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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公知为什么会失败？

2021年02月24日　

作者：明叔
来源公众号：明叔杂谈
微信ID：laomingdashu

公共知识分子，本来是一个极为高尚的称呼。

在我心目中，只有那些真正向民众传递科学、理性和人文精神的人，只有那些真正始终将国家、民族和人民的利益放在心中的人，才称得上是真正的公共知识分子。

公共知识分子的特性有两个：一个是“公共”属性，是指他们为了公众利益而奔走呼号；一个是“知识分子”属性，是指他们坚持科学、理性和人文精神。

但在中国，当公共知识分子被简化成“公知”的时候，一下子就成为了一个极具贬义色彩的词语。

在当前中国网络语境下，“公知”的特点是如此鲜明，又如此令人厌烦，甚至在某种程度上已经成了“过街老鼠”，人人喊打。

在我的理解中，“公知”是专门指这样一批人：

——他们对中国自己的历史文化传统和现实严重缺乏自信，尽管他们口头上不承认“外国的月亮比中国的圆”这种反逻辑、反常识的理念，但他们在潜意识里，都是这种反逻辑、反常识理念的信奉者；

——他们对西方所谓的“自由民主”和“市场经济”，拥有绝对的、未经严格反思的认同，导致他们看不到西方这一套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的内在缺陷，并幻想只有中国走上“全盘西化”的道路，才能真正实现民族独立、国家富强和人民幸福；

——他们对以美国为首的西方资本主义制度抱有浪漫的、不切实际的幻想，将其中“自由、民主、人权、平等、法治”等理念因素无限美化，并每每以此来抨击和指责中国。

在中国相对于西方还非常弱小、非常落后的时候，公知在中国似乎具有某种天然的正确性。

但在今天中国不断发展、不断崛起，而西方国家自身问题越来越清晰地暴露在中国公众面前时，公知在中国就成为一种越来越不合时宜的存在。

今天，所谓的“公知”，明显缺乏“公共”属性，因为他们看起来更像是高高在上、居高临下地向中国民众推销一种他们自认为理想的制度和理念，而非站在中国民众的角度去思考，到底什么样的制度和理念，才是最能让中国实现民族独立、国家富强和人民幸福的东西。

今天，所谓的“公知”，当然也缺乏“知识分子”的属性。他们对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资本主义制度的迷信，说明他们既缺乏严格的逻辑思辨和理性思考的精神，也缺乏根据现实与时俱进调整自我认知的能力。他们更像是一群固执、迂腐、生活在过去幻象中的人，而非真正具有独立思考能力的知识分子。

有人分析过，中国这一代“公知”的人生观、世界观和价值观形成的历史背景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资本主义发达国家在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上相对于中国拥有无可争辩的绝对优势。

而这，恰恰是中国的“公知”对中国缺乏自信、对西方存在迷信的根本原因。

但时移世易，随着中国在探索实现现代化的道路上取得越来越明显的成果，东西方力量对比开始明显向中国倾斜，这个时候，诞生于那个特殊年代的“公知”，就像是一群看不见现实的少数派，逐渐沦为一种被嘲笑、被批判、被大众抛弃的状态。

日前，《财新》的某位副主编哀叹，30年来所有启蒙的努力，都失败了。

他其实在那段文字里说了更过头的话，用上一个庚子年11年后发生辛亥革命，来晦涩地影射，在2020年疫情之后多久中国才会爆发新一场革命。

我直接留言说：“公知已死，有事烧纸。”

今天的中国，依然存在种种不足，这是中国需要始终坚持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的精神，不断完善治理能力的根本原因。

但这绝对不能构成拿2020年疫情后的中国，与1900年的晚清相比的任何理由。因为这已经不是学术和常识问题了，而是胡言乱语了。

今天，一个真正的公众知识分子，到底应该如何看待中国和外国的政治、经济、社会发展大势？到底应该采取一种什么样的学术和现实立场？

我依然认为，如果一个人把自己看成是公共知识分子，他就必须首先坚持其公共属性，必须始终把公共利益放在首位。

此时此刻，中国最大的公共利益依然是——民族独立、国家富强和人民幸福。

什么是最能真正实现这一当代中国最大公共利益的制度、模式和政策，什么就是一个公共知识分子最应该支持、参与设计和改进的制度、模式和政策。

简单说，这个问题的答案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我2002年从北大毕业至今已经19年，从事国际新闻报道12年，到访过四五十个国家，在我的理念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绝对不是一个空洞、僵化的政治口号，而是一种具有极大包容性、充满生命力、可以不断改进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制度。

今天的公知，其实很容易陷在“自由民主原教旨主义陷阱”和“市场经济原教旨主义陷阱”中不能自拔。我在之前的文章中写过，感兴趣的可以看看，这两种“原教旨主义陷阱”为什么是不对的。（《辛丑年，中国必将在复杂中继续前行》）

