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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我们来看看Biden白宫政府重要阁员的族裔和性别情况。

这里只统计了十五个行政部门部长及九个内阁级别（Cabinet-level）官员，一共二十四人。再加上Biden选择的副总统Kamala，一共二十五人。

之所围绕族裔/种族作分析，因为这是所有身份认同里面最直观、最显眼的。性别、宗教、性取向都要比这个靠后。我们可以透过Biden内阁级别官员的族裔，一窥当下的民主党，以及为什么共和党及其基本盘不喜欢这个民主党。

里面有一些人是混血，我们将按照他们自己对自己的族群/身份认同，再结合美国“主流社会”对他们族群认定，做一个裁定（“verdict”），即判定他们的种族/族裔标签。

0、副总统（Vice President）Kamala Harris，女

父亲Donald Jasper Harris，斯坦福的退休教授，出生自牙买加，是第一代移民。牙买加在1834年就废除黑奴制。Kamala的父亲虽是黑人，但属牙买加裔，不是美国本土黑奴的后代，因此在非洲裔美国人的“等级序列”里更高。奥巴马的父亲是肯尼亚人，在檀香山长大，距离美国黑奴就更远了，在非洲裔美国人的等级序列里是最高的。但多代后，如果他们融入主流非洲裔美国文化，等级序列就会下降。

母亲Shyamala Gopalan，印度出生的生物医学家，来自最高种姓的家族（泰米尔婆罗门）。

根据美国种族主义的种族定义规则（“one drop rule”），属于黑人。（同理，奥巴马母亲为白人，但奥巴马是黑人）。

Verdict: 非洲裔与南亚裔混血 / 黑人（African-American & Asian / Black）。

1、国务卿：Antony Blinken，男

阿什肯纳吉犹太人。生于纽约大都会。常青藤毕业，美国犹太人中精英的精英。

Verdict：犹太人（Jewish）

2、财政部长：Janet Yellen，女

前美联储主席。

阿什肯纳吉/波兰犹太人后裔。生于纽约大都会，常青藤毕业，美国犹太人中精英的精英

Verdict：犹太人（Jewish）

3、国防部长：Lloyd Austin，男

出生于阿拉巴马州，佐治亚州长大（都是南方邦联州），浸淫南方黑奴制及种族主义）。

Verdict：非洲裔/黑人（African-American / Black）

4、司法部长：Merrick Garland，男

这就是奥巴马在总统任期最后一年试图提名为最高法院法官，但共和党却拒绝对提名听证及投票的那位不幸的先生。

芝加哥出生，阿什肯纳吉犹太人。在保守的犹太教家庭环境里长大，哈佛大学毕业，犹太人中精英的精英。

Verdict：犹太人（Jewish）

5、内务部长：Deb Haaland，女

原新墨西哥州众议员。亚利桑那州出生。母亲Mary Toya是一个印第安女性，父亲J.D. Haaland是一个挪威裔美国人。Deb Haaland其实是混血，姓氏是北欧姓氏，但文化上同为印第安人。她是印第安Pueblo（普韦布洛）部落的正式成员（member of Laguna Pueblo），在部落里担任重要职务。她就读法学学位时学习的是印第安法律。她是美国史上首位成为内阁部长的印第安人。

