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4月，美国前副总统拜登成为唯一仍在竞选的民主党总统竞选人，6月初，锁定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提名，但此后，竞选搭档人选一直“千呼万唤难出来”。

8月11日，联邦参议员卡玛拉·哈里斯被提名为民主党副总统候选人，距离17日至20日举行的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只剩不到1周。

次日，拜登便在自己居住的特拉华州威尔明顿一所高中与哈里斯同台造势，猛批特朗普政府抗疫不力。两人都戴口罩，演讲时保持社交距离。

2020年8月12日，拜登和他的竞选伙伴参议员卡玛拉·哈里斯在特拉华州威尔明顿一所高中发表讲话，两人佩戴口罩。

拜登竞选团队宣布，在拜登11日宣布提名哈里斯为副总统候选人后，24小时内募集2600万美元（约合1.8亿元人民币）竞选资金，是过去募款纪录的两倍多，创单日筹款最高纪录。

那么，拜登为何会选择哈里斯？

文 | 徐剑梅 瞭望智库驻华盛顿研究员

编辑 | 蒲海燕 瞭望智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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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料之中的选择

拜登最终选择哈里斯，符合此间许多观察家预料。

现年55岁的哈里斯兼有牙买加裔黑人和印度裔血统，是美国历史上第一位获得大党副总统候选人提名的少数族裔女性；同时，她是一名具有“可塑的”进步主义倾向的民主党温和派，并且属于年富力强的民主党“中生代”。

对拜登和民主党来说，这是一个相对安全、稳健、低风险的选择。

现年55岁的哈里斯兼有牙买加裔黑人和印度裔血统，是美国历史上第一位获得大党副总统候选人提名的少数族裔女性。

与往年不同，拜登在选择副总统候选人时受到更多限定条件的约束。早在今年3月和左翼联邦参议员桑德斯进行一对一电视辩论时，拜登就正式承诺，如获总统候选人提名，将选择女性作为自己的竞选伙伴。

5月下旬以来，非裔美国人弗洛伊德因白人警察暴力执法死亡，引发全美大规模反种族歧视抗议浪潮。在竞选搭档问题上，民主党内要求拜登团队选择黑人女性的呼声强烈。2016年大选中，希拉里对阵特朗普的落败，很多民主党人归因为少数族裔选民投票率的下降——无论在全美还是在主要摇摆州，少数族裔投票率都较奥巴马两度竞选时下降。因而，拜登需要更加重视争取少数族裔特别是非裔选民。

此外，近年民主党左翼不断壮大，孜孜推动拜登和民主党接纳更多进步主义议程，希望拜登选择进步派人士作为竞选搭档。在此同时，特朗普及其支持者则力图给拜登和民主党塑造”过度左倾”的人设，拜登需要在”维中”和”趋左”之间取得平衡。

由此，性别、族裔和立场，构成拜登挑选竞选搭档的基本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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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哪些考量？

任何政治决定的驱动力，从来不会是单一因素。拜登的选择在这个基本限定框架内，又有五大考量。

第一，“无伤害”。

传统上，美国大党总统候选人挑选竞选搭档的首要原则是不会损害自己的选情。经过多重背景审查，哈里斯最终被认定是争议最小的安全选择。或者说，通过选择哈里斯，拜登“避免了更有争议的选择”。

2020年3月9日，美国底特律，拜登在演讲后和卡玛拉·哈里斯拥抱。

和美国媒体披露的其他热门人选相比，综合考量之下，哈里斯没有明显的重大短板，其竞选主张与拜登没有重大差距。作为预选阶段重要总统竞选人之一，她的过往经历受到过竞争对手和媒体的“严厉审查”，在大选选战中被发现重大“黑材料”的可能性相对更小。

相形之下，其他人选或因“过于进步”而易受右翼攻击，或在全美范围内知名度不高，或有明显的历史包袱，或欠缺竞选经验。美媒援引与拜登关系密切人士的话说：“她（哈里斯）是最不引起争议的人选。她当然有自己的包袱，但谁没有呢?”

