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5年左右我就“国家安全”和一位著名自由派朋友的对话。这是我写的发言稿，他纳入了他的全集，不幸他英年早逝。今天，2021年11月19日，为庆祝党中央政治局再次通过加强国家安全的决议，找出了这篇文章。顺便纪念一下，多年前的争论。我1998年最早在经济学界提出“国家安全”概念；1998年与胡鞍钢，朱宁等合著《大国战略》。1999年支持国家在香港抵抗国际金融资本冲击，建议成立国家安全委员会。2000年主编《21世纪选择丛书》，10本，其中大部分与安全有关。2004年组织“非主流经济学家”，反对新自由主义；2005年提出“改革要注意公平”，“开放要注意安全”，并写出长文，把安全逻辑与资本逻辑相对立；2008年提出《战略产业论》；主张自主创新。当时我提倡“国家安全”是这样地有名，招致了自由派的忌恨。2003年借“杨帆门”事件来围攻我。当时我按校方意思不辩解，我说是为“奥运安全”，结果刘晓博专门写了一篇文章来批判我：“杨帆又拿国家安全说事了”。现在相应机构已成立，党中央政治局也再三强调国家安全。回忆起来，我觉得很欣慰。这是我2005年发表的文章。打破资本逻辑，以国家安全逻辑指导战略调整。一，中国学术思想界已开始大争论。关键是需要打破“经济学主流派”的话语霸权，各方平等对待，坦诚相见，澄清观点，尊重立场与人格，尽可互相批判。目前学术界不正常情况完全是“经济学主流派”的话语霸权造成,他们既然占据了优势地位,就以沉默封杀对手,诬蔑对手的学术水平与人格，使学术界真名真姓的批判与反批判不能开展。2004年他们被迫参加公开辩论,马上就暴露出专横与无礼,他们在主流媒体上是明星,但在网络上是过街老鼠,说明精英之路线与社会大众之间出现巨大社会分裂。是非曲直自有实践与历史证明。进行公开学术争论，最积极的意义不在谁能取胜，而是打破在“不争论”幌子下实际形成的经济学主流派话语霸权，这是企图把中国改革开放引向“权力――寡头――买办”道路的，非常危险的新自由主义思潮。二，所谓“自由主义与新左派之争”已被实践摈弃。2004年8月我们“经济学非主流派”支持郎咸平打破他们的封锁，进行国企改革大辩论，其意义不在学术，也不在国企，而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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