危机叠加：分化的大不列颠向何处去？2020年6月，亲历新冠肺炎生死劫的英国首相鲍里斯·约翰逊，发起了号称是“二战”以来英国最激进的新政。约翰逊誓言，新政“不仅致力于战胜新冠病毒，还致力于利用这场危机，最终解决这个国家过去30年来尚未解决的巨大挑战”。那么，如何理解这种“巨大挑战”？其症结又在何处呢？目光重返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彼时撒切尔夫人带领保守党赢得英国大选，随后推动以私有化为核心的历史性改革，而在大西洋彼岸的美国，新当选美国总统的里根也推行了相似的改革政策，一种被称为“新古典自由主义”（Neoliberalism，后来逐渐被简称为“新自由主义”，以下用此简称）的政治经济模式开始走上历史前台。在向全球扩张的过程中，新自由主义实现了工业生产、自由贸易和跨国资本的内外合流，一度使西方重新焕发生机，但也造成了一国之内、国与国之间、地缘区域之间普遍的结构失衡。随着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的爆发，世界经济衰退加剧了这种结构失衡，进而出现了卡尔·波兰尼预言的“钟摆效应”：继自由化、市场化、全球化、普遍主义之后，与其相悖的反向运动——社会保护、国家干预、反全球化、民族主义也逆势而起。包括著名经济学者约瑟夫·斯蒂格利茨、政治学者弗朗西斯·福山在内的许多西方知识精英纷纷指出，21世纪的新自由主义正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而新冠肺炎疫情的突然降临，则进一步加重了这场危机。英国正处于历史巨变的“漩涡”地带。金融危机以后，英国经济复苏乏力，尽管卡梅伦政府一度引领经济中兴，但如英格兰银行首席经济学家安迪·霍尔丹（AndyHaldane）所言，“经济的‘蛋糕’没有迅速做大，而且‘蛋糕’切得并不均匀”，结果是贫富差距拉大，“民主赤字”问题日益突出。作为应对困局的重大变革之一，起于2016年的“脱欧”，原本被英国人寄予了重新掌控国家发展主导权的热望。然而“脱欧”久拖不决，整整虚耗近四年光阴才完法律程序，至今未能达成脱欧后的英欧贸易协议，反而使英国的内部矛盾更加突出：政党政治分化严重，一度出现没有政党占半数议席以上的“悬浮议会”（HungParliament）和少数派政府，政策议程难以统合；国家裂痕逐渐加深，以北爱尔兰为代表的地方分裂主义此起彼伏，央地博弈之间的联合王国正面临更多的不稳定因素；社会分化明显加剧，脱欧催化下的民意进一步撕裂，民粹政治、身份政治取代阶级政治而成为影响政治走向的主要因素；官民信任深受重创，由于政治体制、主流政党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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