Deb Haaland是左翼主义者（progressive），在美国主流社会里可以被视为是社会主义者。

Verdict：印第安人（Indian）

6、农业部长：Tom Vilsack，男

当过衣阿华州州长，在奥巴马时期担任农业部长。白人。姓氏来自养父，可能起源自德国。

从小在天主教孤儿院长大，宗教上认定为天主教。

Verdict：北欧白人（White from Northern Europe / Nordic）

7、商务部长：Gina Raimondo，女

之前是罗德岛州的州长。哈佛、牛津、耶鲁等一串精英学校毕业。意大利后裔，天主教。

Verdict：南欧白人，意大利裔（White from Southern Europe）

8、劳工部长，Marty Walsh，男

之前担任波士顿市长。爱尔兰裔美国人，天主教徒。

Verdict：北欧白人，爱尔兰裔（ Irish）

9、健康与人力服务部部长，Xavier Becerra，男

在加州长大，墨西哥后裔，曾经做过很长一段时间加州国会众议员。

墨西哥为天主教国家。

Verdict：拉丁裔（Latino/Hispanic）

10、住房与城市发展部长，Marcia Fudge，女

生于俄亥俄州。俄亥俄州的众议员。在国会的黑人议员里担任重要领导角色。

Verdict：非洲裔/黑人（African-American, Black）

11、交通部长，Pete Buttigieg，男

之前一度传他要担任驻华大使。实际上Biden已经宣布提名他为交通部长。

公众对他并不熟悉。他最大的“特征”或“人设”是同性恋。他的配偶是Chasten Buttigieg（随了Pete的姓）。

他的父亲出生在马耳他，是一位文学学者及翻译家。马耳他是个天主教国家。

Verdict：南欧白人（White from Southern Europe）

12、能源部长，Jennifer Granholm，女

加拿大出生，曾经当过密歇根州长。

父母是北欧人，家族史上来自挪威、瑞典、爱尔兰、纽芬兰等地。

Verdict：北欧白人（White from Northern Europe / Nordic）

13、教育部长，Miguel Cardona，男

Miguel Cardona的父母是波多黎各人。他的职业生涯都与教育相关，算是个教育家。

波多黎各主要宗教为天主教。

Verdict：拉丁裔（Latino/Hispanic）

14、退伍军人事务部部长，Denis McDonough，男

曾经担任过奥巴马的白宫幕僚长。和Biden一样，是爱尔兰后裔，天主教徒。

Verdict：北欧白人，爱尔兰裔（ Irish）

15、国土安全部长：Alejandro Mayorkas，男

出生在古巴，1960年代随父母作为难民来到美国。父母为犹太人，父亲为古巴的塞法迪犹太人（Sephardi），母亲为罗马尼亚的阿什肯纳吉犹太人。

奥巴马时期曾担任国土安全部副部长。

Verdict：犹太人（Jewish）

16、白宫幕僚长（Chief of Staff），Ron Klain，男

曾经在Biden当副总统时担任过Biden的幕僚长（2009-2011）。

父母都是犹太人。自哈佛大学获得的法学学位。

Verdict：犹太人（Jewish）

17、环境保护署署长，Michael S. Regan，男

环境保护领域的技术官僚。在“奴隶州”北卡罗来纳长大。

Verdict：非洲裔/黑人（African-American, Black）

18、行政管理和预算局，Neera Tanden，女

父母都是来自印度的移民。在耶鲁法学院获得的法学学位。年纪不大，但却是民主党的老人，参加过Dukakis、Bill Clinton、Obama、希拉里等的大选。被认为是民主党内的进步左翼（社会主义者）。

Verdict：亚裔（Asian）

19、国家情报总监，Avril Haines，女

奥巴马时期曾经当过国家安全顾问及CIA的副职，十分资深。这次是历史上首次担任此职务的女性。姓氏是英国的，母亲是犹太人（犹太姓Rappaport）。她跟随母亲的信仰及认同，因此应当被定义为犹太人。

Verdict：犹太人（Jewish）

20、贸易代表，Katherine Tai（戴琪），女

她的父母生于中国大陆、在台湾长大，后全家移民至美国。耶鲁本科，哈佛法学院习得法学学位，九十年代末曾在中山大学教过两年英文。

Verdict：亚裔（Asian）

21、美国驻联合国大使，Linda Thomas-Greenfield，女

生于黑奴周路易斯安那州。奥巴马时期曾担任负责非洲事务的助理国务卿。

Verdict：非洲裔/黑人（African-American, Black）

22、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Cecilia Rouse，女

生于加州，经济学家，黑人里的精英，父母都是高知。她在哈佛获得了本科、硕士、博士学位，担任过普林斯顿大学的公共及国际事务学院院长。

Verdict：非洲裔/黑人（African-American, Black）

23、中小企业管理署署长，Isabel Guzman，女

墨西哥拉丁，家族史比较复杂，除了拉丁外，还有犹太人、德国及华人背景。

Verdict：拉丁裔（Latino/Hispanic）

24、科学技术政策办公室、总统科学顾问，Eric Lander，男

数学家、生物学家，MIT教授、哈佛法院教授，曾经在奥巴马时期任职（科学与技术顾问委员会主席）。出生于纽约的犹太人精英。

Verdict：犹太人（Jewish）

以下做一个的总结：

我们看看，主要分析24位部长级/内阁级领导干部的族裔。

1）“白人”——严重代表不足：24个人中，只有六个人是白人（不含犹太人），占25%。美国的非西班牙裔白人大数为60%，目前25%的白人比例是低于美国人口构成的。其中，有4个为南欧白人，北欧白人只占三分之一。如果我们把犹太人也加入到白人行列，则“白人”一共有13人（仍然低于美国白人60%的比例）。这13个白人里，有53%为犹太人，30%为南欧白人，盎格鲁撒克逊/北欧日耳曼白人仅占白人里的15%。但美国白人文化里狭隘定义的白人就是欧洲白人，其中不含犹太人。在历史上，意大利人、希腊人等南欧人都是逐渐被接受、纳入“白人”群体的。

