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所周知，人们愿不愿意生孩子，是由生产力决定的。以工业革命为分界线，这点表现的非常明显。在靠天吃饭的农业社会，人们愿意生孩子，而且把“结婚生子”当作人生最大的任务之一。毕竟生产力落后嘛。比如大禹治水用了13年，左手拿着准绳，右手握着规矩，走遍大半个中国，才开九州、通九道、陂九泽、度九山。最后治水成功，大禹累的小腿上都没肉，腿毛也磨光了。在那个年代，大禹是国家最大的领导之一，工作环境都如此恶劣，可想而知普通人的生活有多惨。基本上是“茅屋杂食皮草”三件套，能活一天算一天，生活质量就别想了。至于防疫和医疗更是没有的事，如果不幸感染病毒，只能用免疫力硬刚，能活下来是命大，死了也就算了。反正周围的人都一样，大家对生命的阈值很低，便没什么可悲伤的。这种生产力落后的年代，从“三皇五帝”一直持续到工业革命前夕，虽然各种技术在不断进步，但始终处于积累阶段，并没有跨越式的发展，对人的寿命帮助不大。直到新中国成立前，人均寿命都只有35岁。活下去是农业社会最大的追求。为了对冲高死亡率的风险，人们唯一能做的便是提高出生率。也就是尽量多生孩子，哪怕有几个孩子夭折，还有剩下的孩子做备份，不至于家庭失去劳动力，进一步导致家庭收入减少，甚至被人欺辱。古代人信奉“多子多福”，本质是对于投资和回报的期望。既然生孩子是投资，那夫妻需要付出什么？其实也不需要什么成本，无非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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