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次社交媒体的封杀行动，让世人看到了全球性社交媒体的统治力。令人感到担忧的是，美国建制派几乎掌控了所有的媒体势力——传统电视广播、报刊出版商、社交媒体和科技巨头，以及众多高校知识分子。

思想市场为何变成集体行动的垄断势力？知识分子在这场斗争中为何丧失话语权？这是自由竞争的结果，还是知识分子不说真话？

本文从经济学的角度探讨思想市场及知识分子的难题。

本文逻辑

一、思想市场的失灵

二、知识分子的背离

三、经济学帝国主义

在人类争取新闻自由的路上，有一位杰出的思想家，他是英国的约翰·弥尔顿。他在1644年出版的《论出版自由》中写道：

“虽然各种学说流派可以随便在大地上传播，然而真理却已经亲自上阵；我们如果怀疑她的力量而实行许可制和查禁制，那就是伤害了她。让她（真理）与谬误交锋吧，谁看见在自由而公开的交战中，真理会败下阵来？【1】”

这句话成为了讨伐言论管制的经典“檄文”。弥尔顿这本书里创造了一个新概念——“观点的自由市场”。后来罗纳德·哈里·科斯在《商品市场与思想市场》一文中继承了弥尔顿的“观点的自由市场”，提出了思想市场【2】。

在信息被垄断的古代社会，思考是高风险工作，说真话有性命之忧。到新闻自由时代，经济学家将思想市场视为自由市场。优质的思想产品其实就是“求真”——思考的逻辑、科学的规律、人的行为规律、法律的正义等。知识分子讲真话、求真理、传真知，就像一个面包师制作优质可口的面包一样参与市场竞争。

所以，知识分子讲真话，与道德无关，是由自利之心驱动的，当然结果也是利他的。经济学家认为，在思想市场中，自由竞争驱使知识分子争相讲真话、求真理、传真知。真理如优质的商品定然淘汰劣质商品——谎言、谬误及似是而非的真理。这就是“弥尔顿式自信”。

但是，新闻自由已逾三百多年历史，思想市场上“劣币驱逐良币”的现象几乎无时不有，谎言、谬误与似是而非的真理无处不在。这是为什么？

我曾在《何为大学？》中指出，思想市场是一个不完全市场。思想市场中的产权、价格、竞争、分配及声誉机制都存在一定程度的失灵。

我们要先从知识的产权讲起。言论自由是人权，也是个人的财产权。但与有形资产、商品相比，知识的产权很难界定。这是由知识的属性——外部性——边际成本趋于零。每个人的知识创新——言论、专著、设计及专利都是在前人的基础上延伸的。很多时候我们不清楚这个“前人”具体指谁，甚至没有为“前人”的信息付费。比如，我的设计灵感来自20年前一位老师的一句话。

我修建一栋房子，土地是自己购买的，土地产权毫无疑问是为我所有。但是，这栋楼的设计的知识产权（本人设计）不容易明确。即便我为此申请了设计专利，这个专利也是有年限的。这就是知识产权与有形产权的在权利界定上的差异。

知识外部性决定了知识产权的延续性、不易切割性和不完全排他性。这给知识产权的确权带来了难题。通常，我们对自己的言论不伸张产权，也难以伸张个人产权。目前的全球知识产权法律只保护专著、商标、专利、设计及艺术等成果，同时限定了保护年限。根本原因是知识产权的不完全排他性。

知识的外部性和知识产权的非排他性，决定了思想市场的价格、奖惩、声誉等机制局部失灵。大部分知识创作难以在思想市场中形成价格，只有专著、设计、专利等少部分知识产权可直接获利。

价格机制失灵导致分配机制失灵。既然知识创造无利可图，知识分子可能从其它市场及途径获得补偿。如服务于公共机构，大型企业资助，等等。知识分子的收益不是直接取自思想市场，而来自其它部门。如此，思想市场存在被扭曲的风险，产生制造大量的劣质知识，包括歪理学说、谄媚言论、装神弄鬼。这与阴谋论、道德论无关，只与市场失灵相关。

