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两年，电商巨头亚马逊被爆出使用AI监控员工，如果发现员工喝水或者上厕所时间过长、效率低下，就会被AI自动解雇。AI系统不仅能跟踪每个人的工作进度，甚至还能精确计算工人不干活的“摸鱼”时间。针对亚马逊的抗议浪潮一直持续到最近，仍然没有结果。这会让人想起去年火遍全网的《外卖骑手，困在系统里》一文，文中对外卖平台的算法系统如何将骑手价值榨取最大化分析的很透彻。然而这并没什么用，后面又相继出现了外卖骑手猝死和自焚讨薪事件，以及拼多多员工猝死和跳楼自杀事件。单纯的道德批判显然没什么用。从去年开始，对国内互联网平台进行反垄断的呼声越来越高，去年11月,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发布了《关于平台经济领域的反垄断指南》，今年两会期间，互联网反垄断也是热门议题，甚至已经有提案细化到了针对算力的垄断。在老生常谈的监管之外，我们还是要理清一些更本质的社会学问题。毫无疑问，随着这几年以技术和资本为基础构成的平台-算法-终端这套系统将现代生活无所不包的囊括其中，我们确实进入了数字资本主义时代。可以说，在数字资本主义极大发展的当下，以“控制”为核心的泰勒制的威力越来越强大，我们可以将之称为一种新型的泰勒制。从泰勒制的控制角度，我们再对外卖平台和亚马逊进行一番审视：在外卖员的系统秩序中，系统通过送达时间这个单一目标的不断动态控制外卖员的送餐效率（实际上就是通过平均送达时间不断压缩促进内卷），以及通过算法派单和接单数奖励的方式控制外卖进行看似正反馈的负反馈激励，使得外卖员不得不去不断增加交通安全风险来进行竞争，最后这个风险成本却不由平台本身承担，而由全社会承担，这就是一种极端的泰勒制对时间和空间控制的剥削策略。类似在于亚马逊仓储供应链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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