第二，接班能力。

这是一个非传统的特殊考量因素。今年11月20日，三度竞选总统的拜登将年满78岁。如果当选，他将成为美国历史上年龄最大的新当选总统，而首个4年任期届满时将已年过八旬。许多美国分析人士认为，拜登如果当选，4年后谋求连任的可能性不大。届时他的副总统将成为角逐白宫最有实力的人选之一。

因而，与以往大党总统候选人不同，拜登在挑选竞选搭档时，需要格外看重人选的执政能力和年龄段所体现的“代际接力”。不仅如此，自奥巴马执政特别是其第二个任期以来，民主党领导层老化和党内青黄不接现象严重，“代际更替”问题亟待解决。

生于1964年的哈里斯是标准的年富力强“中生代”，在加州三度竞选均获成功，在2020年民主党总统预选中也颇为抢眼，兼有地方和全国竞选经验，展现了较强的募款能力。

今年3月初，拜登在和哈里斯同台的竞选集会上承诺，他将成为民主党未来一代领导人的“桥梁”。

第三，政治取向。

哈里斯被认为是有一定进步主义倾向、具有政策弹性和“可延展性”的民主党温和派，对今年大选的诸多重要议题不持激进立场。

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报道，她反对废除私人医疗保险、反对取消美国移民和海关执法局；不支持撤资警察，在控枪问题上也持温和派立场，具有动员独立选民甚至持中间偏右立场选民支持拜登的能力。

《华尔街日报》社论则认为，哈里斯有望帮助拜登争取摇摆州郊区选民的支持，这对拜登的胜选前景相当重要。美国金融界人士也认为，选择哈里斯，表明拜登将继续总体保持温和派竞选路线。

第四，种族正义。

清除美国系统性种族主义是拜登在2020年大选中提出的重要竞选承诺。

CNN一篇分析认为，选择哈里斯，或有助于拜登向选民“表白”他对这一竞选承诺的重视。这不仅因为哈里斯有黑人血统，也因为她对美国司法体系有丰富实践经验。她曾长期担任加州旧金山地区的地方检察官，之后又出任6年加州检察长（即州司法部长）。

民主党总统预选期间，不少民主党左翼批评哈里斯对左翼的示好“半心半意、机会主义”，在加州担任地方检察官和州检察长期间，对打击犯罪过于强硬，而对打击警察滥用职权又过于软弱。社交媒体推特上还有“哈里斯是警察”的话题标签。

不过，在弗洛伊德之死引发的抗议浪潮中，哈里斯在民权和刑事司法体系改革方面的表态受到许多民主党选民好评。有分析认为，民主党左翼对哈里斯进一步拥抱进步主义议程抱乐观态度，而哈里斯在司法体系中留下的记录，又给特朗普团队推行“法律与秩序”竞选战略，渲染“拜登治下的美国不会安全”增添了难度。

第五，个人魅力。

哈里斯言词犀利，擅长辩论，个人政治形象较有活力。

据美媒报道，哈里斯去年1月宣布参选总统时，首场竞选集会吸引了多达2万人参加。她任职加州检察长时，与担任特拉华州检察长的拜登长子、2015年因脑癌去世的博·拜登(Beau Biden)建立了个人友谊，后者把她引荐给自己的父亲。

拜登在宣布选择哈里斯后说，哈里斯担任加州检察长时，与博合作密切，“博非常尊重她和她的工作”。“在做这个决定的时候，我想了很多。我最看重的是博的意见”。

2019年底，在预选阶段总统竞选人辩论中，哈里斯曾在种族问题上巧妙设计问题，尖锐攻击拜登担任联邦参议员期间在种族问题上的投票记录，这是她在总统预选阶段最引人注目的“高光时刻”。

《芝加哥论坛报》载文认为，通过选择哈里斯，拜登向选民展现了包容的气度，还展现了一种历史感——他是与第一位黑人总统共事的副总统，如果当选又将与第一位黑人副总统和第一位女性副总统共事。

