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开大学出版社出版的《新编大学语文》第二版竟然选了方方的文章，这是令人难以理解的。方方，备受争议不是今日，也不是因为疫情期间的《日记》，她一直处于争议之中，她是一个从左极端走向右极端的文人，文人圈争议，获奖争议，《软埋》挑起的新中国制度争议，别墅疑案，官司疑云，等等。象这样饱受争议的人，无论从哪个角度看，她的作品都不应当成为青年大学生学习的对象，总不能说她的作品已经好到无法取代的地步吧？大中小学教材的问题，不是今天才出现的，自科类教材倒不是很明显，文史政法经等学科的教材问题就已经特别突出了。中小学教材在慢慢改，但方向感仍不强，知识分子界仍然迷恋于“教材自由”这个所谓的新思维，公知们仍然排斥政府干预教材内容的选取。我不知道欧美文史类教材是不是可以自由编写并自由使用，但我有个常识认知，无论哪个国家，要实现文化传承和历史传承，不会没有规矩，不会无限自由，原则性的东西应该是有界限的。2018年，教育部某部门和人民教育出版社共同搞了个“新三科教材座谈会”，本人有幸参加并发了言。说句心里话，本人当时是很失落的，请了那么多人去提建议，参加的领导也多，真能提建议提到实处的人可怜得很，都是套话大话，有且仅有特别无知的我认认真真地做调研并写出详实报告，会上时间讲长了点，领导还嫌烦。这样的会，其实是没有多大作用的。一年之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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