由于产权的不完全排他性和价格失灵，知识创作者不需要为这些言论付出对等的代价（违法除外）。一个面包师出售劣质面包，他很可能要付出应有的代价，如赔偿消费者和关门大吉。但是，如果一个学者说“消灭私有制”，那么他多半不会因此付出任何代价。这句话不构成产权，不完全是他的主张，古人今人及马氏均说过这话。这话在思想市场中不形成价格机制和分配机制，经济上不构成直接惩罚或奖励。但是，他可能从其它地方获得补贴。如此，错误的言论无代价却能获利。这就构成了非对称风险【3】。

即便没有价格机制，市场的声誉机制不淘汰劣质知识与学者吗？价格机制失灵也导致声誉机制失灵。消费者可以用脚投票（钱）淘汰劣质的面包店，但在思想市场上，不是用金钱投票，而是用键盘投票。键盘投票不能像金钱投票一样直接淘汰劣质信息，相反一些劣质的信息反而可能抢占了高流量。为什么？

思想市场是直接在心智层面控制人的行为选择。与商品市场不同，思想市场的竞争是竞争人的心智空间，本质上是通过控制人的价值观进而影响人的选择。比如，劣质的汽车不会干扰你的价值观，正常的价值观都会淘汰劣质的汽车。但是，一个错误的言论可能干扰了人的价值观，接受者反而传播并推崇它。这样声誉机制就失效了。

信息茧房又加剧了声誉机制失灵。当我看到一条错误言论的信息，算法又会推送类似的信息。当这些信息及读者大量集中，算法又会加大这类信息的流量，我很可能更加坚定自己的错误判断。通常，自由竞争中的创新推动边际递减曲线右移，但思想市场的失灵可能导致边际递减曲线左移。

一个社会的道德是由真话、真知与真理支撑的。知识分子不需要为社会道德崩塌负责，但知识分子“失真”的结果是社会道德的天花板垮塌。

当然，绝对不是说思想市场失灵就必须由政府来管制，就连凯恩斯主义者也主张言论自由。为什么？言论自由与生命权一样，属于人权。人权是一切权利的前提，只有言论自由才有麦迪逊所说的“才干的多样性”，而才干的多样性是财产权与人类文明的起源。在17世纪之前，政府的信息管制熄灭了人类的智慧之光，新闻自由才彻底打开人类的“天灵盖”。

这三百多年的新闻自由时代，思想市场虽局部失灵，但自由竞争也淘汰了大部分反人类的谬误，创造并保存了大量的真理与真知，如科学知识、正义、法治与人权。如今，在自由的思想市场中，宣扬反人类、种族灭绝、放血疗法、君权神授、轮回转世、人身依附及奴役的言论几无机会占领思想的高地。所以，尽管思想市场局部失灵，但与人为管制相比，自由竞争依然是更好的选择。

经过三百多年洗礼后，如今思想市场最大的威胁、也是流传最为广泛的是那些似是而非的真理。刘瑜教授曾在《民主的细节》中有一段经典的表述：“我总觉得，煽动家和思想家之间的区别，就是煽动家总是特别热衷于抢占道德制高点，而思想家总是热衷于指出道德制高点底下的陷阱。所以煽动家总是在话语的盛宴中觥羮交错，而思想家总是在惴惴不安地担心谁来为这场盛宴买单【4】。”

在自由的思想市场中，煽动家的言论未必完全是荒谬的，但却是“形式逻辑”的。比如“人人平等”、“环保主义”等，这些言论不是荒谬的，但也不是真理。这种铿锵有力、鼓动人心、简单粗暴、遵循形式逻辑的言论占据了思想市场的高地。