蒙茅斯大学民调研究所主任帕特里克·默里（Patrick Murray）则表示，副总统候选人的重要性往往容易被夸大，但实际上，对大党总统候选人来说，“一个好的竞选伙伴不会使你赢得新的选民，但可以使你避免失去倾向于支持你的选民……哈里斯符合这个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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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攻讦，永远不会缺席

拜登提名哈里斯作为竞选搭档后，哈里斯立即遭到特朗普和共和党人抨击。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称哈里斯是“冒牌货”，并在白宫吹风会上称哈里斯想要提高税收和削减军费，在参议院关于联邦最高法院大法官卡瓦诺提名的听证会上，是所有参议员中“最卑鄙、最可怕、最无礼的”，对待卡瓦诺“超乎寻常地讨厌”。

福克斯新闻台则迅速发表前加州共和党主席、2016年和哈里斯竞争联邦参议员席位落败的比卡罗（Tom Del Beccaro）文章，抨击哈里斯“过着镀金的政治生活”，没有当总统的准备，对政策的理解浮于表面，把政治当成“一场野心的游戏”。

政治攻讦是美国选举政治的常态，到大选选战阶段势将更加猛烈，哈里斯遭遇的攻击也势必将会加剧。

截至目前，美国只有白人男性曾经担任副总统，只有一名女性——希拉里·克林顿成为大党总统候选人，哈里斯是第三名被提名为大党副总统候选人的女性。一些分析人士预期，哈里斯的女性身份，会为她带来一些特殊理由的攻击。

在拜登宣布人选前，哈佛大学教授温迪·谢尔曼(Wendy Sherman)就在推特上整理了一份作为大党副总统候选人的女性可能遭遇的“攻击清单”，大致包括：

会被说成太有野心、不善于团队合作、太咄咄逼人、很难为她工作、太进步主义，（或者）不够进步。

如果是一名有色人种女性，会被质疑名不副实或太激进，只是一种象征或者符号。

如果是母亲和妻子，会被认为忽视家庭；如果不是，会被贬低为不是一个“真正的”女人。

会被认为没有能力成为总统，或者被认为太过于跃跃欲试地要当总统。

会被认为牙尖嘴利、过于强硬，或者过于情绪化和不稳定。要么太友善，要么不够友善。

会被认为缺乏实在内涵，或过于狭隘，或过于缺乏经验。

衣服、脸、头发、姿势、随行人员将成为无休止评论的对象。

和许多美国人一样，哈里斯有一个中文名字——贺锦丽，是她在加州的华裔朋友为她取的。美国华文报纸多使用贺锦丽一名称呼这位民主党政治新星。据美国媒体报道，在参加总统预选时，她呼吁有必要就“不公平的贸易行为”及人权等问题与中国对抗，但不支持特朗普的对华经贸摩擦，认为对华经贸摩擦将提高消费品价格，伤害加州经济。在接受美国外交关系委员会(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访谈时，表示将寻求与中国在一系列问题上合作，包括全球变暖和气候变化。

新冠肺炎疫情期间，她在美国国会参议院提出一项决议，谴责使用“武汉病毒”“中国病毒”“功夫流感”这类种族主义措辞形容新冠肺炎病毒，“谴责与新冠病毒相关的反亚裔情绪、种族主义、歧视和宗教不宽容”，呼吁联邦政府加强打击针对亚裔美国人的仇恨犯罪或威胁，必要时“调查和起诉犯罪者”。

哈里斯是加州历史上第三位女联邦参议员、美国历史上第二位有黑人血统的联邦参议员，也是第一位印度裔联邦参议员。

顺便提一句，她和拜登均非常春藤出身。据美媒报道，这是自1984年以来，美国第一次出现大党总统和副总统候选人均非常春藤大学毕业的情况。

延伸阅读

美国副总统的历史角色

美国宪法赋予副总统的权力很少：在国会参议院出现僵局时投下决定性一票；监督弹劾审判；在四年一度的总统选举中监督选举人团投票的计票工作；主持国会联席会议。

此外，副总统还是1947年创立的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及美国公立博物馆和研究机构史密森学会董事会（Board of Regents）的法定成员。

