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冬去春望，临时算账。

艰难的2020年，终于成为过去，在这一年中，广东省经济总量突破11万亿，继续独占头鳌。社会消费品零售突破4万亿，进出口总额突破7万亿。

广东作为改革开放的前沿，在过去四十年中，一直处于双重领先地位，在经济领域，广东经济总量连续32年居中国第一。成为先富的典型；在改革和社会管理领域，广东是中国改革的策源地和试验田，其社会管理，文明程度最接近国际水平。在实力和道统两个方面，均成为中国无可争议的龙头。堪称中国改革开放的长子。

未来，国家改革需要在三个方面突围，一是实现共同富裕。贫富分化是中等收入陷阱之因。阶层分裂是国家动荡之因。中国绝不能成为又穷又乱的“溃败国家”。如何共富是对中国的巨大挑战。二是，阶层固化，利益固化，文化和制度的缺陷，急需破局，中国需要惊天裂地的大变革，而非修修补补，谁有先锋之胆？万众期待。三是，经济结构和产业结构严重畸形，制约了中国经济的持续发展，产业变革，亦困难重重。

走在最前面，不仅意味着光荣，也意味着责任。

作为中国改革开放时代的长子，广东大责难辞，实现共同富裕，成为改革之胆，成为全国产业转型的典范，是广东未来需要作出的三大表率。

            （1）

缩小区域不平衡，为共富作出表率

太平世界，环球同此凉热。

共同富裕，是改革开放以来的既定国策与战略任务，同时亦是完成得最差的一项战略任务。在中国，贫富差距大致体现在三个领域，阶层、区域、城乡。

广东阶层分化，其实相对比较小。自2008年前的五年基数系数，广东依次是 0.43、0.43、0.43、 0.42、0.42、0.42，全国是0.473、0.485、0.487、0.484、0.491，广东的贫富差距小于全国。

自2008年至2020年，中国基尼系数逐步缩小。

区域之间的差距，是广东的最大短板。有人曾说，“最富地区在广东，最贫穷的地区也在广东”。

在2020年度，广深为中国四大一线城市之列，佛山是中国万亿俱乐部成员。17个万亿巨头，广东占了3个。广东人均GDP达到9.4万元，远超全国平均水平，但是，在21个地级市中，有竟然有十几个地级市的人均GDP低于全国平均水平。

若以GDP最高城市与GDP最低城市比较，差距最大的也是广东。广东人均GDP最高的是深圳，最低的是梅州，深圳是梅州的7倍以上。发展极不均衡。

论总量，深深约是云浮的28倍。

就区域而言，2019年粤东西北的GDP占全省比例为19.3%，连续几年下降。其中东翼、西翼、北翼分别占6.4%、7.1%、5.8%。而在江苏，苏中与苏北GDP占比，已经超过45%，几乎与苏南平分秋色。

同为东南沿海省份，在江苏13个地级市中人均GDP全部高于全国平均水平；浙江和福建也是所有的城市人均GDP均衡超过全国水平。而这两个省份，也是山多地少，土地贫瘠，天赋不足。

非珠三角面积占广东的70%，人口约5000万。几乎等于一个中等国家。人均GDP却全部低于全国。未来，无需粤东西北与珠三角绝对平均，只需达到浙江、福建的均衡度，几乎等于再造一个广东，未来广东能否维持中国龙头地位，甩掉追兵江苏，关键即在于此。

管中窥豹，广东与粤东西北，中国与广大的中西部欠发达地区，非常相似。区域贫富差距最大的广东若可实现相对均衡发展，必为全国树立榜样。

2019年，深圳被国家定位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为什么这个示范区不定在政治中心北京，也不定在中国经济第一大市上海，而是定在深圳？

深圳是中国改革开放四十年历史大潮中，率先实现富裕的城市。现在，国家将深圳作为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我认为，寓意非常明显：在先富的原点，开始共富的长征。

对于整个广东来说，也是如此：在中国率先实现富裕的最强省份，最终要实现共同富裕的艰巨历史使命。

太平世界，环球同此凉热。

共同富裕，全面振兴，自广东始。

（2）为产业转型做出表率

中美贸易战，首当其冲，受到影响的就是沿海。

美国发动调查的华为、中兴，都是深圳企业。绝非偶然。

在全球产业格局中，中国数十年来长期处于产业链低端，但近几年，随着中国推动产业升级，中国逐步上升到全球产业链的中端位置，部分领域如高铁和5G、航天等，甚至可达到全球领先领域。这就与欧美产生了部分竞争关系。

过去几年中国制定了制造业2025计划，，并且在2020年大力整顿虚拟经济，抑制金融和地产投机。这是一个强烈的信号，表明中国加强实体经济，实现科技兴国的坚定决心。

而处于中国国内产业高端的沿海地区，广东肩负着带领中国实现产业升级的重任。

2020年，广东先进制造业、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占规上工业比重分别达56.1%、31.1%，现代服务业增加值占服务业比重达64.7%。均领先全国平均水平。高技术占比甚至接近全国平均水平两倍。