2）犹太人——严重过度代表：犹太人有7人，占29%。美国犹太人总数约600万，约占人口约2%。Biden的部长级官员中有近30%为犹太人，显著超出犹太人的比例美国的极右翼/白人至上主义者/本土主义者（nativist）一般不会也把犹太人视为狭义的“白人”群体，而认为犹太人是颠覆和破坏白人秩序的力量，与过去一两百年欧洲右翼一脉相承。此外，从爱尔兰人、意大利人和其他南欧人（希腊人、马耳他人等）在历史上的地位也低于北欧白人，不被认为是美国新教盎格鲁撒克逊文化的组成部分。意大利人被认为肤色较深，作为新进移民，在历史上的地位仅次于黑人。这些南欧族群也是在历史上经历过不断地努力，才逐渐获得白人地位。

4）非洲裔/黑人——过度代表：一共5人，占到阁员的21%。美国黑人占比为13%，考虑到黑人经济社会地位较低，精英人士的比例低于其占人口的比例（小于同比例的13%），21%的黑人阁员是显著超比例的。

5）非洲裔/黑人女性——严重过度代表：非洲裔/黑人的5人里，女性占到3人，占全体阁员的12.5%。黑人女性占美国人口仅为6.5%，并且在美国的种族序列/“种姓”体系里，女性黑人的地位是最低的，被认为是种族序列的底部。在美国上层中产阶级的自然分布里，黑人女性占比肯定远远低于6.5%。黑人女性有点类似中国人说的“无知少女”（“无党派+知识分子+女性+少数民族”）。因此，人们完全有理由认为，Biden在选择阁员时，为了照顾政治正确，不仅仅选择黑人，还有意识地倾向于女性黑人，以突出对少数族群的照顾。

6）拉丁裔——代表不足：拉丁裔一共3人，占24人的12.5%，而拉丁裔人口占美国人口18.5%，拉丁裔在阁员里的占比例是低于其在美国人口的占比的。我以为这和拉丁裔身份认同相对比较模糊有关。有的人属于白人（Hispanic Whites），可以一定程度混入到白人群体；大多人属于天主教徒，我们看到Biden内阁部长里天主教徒占比非常高。总之，拉丁裔作为一个单独的群体重要性没有不像美国的历史弱势群体——非洲裔/黑人那么出突出。在博弈中，就让位于黑人了。

7）亚裔——过度代表：美国的“亚裔”（Asian）范畴非常广，包括东亚、东南亚及南亚。24位阁员里，亚裔有两人，占到8%，如果我们把Kamala Harris作为亚裔统计，把基数变为25人（Biden选任的总统+阁员），则亚裔比例达到12%。这都是超出了亚裔占美国人口6%的比例的。

8）天主教——过度代表：24位阁员里，有9人可以归为天主教，占37.5%。美国天主教徒超过7,000万人，其中主要为拉丁裔及南欧国家移民。截至2018年，天主教徒占到美国的人口约23%。阁员中，天主教是超比例的。Biden即是天主教。我们可以看到Biden选择的班子是侧重天主教的。

9）新教徒（Protestants）——代表不足：美国人口中有1.4亿为新教徒，占到人口的43%。24位阁员里只有6个人是新教，仅占25%。而这6位新教徒里，有5人是非洲裔/黑人。

10）盎格鲁撒克逊/北欧背景的新教徒——严重代表不足：美国的历史传统强势文明以及狭义American定义的是盎格鲁撒克逊/北欧新教徒。在24位阁员里，只有1个人——Jennifer Granholm属于盎格鲁撒克逊/北欧新教徒，占比4%。Biden是美国的第46任总统，而截至Biden，美国历史上只有4任总统（肯尼迪、奥巴马的两任及拜登）不属于盎格鲁撒克逊/北欧新教徒，也就是说历史上91%的美国总统隶属盎格鲁撒克逊/北欧新教徒。再看美国1.4亿新教徒里，排除掉黑人教徒（Black Church）,有1.2亿为白人，其中大部分人群属于盎格鲁撒克逊/北欧新教徒，其占到美国人口的37%（我们发现，这个比例和Trump基本盘的人口占比比较接近，两者之间有大量重合）。相比之下，这届阁员里，只有1个人（对应4%）属于盎格鲁撒克逊/北欧新教徒。美国的传统文化/优势群体——盎格鲁撒克逊/北欧新教徒——在拜登的班子里没有得到有效代表。

