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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生常耻为身谋。
我们已经为你在所里准备好了你的办公室,是一间朝南的在二层楼的房间,淡绿色的窗帘,望出去是一排松树。
二
1978年,人民大会堂,央广播音员朗读闭幕演讲《科学的春天》,但很快读不下去了。掌声一浪接一浪,根本停不下来。
70多岁的南京天文台台长,哭得老泪纵横,82岁的农科院院长说,春天来了,我要当28岁过。
昏暗许久的中科院研究所,夜晚灯光如白昼。有科研员开始南下寻找工厂,长江波涛如雪。
停刊已久的科技报纸快速恢复,有的省市发行量超过百万。
科学家一夜间成为孩子们的理想,报纸上的偶像尽是科学家和工程师。陈景润的报道刊出后,收到上千封情书。
1979年春天,华裔物理学家李政道来中国讲学。长达7周的讲学,北京科学会堂,天天座无虚席。
中关村的3座特楼,已在时光中老去,灰墙晦暗,窗漆剥落,但楼中依旧春意盎然。
郭永怀的夫人李佩,创办了中科院研究生院外语教学部;地理学家黄秉维誓言:人生还可大干一场。
1986年,住在特楼的杨嘉墀等人,提议发起了“863计划”。
八十年代中期,中科院建起了新住宅,想让老院士们搬离特楼,反而招致不满。
老院士们说:好不容易可以做学问了,谁愿意耽误时间搬家装修啊?
当时,特楼还流传一个词,叫做“乔迁之忧”。
早期,中国参考苏联,将院士称为学部委员,1994年,中科院正式确定院士称谓,同年成立中国工程院。
关注越来越多,而特楼里的人,还是一如既往地随性。有年冬天,社区居委会工作人员上门,钱三强穿着老式棉裤就开了门。
钱三强去世后,夫人何泽慧仍然居住在特楼,晚年时,她常把头发随意一挽,对衣着毫不在意。
有报道说她过得清苦,但熟悉的人都不以为然。他们说,人家不是缺钱,而是不爱钱,不讲究,把精力都用在了科研上。
1999年国庆前,两弹一星功勋奖颁奖,6位在楼里住过的科学家获奖。
有人为同住特楼,参与研究,却未获奖的杨承宗鸣不平。老人只是笑笑:事情做出来就好。
那些年里,特楼里老住户越来越少,门前桃花早已不见,只剩下花坛里一棵孤独的雪松。
楼外的故事变化得越来越快,2002年,老院士秦伯益在《光明日报》刊文《院士不是花瓶》。
他是1994年首批工程院院士,科研之外,频繁被请去当评委,或者做顾问。
颁奖会上请我给获奖者发个奖,让群众鼓鼓掌;联谊会上一些不相识的人请我站立中央,让他们轮流照照相;无非都是迎来送往,逢场作戏;耳边尽是阿谀奉承之辞,嘴上都是不关痛痒的话。“终身荣誉”倒像一只花瓶,供人观赏。
老院士最后主动申请退休,并留下名言:
院士不能永葆青春,但是必须永保清白。
他研究的神农本草液,让几家烟草企业赚了大钱,已经形成经济利益了,怎么还能称为基础研究?
院士增选俨然已成了潘多拉魔盒,两年开合一次;盒子喷涌的是各路候选人,瞄准她手里的一票,裹挟欲望、蜂拥而至、周而复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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