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历十五年》是历史学家黄仁宇的成名作与代表作，这部成书于1976年的作品被美国多个大学用作历史教材。这显然不是偶然现象，这部作品与美国大学教材之间的联系或者说背后的秘密，往往被中国读者与研究者有意无意的忽略了。黄仁宇开创了一种新的历史创作模式，即通过一个个静态的历史切片，以点带面，把个体的命运演绎成时代的宿命。（这也是西方主流媒体以及“南方系”媒体非常擅长的一种文体）在《万历十五年》中，黄仁宇选择了皇帝、将军、思想家等为展示对象，为读者渲染了一个死寂的、绝望的帝国。当黄仁宇从所谓法律的尺度，去评价朱元璋“打土豪，分田地”社会革命的时候，他不会指出这是“等贵贱、均贫富”中国传统“大同”思想对违背天道秩序和健康社会秩序的一次拨乱反正，更不会指明这是一场仅次于新中国建立时期的“土地革命”。朱元璋对百姓苍生的仁爱，被黄仁宇批评为“抽象的道德”，在否定朱元璋的同时，他一再对“法律”高唱赞歌。道德与法律，是人类抵御社会人道灾难洪水泛滥的两道堤坝，在中国，道德堤坝的作用远大于法律。这恰恰是高阶社会文明的表现，而非黄仁宇所刻意渲染的落后。在中国历史上，多数新朝初兴，当社会资源被较好的分配与重组之后，整个社会迅速繁荣富庶，而整个社会总能表现出较高的道德水平。道德，是文明教化的结果，我们说“人性”，是在说他的道德表现；法律，是制度驯化的产物，针对的是人的兽性与破坏性。西方一味片面强调法律而漠视道德，是因为其刚摆脱野兽的天性，而其短暂的文明尚未进化出足够的社会意识与人性。在批评明朝“抽象的道德”的时候，黄仁宇的真实目的，是借以否定传统中国的文化价值观及其制度。他甚至不屑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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