中国的“公知”往往认为，中国只要“西化”，就能解决一切问题；中国“公知”同时也会认为，中国只有“西化”，才能解决一切问题。

这是一个极其荒谬和错误的观念。

过去500年来，西方国家先后进行三次工业革命，在宗教改革和文艺复兴的基础上，确实走出一条领先世界的现代化发展道路。但如果放眼全世界，我们会发现一个惊人的事实——当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在照抄照搬这套“自由民主+市场经济”的现代化发展道路时，绝大多数国家都失败了，而非成功了。

从东南亚到中亚再到南亚，从中东到非洲再到南美，照抄照搬西方制度和模式的国家，最后失败的比比皆是。

中国共产党早就总结出了这一规律——任何国家的革命和建设，必须立足本国国情，与本国实践相结合。毫无疑问，这是中国革命取得成功的根本原因，但其实我们也应该看到，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国家建设时期可以成功的根本原因。只是因为之前中国的发展还处在从量变到质变的积累过程中，中国“人微言轻”，这些看似真理一般的判断，并没有得到更多人的理解和认同而已。

就我自己来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之所以具有生命力，就在于它坚持实事求是，并且能做到与时俱进，这是任何一个人、任何一家企业、任何一种制度，能回归本质、不断优化迭代的最根本原因。否则，就会陷入到僵化、落后的境地。

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过程中，有几个概念我们必须加以坚持：

第一，实事求是，与时俱进。

没有任何一种制度会天生优秀且永远优秀，任何一种制度都需要不断反思和总结，不断根据新情况进行调整，并不断解决新问题；

第二，中国是一个拥有几千年历史文化传统的国家（文明），在14亿中国人的理念中，一个强大的中央政府是国富民强的基本前提，美国从殖民地时代演化过来的“联邦制”，在中国既缺乏传统，也缺乏必要。

相类似的，在14亿中国人的潜意识中，国家统一具有不言自明的超级重要性。在美国西雅图市有一个人口只有几个人的“独立国家”，英国也可以允许苏格兰搞独立公投，但台湾却只有跟大陆统一这唯一的选择。关于这部分的探讨，可以参看李光耀的相关著作。

今天，像余茂春这样的“汉奸”依然在用共产主义、列宁主义这些老掉牙的、僵化的意识形态语言描述中国的政治制度时，李光耀其实早就告诉了世人：中国拥有远比近现代科学共产主义（社会主义）更古老、更丰富的历史政治传统。

中国没有法国的那种“社会契约论”，但中国自古就有“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的辩证理念，也有“得民心者得天下”的潜意识认知。今天，我们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很多时候，依然在不经意间重复和强化这些在中国已经有上千年历史的传统与理念。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仍在不断发展中，在国内依然没有对这一制度进行全面、现代化的总结。在国外，西方更是远远没有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真实内涵。

但我相信，随着中国在物质层面的发展越来越好，一定会有中国的知识分子、政治学家、社会学家、历史学家，去结合中国几千年的历史文化传统，去重新认识当前中国制度和模式的内涵和外延。

第三，曾经提出“历史终结论”的美国学者弗朗西斯·福山，在其近些年的著作中已经明确提出来，相对于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一个政府的治理能力，才是21世纪国家构建中更具决定性的因素。

在改革开放之初，中国人终于打破了“市场”和“计划”的迷思，认识到二者并非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本质区别，而只是一种资源分配手段。

今天，我们同样需要打破西方资本主义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迷思，我们需要认识到，这只是一种治理方式而已，但更关键的则是治理能力和治理效果。

衡量一种模式的治理能力和治理效果，归根到底，还是看其能否最有效地实现民族独立、国家富强和人民幸福这一最基本的目标。

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过程中，我们应该而且也正在吸收人类文明的一切优秀成果，从西方发源的自由、民主、平等、法治、科学、理性等观念，并非西方特有的东西，这也应该成为我们积极吸收和借鉴的东西。但需要注意的是，我们要做的是批判性吸收，而非全盘接受。

今天，以美国为首的西方资本主义制度面临种种问题，恰恰是要引起我们警惕和反思的地方。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能简单抄作业，关键还是要实事求是、与时俱进，不断结合中国的国情去探索。

公知在中国失败，关键还是在于他们既缺乏“公共”属性，也缺乏“知识分子”属性。他们所谓的启蒙，看起来更像是一种西方制度和模式的推销行为。在西方自身问题不断显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越来越充满生命力的今天，这一代公知走向历史的黄昏，是一件再自然不过的事情。

公知们如果自认为是知识分子，也并非只有“被扫进历史的垃圾桶”这一条出路，他们可以认认真真地学习什么叫“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什么叫“以人民为中心”，参与而非拒绝中国今天所选择的制度和模式，用真正的爱国精神、公共属性和知识分子属性，继续向公众传递科学、理性和知识，并不断提醒大家既不要“妄自尊大”，也不要“妄自菲薄”，在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的路上，一起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而如果公知们还是抱着那一套有失偏颇、存在严重内在缺陷、越来越缺乏现实说服力的东西，居高临下地向中国人民推销，他们将会成为21世纪的“孔乙己”，最终陷入彻底的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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