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生常耻为身谋。

我们已经为你在所里准备好了你的办公室，是一间朝南的在二层楼的房间，淡绿色的窗帘，望出去是一排松树。

二

1978年，人民大会堂，央广播音员朗读闭幕演讲《科学的春天》，但很快读不下去了。掌声一浪接一浪，根本停不下来。

70多岁的南京天文台台长，哭得老泪纵横，82岁的农科院院长说，春天来了，我要当28岁过。

昏暗许久的中科院研究所，夜晚灯光如白昼。有科研员开始南下寻找工厂，长江波涛如雪。

停刊已久的科技报纸快速恢复，有的省市发行量超过百万。

科学家一夜间成为孩子们的理想，报纸上的偶像尽是科学家和工程师。陈景润的报道刊出后，收到上千封情书。

1979年春天，华裔物理学家李政道来中国讲学。长达7周的讲学，北京科学会堂，天天座无虚席。

中关村的3座特楼，已在时光中老去，灰墙晦暗，窗漆剥落，但楼中依旧春意盎然。

郭永怀的夫人李佩，创办了中科院研究生院外语教学部；地理学家黄秉维誓言：人生还可大干一场。

1986年，住在特楼的杨嘉墀等人，提议发起了“863计划”。

八十年代中期，中科院建起了新住宅，想让老院士们搬离特楼，反而招致不满。

老院士们说：好不容易可以做学问了，谁愿意耽误时间搬家装修啊？

当时，特楼还流传一个词，叫做“乔迁之忧”。

早期，中国参考苏联，将院士称为学部委员，1994年，中科院正式确定院士称谓，同年成立中国工程院。

关注越来越多，而特楼里的人，还是一如既往地随性。有年冬天，社区居委会工作人员上门，钱三强穿着老式棉裤就开了门。

钱三强去世后，夫人何泽慧仍然居住在特楼，晚年时，她常把头发随意一挽，对衣着毫不在意。

有报道说她过得清苦，但熟悉的人都不以为然。他们说，人家不是缺钱，而是不爱钱，不讲究，把精力都用在了科研上。

1999年国庆前，两弹一星功勋奖颁奖，6位在楼里住过的科学家获奖。

有人为同住特楼，参与研究，却未获奖的杨承宗鸣不平。老人只是笑笑：事情做出来就好。

那些年里，特楼里老住户越来越少，门前桃花早已不见，只剩下花坛里一棵孤独的雪松。

楼外的故事变化得越来越快，2002年，老院士秦伯益在《光明日报》刊文《院士不是花瓶》。

他是1994年首批工程院院士，科研之外，频繁被请去当评委，或者做顾问。

颁奖会上请我给获奖者发个奖，让群众鼓鼓掌；联谊会上一些不相识的人请我站立中央，让他们轮流照照相；无非都是迎来送往，逢场作戏；耳边尽是阿谀奉承之辞，嘴上都是不关痛痒的话。“终身荣誉”倒像一只花瓶，供人观赏。

老院士最后主动申请退休，并留下名言：

院士不能永葆青春，但是必须永保清白。

他研究的神农本草液，让几家烟草企业赚了大钱，已经形成经济利益了，怎么还能称为基础研究？

院士增选俨然已成了潘多拉魔盒，两年开合一次；盒子喷涌的是各路候选人，瞄准她手里的一票，裹挟欲望、蜂拥而至、周而复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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