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彪曾说过：“左权从黄埔毕业后，要是不去苏联就好了。”他说的没错，左权的坎坷命运和半生抑郁，都来自于留学苏联。1925年，左权从黄埔一期毕业，经陈赓和周逸群介绍入了党，随后又参加了黄埔军校的两次东征，因战功升为连长。对于21岁的左权来说，这份履历含金量极高。也正是因为左权的出类拔萃，他才被党组织选中，派到新成立的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期望他将来回国能做出更大的贡献。左权服从组织的安排，不远万里奔赴莫斯科，努力学习俄语、理论、革命史等学科，两年后从中山大学毕业，又到伏龙芝军事学院继续学习。一手革命理论一手军事技术，这种文武双全的人才，国共两党加起来都没几个。但就在左权努力学习的时候，不经意间卷入了留苏学生的斗争。早在20年代初期，中山大学的学生之间，就有旅欧支部和国内直接赴苏的派别矛盾，数年来，两派的斗争从未停止。随着蒋介石清党、斯大林排挤托洛茨基等事件接连爆发，中山大学的学生又经过分化重组，形成支持校长拉古尔的教务派，支持党委书记西德尼科夫的党委派。米夫出任中山大学校长以后，王明也跟着水涨船高，俩人一起支持党委派对抗教务派，开始批发帽子打击政敌。而在这个过程中，米夫“发现”了所谓的江浙同乡会，说江浙同乡会是破坏中国党的危险物，必须彻底铲除。王明也向米夫建议，应该由苏联国家政治保卫局调查江浙同乡会，并且和向忠发汇报。这些事原本和左权没什么关系，但是好巧不巧的是，1928年初的一天，已经到伏龙芝军事学院学习的左权，因为回中山大学访友，被拉去和董亦湘、俞秀松等人聚餐，结果被王明抓住把柄：“好啊，你们私下聚餐，是不是在密谋什么事？”这下左权跳进伏尔加河都洗不清了，自此被扣上“江浙同乡会、有托派嫌疑”的帽子，受到严格审查。按照米夫和王明的说法，“江浙同乡会”要夺取苏联境内的中国学生的领导权，帮助国内的陈独秀重整旗鼓，所以“江浙同乡会”的成员必须从重处罚，谁怀疑这个决定谁就是反革命。如果按照他们的意见处理，左权可能出师未捷，就要折戟苏联了。不过好在“六大”召开以后，周恩来和瞿秋白组成调查委员会，详细调查了“江浙同乡会”事件，彻底否定了“江浙同乡会”的存在。左权重获新生，但经过这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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