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国重器，源自何方？在全球化时代，顶级重器不在大国，而在大市与大士。本文从经济学的角度探索技术创新与自由市场、基础科学、国家治理的关系。最近300年的全球经济增长给世人提供了一条近乎可靠的经验：自由市场发达程度与技术发达程度（专业水平）呈正相关。如今，自由市场高度发达全球化国家，如美国、日本、德国，其综合技术水平均世界顶级。相反，我们几乎找不到一个市场羸弱且技术顶尖的国家（俄罗斯可作为特例讨论）。逻辑上是否成立？经济学家对技术的认识滞后于常人，将技术作为内生性纳入经济学的考量已是上个世纪80年代的事情。在亚当·斯密的时代，英国第一次工业革命刚刚开始。斯密与瓦特是老乡，斯密所在的格拉斯哥大学资助了瓦特的蒸汽机项目，斯密还给瓦特团队安排过宿舍。斯密发表《国富论》的1776年，瓦特也研制出了应用型蒸汽机。斯密在《国富论》中提出劳动分工促进经济增长。他在第一章《论分工》中指出：“劳动生产力上最大的增进，以及运用劳动时所表现的更大的熟练、技巧和判断力，似乎都是分工的结果”，“其中技术变迁以分工加速知识积累的形成，成为报酬递增永不枯竭的源泉”【1】。斯密在此基础上发现了专业化分工与自由市场之间的关系。他认为，“分工受市场范围的限制”。斯密以运输为例说明问题，比如水运开拓了比陆运更大的市场，从而“各种产业的分工改良，自然而然地都开始于沿海沿河一带。这种改良往往经过许久年以后才慢慢普及到内地”。这就是“斯密定理”。通俗点解释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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