广东三产业比重为4.3：39.2：56.5，可以看出，广东虽是富裕地区，但保持了繁华中的厚重。实体经济仍非常强劲。广东除了广州和深圳两个中心城市，其实也是老老实实搞制造业，佛山、东莞、惠州、中山等城市，均是中国制造业重镇。其实在胡焕庸线以东，除少数沿海中心城市，多数城市仍需制造业为根基。这些年，中国发展最快的地方，如中部的武汉，南昌、长沙，郑州，中西部的重庆，成都，无不是老老实实搞制造业，实现工业倍增计划。

广东的另外一个启示，是形成混杂多元的产业体系。相对于小国，中国是一个大国，不平衡的市场，决定了多种层次的产业体系，多种产业结构可以共存，这种特点，是中国、美国和印度这种经济与人口双重大国所独有的特性。

90年代中期至今，广东形成了多种发展模式。一种是东莞模式，是外向型经济代表；一种是深圳模式，高新产业和先进制造业发达，在十大城市中，深圳研发强度占比超过4%以上，仅次于北京。一种是以佛山为代表的制造业基地，成为家电王国、木工王国、家具王国。本土经济强劲。以湛江、茂名为代表的地方，实行央地合作，部分类似天津滨海模式。同时，广东作为中国的经济龙头，孕育了广州和深圳两大全国一线城市，三产发达。全国四大名城，广东独居其二。这种混合型发展模式，造就了混合的产业结构，增强了广东经济的抗风险能力。

            （3）

成为改革之胆，为新时代改革作出表率

谋在中南海，闯将在南海。

改革开放三十余年，众多重要改革均发轫于广东。在中国地方改革中，广东的改革实践至今走得最远。

对于目前的广东来说，存在三大隐忧，一是改革动力弱化，二是广东相对内地的制度优势逐步拉平，三是广东逐步内地化，形成了利益集团。

改革早期，广东往往能够在制度改革领域领先其它区域五到十年。全国四大特区中，有三个即在广东，凸显了广东在全国改革棋局中的地位。

至上世纪90年代开始，国家十年改革试验区从上海扩展到天津和重庆。而自2008年之后，国家更是在十二年中，推出了数十个国家战略，改革已成多点开花之势，不再寄希望于一城一地，特区不特，广东不广。

最大的隐忧，是广东也逐步产生利益集团，社会逐步固化。

以深圳为例， 1995年前，深圳平均年龄为25岁，而自2005年以来，深圳人口的平均年龄，即逐步稳定在30岁左右，十年时间迅猛飙升，反映了深圳对青年人口吸附能力逐步下降。对新兴力量和新兴阶层形成了排挤效应。而早期以高效著称于世的深圳行政体系，亦逐步与内地趋同，开拓进取精神萎缩，改革锐气渐失。

近年深圳房价狂飙，对于创业创新，以及青年成长，都造成了巨大阻碍，阶层利益的固化，社会活力的消退，改革精神的衰落，是对广东最大的戕害。

前人栽花，后人摘果。

一个富有活力，猛志改革的国家或者地区，必然是一个人人都愿意栽花的热土。早年的广东，就是这样的一块热土。

以深圳为例，从吴南生到梁湘、李灏、厉有为，早期的改革家，无不具备革命浪漫主义色彩和理想主义色彩。袁庚的名言是“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梁湘的名言是：“改革是一场革命”，从精神气质上说，他们既具备使命感，亦有颠覆旧世界的胆识与勇气。

而在广东省层面，早期主政者，亦多为改革闯将。从习仲勋，到任仲夷、谢非，均高举改革大旗，其时的广东，充满活力与生机，滚滚江海带着草莽之气，呼啸而来。

至上世纪九十年代后期，广东已跃居中国龙头十几年之久，当初的改革者也形成了自己的利益，同时，第一代移民已经沉淀，通过新兴力量冲击改革的策略，逐步失效。

从耕耘者到收获者，日渐庞大的既得利益，形成巨大的改革阻力，深圳曾呼声很高的行政三分制改革，最后无声无息。改革与革命的逻辑类似，改革动力最强大，最容易成功的地方，都是一片贫瘠的地方。一旦成功，就希望刀枪入库，自我革命最难。

近十几年来，广东的主政者多数来自外地，这源于改革时势的变化。随着中国改革的推进，区域竞争导致了地方主义的崛起，国家为平衡中央与地方，后期多安排空降兵主政广东，空降兵的优点是大局意识更强，自2000年之后，几乎所有主政广东的一把手，都成长为国家领导人。广东的改革大势，亦开始变化，这种变化，很难说完全好，还是完全不好。就如一条激流，从前是自由奔腾，泥沙与巨石均夹杂其中，激昂而又带有一定不可控性，现在开凿了固定河道，河流从此有序，但是也失去了一些野性与冲击力。

广东是中国最鲜艳的市场经济之花，唯其永不凋零，才不负春光与南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