在近代历史的变革时期，在争取新闻自由的道路上，遵循形式逻辑的知识分子，他们包括思想家、社会学家、经济学家、律师、记者、艺术家、民主斗士，纷纷为正义、自由、民主、平等而发声。简单的形式逻辑能够最大限度地激发民众的支持。他们犹如反抗独裁势力、不公平势力的先锋队，在思想市场上对神权、等级、奴役、歧视等谬误思想构成降维打击。他们在18世纪反抗国王的独裁暴政，19世纪又对抗大资本家与政客势力勾结形成的腐败专政，还推动了20世纪的平权运动，为妇女、黑人及弱势群体争取了大量平等的权利。在美国历史上，很多杰出的大法官如道格拉斯都勇敢地捍卫了美国宪法。《华盛顿邮报》曾头版头条揭露尼克松总统的窃听内幕，引爆“水门事件”。

但是，上个世纪平权运动后，这些深得民心且极为认真的知识分子，这些占据欧美世界主流意识形态的知识分子，却走上了自我被判的道路，亦或陷入无尽的矛盾。这是为什么？

道格拉斯大法官曾这样解释宪法第一修正案。他说：“言论自由、出版自由、宗教信仰自由，要另当别论；它们高于或超越了政策权力；它们不受诸如对工厂、贫民区、公寓、石油生产等此类管制的影响。【2】”

这是美国司法界一段著名的陈述。但是，从逻辑学来看，这段陈述等于什么也没说，遵循的是不可靠的形式逻辑。

凯恩斯主义者主张经济干预，却唯独主张言论自由，可参考斯蒂格利茨在1999年牛津大学发表的著名报告《自由、知情权和公共话语》。但斯蒂格利茨没有给出支持言论自由的经济学的逻辑。科斯指出其中的悖论：广告也是言论自由的一部分，却因其涉及商业而被管制。他对此略有嘲讽地说：“每个人都有夸大自己职业重要性而缩小邻人重要性的倾向。【2】”

如果没有抽象逻辑支撑，法官、法学家、律师、经济学家及公众，不管支持还是反对言论自由都会陷入莫名的困惑，亦或无端的偏执。

到这里，我需要解释一下形式逻辑与抽象逻辑的区别。形式逻辑是基于经验概括的表象逻辑，抽象逻辑是基于数学论证与先验的原理，如自然规律和人的行为规律。

基于形式逻辑的知识是简单易懂的却是不可靠的知识，基于抽象逻辑的是艰深而可靠的知识。比如，古代人觉得鸟有翅膀因此会飞，便给自己制作两翼试图飞翔。这就是形式逻辑，结果大部分都坠亡。就在一百年前，很多人依然相信飞艇比飞机更适合飞行。因为他们相信更轻的飞艇定然比更重的飞机更易飞行。这也是形式逻辑。如今翱翔在蓝天的是飞机，飞机飞行使用的是流体力学中的伯努利以及动力学原理。这就是抽象逻辑。

遵循形式逻辑的知识分子容易陷入自我矛盾，亦或走向自己的反面。

在近代政治意识形态中，两派都宣扬民主、自由、平等、正义，但是他们的底层逻辑是完全不同的。在反对君主暴政时，两派的目标是一致的，他们一度并肩作战，但是在建设一个新的国家及政体时，根本性分歧就会出现，甚至相互残害。特朗普主义者与民主党进步派（非建制派）的政治宣言很接近，但底层逻辑是完全不同的。他们能够一起反建制派，但无法共同入主白宫。

在1791年的法国制宪会议上，原本并肩作战的两派人在政治建设上争锋相对，按位置方向划分为左派和右派。之后，罗伯斯庇尔领导的雅各宾派制造了白色恐怖主义，大规模屠杀曾经的政治盟友、贵族以及无辜人士。结果罗伯斯庇尔自己也在这场混乱中被处死。革命党人终结了君权独裁，却迎来了民主暴政。这就背叛了革命信仰，暴露了雅各宾派思想的形式逻辑的弊端与危害。