小结：

1）我们已经看到各个族群/宗教的过度代表及代表不足的情况了，不再赘述。

2）Biden在选择班子的时候，难道没有根据种族/族裔来选择么？目前这个阁员种族分配是完全不正常的，首先就不符合美国人口的构成，其次也不符合美国“精英”人口的构成（白人主导），是压倒性偏向少数族群的。

3）少数族裔和弱势群体在入选内阁时可以得到巨大的“加分”。美国精英社会是由白人——尤其是新教徒白人所主导的。因此，每一个少数族裔的内阁部长候选人背后，都会有更大数量级的白人候选人可供Biden选择，根本就不存在“白人无人”的问题。这里，显然只是Biden在有意识选择少数族群，志在打造白宫史上“最多元化”的内阁和班子。为了实现这一目标，我相信，如果候选人的条件相似，遇到“可选可不选”的情况时，Biden会优先选择少数族裔和弱势群体入围，因为他们“政治上更加正确”。

4）Biden所选择的少数族群，其实也就是民主党真正关注的基本盘，是民主党政治利益的根本，可能一定程度上也代表美国的未来。

5）Biden和民主党左翼可能也有自己的逻辑，认为这些少数族群和弱势群体在历史上是被欺凌的，个别阁员位置也不能改变他们作为整个族群在社会上的不利地位，所以，就应当给他们“不成比例”（disproportional）的代表，以亡羊补牢，系统性地提升他们的社会地位。这种阁员选择本身就是一种“平权”（affirmative action）

6）但这种抽象的平权脱离了个体的能力和禀赋：一个人因为其族裔而非能力被论断。一个白人精英可能因其种族被惩罚；一个普通的少数族裔可能被破位提拔。对于个体来说，这是严重不公平的。我们也可以设想，作为一个中低层白人，看到这样一个内阁班子，会做何想：他们会咬定：民主党已经不是不能代表白人利益的问题了：不仅如此，他们根本就把白人不放在眼里，他们可以无视美国人口的结构，无视白人的感受，敢系统性地把白人排除在外，公然让少数族群代表和统治美国。此时，中低层白人有巨大的危机感，他们认为民主党只关注有色人种，在公然地搞族群政治，有意识的遏制昔日优势群体——白人——的利益。这时，白人们的危机感会极大加重，他们希望联合在一起，倡导白人至上主义，反抗政府对白人的“种族清洗”（white genocide），要对逆向种族主义进行抗议。他们认为，美国的主题不是Black Lives Matter（黑命攸关），而是White Lives Matter（白命攸关）

7）奥巴马当上美国总统是破坏美国的种族序列与平衡的。民主党被认为义无反顾的走向少数族群，完全脱离了其传统基本盘——中低层白人工人阶级。而这，就是2016年希拉里输给Trump的背景。2016年Trump上台，就是中低层白人们对Obama时代的反制。他们已经受够了。Trump的四年，是美国白人右翼民粹主义甚嚣尘上的四年。而Biden上台后，他明明可以遵照政治正确，依据各族裔在美国的人口占比选择和“分配”阁员，但偏偏选出了这样一个在族裔上存在“系统性失衡”的内阁。他丝毫没有关注美国中低层白人的不满，而在中低层白人眼中，是在更进一步、更加公开、更加不加掩饰地“打击”和“限制”白人群体，他让白人觉得自己在美国的未来真的没有位置了。Trump的Make America Great Again并不是指向所有美国人的：Trump所描绘的美国和美国人是狭义的：只包括美国的白人群体。Trump的政治纲领迎合并利用了美国中低层白人对民主党少数族群政治的反感、憎恨及厌恶情绪。而Biden上台后的阁员选择，只会让这些中低层白人认为：他们支持Trump就是正确的：民主党和Biden正在变本加厉地从白人手中夺走这个国家，在把这个国家变天。在这个民主党的国家里，白人将没有位置，只有“种族灭绝”。挽救白人，只有推动轰轰烈烈的白人运动。可以估计，Biden的做法只会带来美国白人群体更大的反制，为美国右翼回潮埋下种子。

作为中国人，我是相信中庸之道的，要安全行事，要“play safe”——可以讲“政治正确”，让各个少数族群和弱势群体都有代表，但是也不能做得太过，要符合人口比例，不能出现严重的族群“过度代表”或“代表不足”。这种过度代表或代表不足，会让人认为政客/政府是不公平的，不透明的，不合理的，会动摇人们对政府的制度的信心，会降低政府的合法性，过犹不及，坏处会大于好处。

这个阁员选择，能够充分的反映民主党的政治，也帮助我们解释美国当下的矛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