美国并不是一立国就有副总统。这个职位，是在1787年制宪会议快结束时设立的。从那时起到现在，美国副总统角色发生了巨大变化。直到20世纪，由总统候选人选择副总统候选人作为竞选伙伴，然后提名并由本党全国代表大会通过，才成为一种惯例。

据《国会山》网站文章及维基百科介绍，在制宪会议上，美国开国元勋们曾计划如总统不能履职，由参议院选举产生的参议院领袖直接继任总统。随着选举人团制度确立，为了避免选举人对本州的忠诚高于联邦，要求各州选举人从不同的州选出总统候选人，其中得票最多者成为总统，第二多成为副总统。

但这样产生的总统与副总统往往政治主张针锋相对。随着政党出现，这种做法很快烟消云散。各政党试图建立竞选伙伴制度。

1801年，托马斯·杰斐逊(Thomas Jefferson)和亚伦·伯尔(Aaron Burr)作为竞选伙伴，在总统选举中获得相同数量的选举人票，为了谁当总统，众议院僵持不下，最终杰斐逊在第36次投票表决后入主白宫。其后，美国国会于1804年通过宪法第12条修正案，规定选举人团对总统及其竞选伙伴进行单独投票，并规定“……在宪法上没有资格担任总统的人，也不得担任美国副总统。”

在整个19世纪，美国副总统人选在选战中被视为一种政治上的权宜之计，可以帮助总统候选人获得一些关键的选举人票，并平衡总统候选人在地理上对选民的吸引力。但副总统的职责和作为总统继任者的角色并不明确，其中一个原因是美国宪法只含糊规定说，如果总统丧失能力或死亡，总统的职责将“移交”给副总统——如果咬文嚼字的话，并没有说副总统接任总统。

1841年，时任美国总统威廉·亨利·哈里森(William Henry Harrison)在任内去世，在野党认为副总统约翰·泰勒应该只担任“代理”总统，但泰勒认为宪法赋予他的不仅是总统的职责，也是总统职位本身。他搬进白宫，宣誓就任总统，并发表了简短的就职演说。

不过，美国国会直到1967年才在宪法第25条修正案中明确规定，如果总统死亡或丧失行为能力，则由副总统接任总统，而副总统空缺则由总统提名，经参议院听证确认。

美国副总统权力的显著增加，是在20世纪，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

其中一个偶然因素是1932年首次当选总统的富兰克林·罗斯福，他连续四次当选，任内首次邀请副总统参加内阁会议。尽管如此，罗斯福1945年1月第四次就职总统，数月后即去世，副总统哈里•杜鲁门(Harry Truman)对接任总统职位几乎毫无准备。杜鲁门后来说：“我感觉就像月亮、星星和所有行星都掉在我身上。”在担任副总统期间，对原子弹和太平洋战争，他从未听取过情况简报。

杜鲁门的继任者是共和党总统德怀特·艾森豪威尔。艾森豪威尔健康状况不佳，不希望再出现副总统对接任毫无准备的局面。他不仅让与他搭档的副总统理查德·尼克松参与内阁会议，还委托尼克松出访亚洲并参与民权立法。此后至今，副总统的作用不断扩大。

上世纪60年代总统候选人电视辩论兴起后，美国竞选活动越来越依赖媒体宣传，副总统人选及宣布时间成为总统竞选媒体策略的一部分。

1972年的民主党总统候选人乔治·麦戈文选择竞选搭档时，未做背景审查，结果媒体曝料其搭档托马斯·伊格尔顿曾住进精神病院并接受电击治疗。伊格尔顿随后退选，对麦戈文的选情产生不利影响。

4年后，卡特领军民主党竞选总统，启动了第一次公开的副总统审查程序。卡特直到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召开，才在大会上公布搭档人选，因此得到大量媒体曝光率。此后，两党竞选都采取了类似公关策略，这使副总统人选获得了更高的知名度。

副总统常被视为登上总统宝座的一个跳板。

与里根搭档的副总统老布什便赢得了1988年大选入主白宫。《国会山》文章说，在美国建国将近250年的时间里，有14位副总统通过前任的去世、辞职或选举成为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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