法国大革命前，美国开国者潘恩赴法国支持这场革命。但是当革命党人把法王的头颅砍下来时，开国者们惊掉了下巴。法国人因为反国王独裁暴政而极度推崇民主。他们过去吃了权力来源的亏，希望通过直接民主（权力来源）实现政治自由，而不是分权与监督。这是不可靠的形式逻辑。

美国人没有历史包袱反而对民主更加理性与谨慎，重视分权与监督甚于权力来源。这促使美国开国者们求诸于抽象逻辑建立宪政民主。在1787年费城制宪会议上，“几乎全体一致的意见是：民主政治是危险的，应当通过宪法加以约束而不是加以鼓励”【5】。费城制宪会议形成了约束政府的宪政民主制度。

公共权力，不管是君权神授的王权，还是民众赋予的权力，都必须受约束。宪法只有约束政府权力才能保障个人权利。这就是政治学上的抽象逻辑。从结果来看，美国的政体强调分权，欧洲的政体依然注重权力的来源。欧洲的政治更容易被掌控，早期法国的拿破仑、后来德国的希特勒以及二战后英国的工党都通过民主操控了政治。最近几十年，欧洲被社会民主党拿捏得死死的，他们喜欢“投喂”民意，搭新兴市场的便车，放弃对全球化公平秩序的维护。再看美国，最近30年两党建制派掌控“三权”加美联储，他们试图破坏开国者建立的宪政民主，否定选举人团制，推行直接选举。这也是形式逻辑的思想盛行的必然，同时也是危险的。

我曾在《大选的真相》中讨论过这两种意识形态的逻辑差异。如“生而平等”，并不是错的，但其逻辑是可靠的。生而平等说的是天赋人权，即生命权、自由权是生而平等的。但是，生而平等不能推广到结果平等、社会均等。这就是简单粗暴且极具迷惑性、煽动性的形式逻辑。可惜的是，大量的知识分子依据的是结果平等来批判财富不公、种族歧视、性别歧视。

比如民主党极左大法官金斯伯格，她一生努力捍卫女性及少数裔的平等权利。但她最后成为“声名狼藉的金斯伯格”【6】。金斯伯格经常以简单的结果均等来判断女性歧视问题，比如她经常以最高法院中女性法官人数比男性少来认定美国司法部门歧视女性。很多知识分子以科学家、经济学家、政府系统中女性、黑人占比少推导出歧视女性与黑人的结论。

这种简单的形式逻辑，却是最具煽动性的。美国建制派宣扬结果平等、社会均等赢得了广泛的选票支持，他们招募大量的黑人与女性以彰显政治正确。平权运动时民主党约翰逊总统提出针对女性与黑人的补偿性正义，很多美国高校给黑人及女性以特定的录取名额。这引发了反歧视问题。

“所有动物生而平等，但有些动物比其它动物更平等”，这就是动物庄园式悖论。追求结果平等只会导致不公平、非正义、反自由，助长懒惰情绪与奴役思想，打击创造者、贡献者与积极者。这就是这类知识分子的背叛，但他们经常将不平等的锅扣给自由市场。

相反，“为平等而生”支持天赋人权，追求机会平等，而不是结果平等。这背后政治学的抽象逻辑是罗尔斯在《正义论》中提出的“无知的帷幕”【7】。帷幕之下，抹去身份与立场，制定一视同仁的政策。这种政策才是正义的，支持机会平等的。机会公平是一种激励性的正义制度，它是自由市场的前提，每个个体自由平等竞争，才能实现帕累托最优。尽管很难做到机会平等，但它是社会进步的阀门。

洛克说“人生而自由”，但经济学家认为“人为自由而生”。有什么区别？人生而自由，容易导致自由与民主的泛滥，进而催生无政府主义和多数人的暴政。面对自由，很多知识分子陷入矛盾与困惑：他们批判独裁与集权扼杀自由，又忌惮于自由泛滥引发的民粹与群氓。

