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聊了马斯克的税收观以及扎克伯格的元宇宙观。对比瑞丽事件后国内的舆论风向，我们会隐约发现，不同于我们的关心困难群众，美国的新一代精英们，野心勃勃开创新时代的同时，也在无情抛弃最底层的民众。这中美的新冠应对政策上，类似的差异也在出现。东方选择了对底层人民最负责任的动态清零，西方选择了对上层民众最有利的病毒共存。这种底层逻辑的差异，也使得经济与财税政策上走向了两个极端。在中国，瑞丽封城经济停摆，每人数十次的新冠检测，成本不可能主要由底层人民承担，必须让中国的马斯克们承担更高的税赋与第三次分配。在美国，富裕阶层控制的议会批不出足够的资金以平复底层民众的不满，因此就必须要对新旧“黄赌毒”开个口子，让底层民众有释放的途径。而这又加剧了人民路线与精英路线在生产力发展方向上的分歧。走人民路线的中国严厉打击各种新旧“黄赌毒”（譬如：医美、直播是黄，教培、房产是赌，游戏、网瘾是毒），激发底层民众活力与流动性，以其提高国家的整体生产效率。而走精英路线的美国则押注在第一流的企业能够带来井喷的生产力，资源的高度汇聚以及政策的高度容忍，使得美中两国的平台垄断企业估值在今年走向了背道而驰。这种差异，背后也都符合各自民众的认知。以前几年被热议的澳大利亚森林大火为例。中国民众普遍认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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