，会产生什么问题？……

本站网址随时可能更换，请关注公众号，以防失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