“人为自由而生”承认天赋人权的自由权的同时，强调自由是有代价的、有成本、有风险的，需要勇气、能力并承担后果才配得上自由。获取财富扩大经济自由的同时需要付出代价、承担风险。这有助于避免“乌托邦主义”——将坐享其成的福利权视为人权。这是符合经济学的抽象逻辑——“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

美国经济学家托马斯·索维尔有一句经典的批判：“经济学的第一课是稀缺性,即我们没有足够的资源来完全满足所有人的愿望。而政治学的第一课，则是无视经济学的第一课。”

以结果平等为目标往往默许、支持大政府主义，不惜破坏自由、牺牲民主为代价，结果面包与自由尽毁。相反，以自由为目标是符合抽象逻辑的，自由是人类主观创造的“阀门”。

米尔顿·弗里德曼说：“一个把平等放在自由之上的社会，最终将既得不到平等，也得不到自由。而一个把自由放在平等之上的社会，虽然得不到平等，但会比其它任何存在过的体制都更能接近于平等。”他在 《资本主义与自由》中反对英国工党以政治手段实现部分人的经济自由，主张以经济自由促进政治自由。弗里德曼说：“我找不到任何例证来表明：人类社会中曾经存在着大量政治自由而又没有使用类似自由市场的东西来组织它的大部分的经济活动。【8】”

形式逻辑最后走向了乌托邦主义和集权主义。米塞斯与哈耶克曾眼看着一群欧洲学者（不少是他们的朋友）支持纳粹主义、苏联计划主义，而后又全面地倒向凯恩斯主义。这些人要不庇护于强人之下，渴望威权来保护个人自由；要不成为了剥夺他人的自由与财富的帮凶。

哈耶克说，这是知识的僭妄和致命的自负。

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弗里德曼的学生加里·贝克尔掀起了一场经济学分析方法的应用革命。他将经济学的分析方法引入其它学科，分析家庭、歧视、生育、犯罪等问题。社会学科的学者们对这个乱入学术圣殿的“野蛮人”有些不满，讽刺其为“经济学帝国主义”。

“经济学帝国主义”展现了经济学之抽象逻辑的生命力，给一些学科带来了思想革命。贝克尔在其博士论文中分析了当时敏感的歧视问题【9】。在2020年黑命贵运动中，很多黑人一直在念叨不平等、受歧视，但是基本上说不出哪里不平等。美国的法律已经消除了歧视，剩下的多数是人们内心深处的歧视，但政府或个人是不能干预的，总不能控告别人“腹诽”吧。事实上，如今的补贴政策已构成反歧视，种族、宗教与女性歧视上升到政治正确，已干涉到了言论自由。平权运动不能走向反面，沦为反自由、反平等、反正义的暴政运动。这该怎么办？

关键要理解歧视，建立歧视的抽象逻辑——歧视经济学。在当时，贝克尔从经济学的角度研究歧视行为，认为歧视是限制自由的行为，导致经济效率下降。而消除歧视最佳的办法是发展自由市场，歧视的代价迫使商家和雇主降低、消除歧视。同时期的心理学家奥尔波特教授在《偏见的本质》中的心理实验支持了贝克尔的观点——商业行为促进平等、降低歧视【10】。

有一次，贝克尔为了赶时间将车停在路边（违停）。作为经济学家，他在这次违停选择上经过了简单的成本计算。这让他形成了一个关于犯罪行为的经济学逻辑。当时的犯罪心理学家习惯于认为罪犯具有某些特殊性，比如暴躁、精神分裂。但是，贝克尔将犯罪视为一种市场，认为只要违法成本足够低，每个人都可能违法或犯罪。

他确立了一个边际犯罪成本的公式，指出合适的边际犯罪成本可降低犯罪率。有人说，严刑峻法便可降低犯罪。这不完全准确。犯罪市场与自由市场一样，存在替代品，有正向替代，比如因犯罪成本太高而主动从良；也有负向替代，如重罚的入室抢劫可能演变为杀人越货。这就是刑法中罪刑相当原则的经济学逻辑。

同时期，波斯纳等法官及经济学家将经济学分析方法引入法学界及司法判决中，引发了一场法学革命，催生了法与经济学。

我讲一个案例。拉尔夫·纳德是美国平权运动的领袖，被誉为“现代消费者运动之父”。1965年11月，纳德写了一篇调查报告《任何速度都不安全》。报告拿通用汽车的畅销车科威尔开刀，直指汽车设计存在安全隐患。当时的人们普遍认为，车祸的主因是驾驶者超速或不慎驾驶，极少怀疑过厂商的责任。纳德指出，科威尔的悬挂系统缺陷导致车子剧烈打滑进而翻车。问题是工程师早就知道这个问题，但公司领导拒绝改进，原因是每辆汽车改进需要花费15美元【11】。

最终纳德的控诉获得了成功，推动了世界第一部汽车召回制度出台。纳德是一位令人尊重的维权斗士，他推动掀起了消费平权运动。但这场运动如果没有抽象逻辑做支撑，最终又会引发一场场“消费霸权”。

“消费霸权”一度困扰美国司法界，比如1992年著名的麦当劳咖啡烫伤案，受害者获得了六七十万美元的赔偿。其中的核心问题是消费引发的事故责任如何界定？法官该如何划分责任？厂商永远无法保持百分之百安全，如果纳德控诉的科威尔每辆汽车改进需要花费500美元，情况又会怎样？

这涉及到侵权法的问题。波斯纳引入经济学分析方法解决这个问题。他在《法律的经济分析》中，使用了著名的汉德公式分析了亚当斯诉巴洛克案【12】。汉德公式认为，任何人做到万无一失是不可能的，预防事故费用超过了合理范围，是无效的。但也不能纵容商家忽视安全保障。怎么办？依据事故预防成本和事故发生概率来划分责任。

在亚当斯诉巴洛克案中，一个12岁的男孩经过一座桥梁时，他挥动手臂去敲击在桥上面的 8 英尺长的电线——电线与电车的架空线连着，结果造成了电击伤害。男孩监护人将电车告上了法庭，但是法官最终支持了被告。为什么？法官认为，电车公司已尽到安全义务，任何过桥的人故意去触摸电线的概率是很低的，而预防成本却很高。

汉德公式是一种理性的抽象逻辑，也是一种典型的法律的经济效率原则。

再讲一个案例。1962年，美国作家蕾切尔·卡逊发表了著名的《寂静的春天》，阐述了农药对生态的危害，掀起了环保主义运动。1970年纳德接过了卡逊的接力棒，还发布了《化学大餐》、《消失的空气》等报告，美国国会迫于压力通过法案禁止使用DDT农药。

但是，缺乏抽象逻辑支撑的环保主义运动定然引发灾难性后果。DDT农药被禁止后，疟疾卷土重来，导致非洲每年约百万人死亡，其中大多数是儿童。面对这一人道主义灾难，2002年世界卫生组织不得不重启DDT农药，以控制疟疾肆虐。

环保主义者常常被大资本、大地产商及建制派利用或雇佣为舆论“打手”。香港政府计划开发大屿山岛建设公屋，大量环保主义者以环保之名反对。他们背后的势力是大地产商及大资本——控制土地供给，维持高房价。“拜登绿色新政”计划在新能源的投入高达2万亿美元，远超制造业的7000亿美元。“拜登绿色新政”来自进步派的绿色新政，后者的目标是美国在2031年前实现100%绿色能源。绿色、环保固然是好，但脱离了抽象逻辑的绿色新政，可能是资本的饕餮盛宴和人道主义灾难。

在经济学帝国主义时代，经济学家布坎南将经济学分析方法引入了政治学领域【13】。政治学中有一种“贤人政治”情结，政治家及公职人员被认为是超越个人利益的公共利益捍卫者。

布坎南将经济学中的自利原则引入政治中，直接指出政府官员也是依据自利原则行事的。既然每个人的行为都是自利的，凭什么相信政府官员是大公无私的。他主张使用公共选择来约束私权力与公权力。他认为，公共决策的程序公平就是结果公平。这就从经济学的逻辑支持上面的机会平等。布坎南引入的方法论个人主义更加深刻解释了政治、权力及制度，避免“明君”乌托邦主义。

当然，经济学也不一定完全靠谱，很多经济学理论其实错得一塌糊涂。米塞斯指出：“当今大多数大学里，以经济学为名所传授的东西，实际上是在否定经济学。”比如，经济学中货币理论的错误，支持了大央行主义。货币被公共权力部门垄断，由人为配置货币资源，这违背了经济学最基本的原理。哈耶克曾问弗里德曼，既然相信价格机制，为何不将货币配置权交给市场。后者没有给出答案。

在信用货币时代，央行手中的铸币权，对个人财富与自由的威胁远远大于征税权。然而，这些权力依然是“未经选举的权力”，也是缺乏约束的权力。这违背布坎南公共选择的全体一致同意原则。这一原则是布坎南从维克塞尔意大利财政政策中获得的启发。奥尔森的集体行动的逻辑——利益集团游说行动，可以很好地解释铸币权沦为公地悲剧。所以，布坎南和奥尔森的逻辑均能解释当今铸币权人为配置的问题，但货币经济学家却没有建立一套符合自由交易的理论体系。

今天全球货币泛滥，凯恩斯主义者也有几分“功劳”，甚至弗里德曼的货币主义也难辞其咎。如果支持凯恩斯主义，便会认为建制派与跨国公司利益捆绑是合理的。如此便很难理解这场反建制派斗争的真实问题，反而倾向于为建制派辩护。

所以，学习形式逻辑的知识危害性甚于不学习。在信息时代，人人都是知识分子，信息泛滥恶化了人们对知识处理的严肃性。经济学家斯蒂格勒曾讲过一个笑话：如果你说自己是个物理学家，听者会回应：“物理学我不懂。”于是不再说下去。但如果你说自己是个经济学家，听者会回应：“经济学吗？我不懂，但我认为……”，跟着滔滔不绝。

“据调查，美国人文院系81%教师是自由左翼，社会科学75%，而工程学院只有51%；商学院只有49%。【4】”知识不分左与右，只分伪与真。基于抽象逻辑的真知（自然科学、经济学及社会科学）帮助人类掌握“免于被愚昧的权利”。

参考文献

【1】论出版自由，约翰·弥尔顿，商务印书馆；

【2】商品市场与思想市场，罗纳德·哈里·科斯，东方早报-上海经济评论；

【3】非对称风险，纳西姆·尼古拉斯·塔勒布，中信出版集团； 

【4】民主的细节，刘瑜，上海三联书店；

【5】美国文明的兴起，查尔斯·A.比尔德，玛丽·R.比尔德，商务印书馆；

【6】异见时刻，伊琳·卡蒙，莎娜·卡尼兹尼克，湖南文艺出版社；

【7】正义论，约翰·罗尔斯，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8】资本主义与自由，米尔顿·弗里德曼，商务印书馆；

【9】歧视经济学，加里·贝克尔，商务印书馆；

【10】偏见的本质，戈登·奥尔波特，九州出版社；

【11】Ralph Nader，Shrugged，Academy of Achievement；

【12】法律的经济分析，理查德·波斯纳，法律出版社；

【13】宪则经济学，詹姆斯·M.布坎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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