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随着全球疫情的反复和中美各方面摩擦的增多，打造内循环经济被越来越多的人提起，“内循环”成为了一个时髦的词汇，老实说经济问题咱不懂也不敢说太多，但是以史为鉴总是对的，在上世纪两大阵营对抗的冷战时期，苏联也曾想过打造一个涵盖所有社会主义国家的“内循环”经济合作组织，我们今天就来看看这个叫做“经济互助委员会”的组织给我们留下了哪些启示。

经济互助委员会（简称经互会），是由前苏联组织建立的由社会主义国家组成的政治经济合作组织。经互会是一个相当于西欧经济共同体的社会主义阵营经济共同体，总部设在莫斯科。大家都知道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美国凭借其雄厚的实力提出了著名的“马歇尔计划”，目的是为了帮助其欧洲盟国恢复因第二次世界大战而濒临崩溃的经济体系，同时也是为了抗衡苏联带领的国际共产主义势力在欧洲的进一步渗透和扩张。对此，时任苏联领导人的斯大林认为该计划会严重威胁到苏联对于东欧的控制，于是苏联就出炉了与其针锋相对的“莫洛托夫计划”。该计划主要包括了苏联对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援助以及发展东欧国家对苏联的贸易，并以当时苏联外长维亚切斯拉夫·莫洛托夫的名字来命名，这就是后来经济互助委员会的雏形。

在1949年1月5日，苏联、保加利亚、匈牙利、波兰、罗马尼亚、捷克斯洛伐克等6国政府代表在莫斯科通过会议磋商后，正式宣布成立经济互助委员会。在1991年经互会解散之前，这个组织已经发正成为拥有11个加盟国，10个咨询国的庞大国际组织，我国在1956年至1961年也曾以观察员的身份短暂列席。

经济互助委员会成立时有着明确的目的和良好的愿景，苏联想要过这种方式来实现社会主义国家，尤其是苏联与东欧各国之间的经济“内循环”，通过协调成员国的经济计划,实现对“经互会”各国资源的“最优化”配置。协调“经互会”各成员国的国民经济计划,可以“最合理”地利用各国拥有的资源,来“最迅速”地发展每一个国家的经济,既能逐渐缩小各国在经济发展水平上的差别,又能加速发展社会主义所有国家的经济。

当时苏联经济学者认为计划经济能克服资本主义盲目生产的弱点,不同社会主义国家可以相互配合,共同制定、协调经济发展计划,消灭各国生产上的重叠现象。每个国家输入自己所需要的货物,并且输出其他国家所需要的货物,贸易双方都是以政府事先协商好的具体交易数额为依据,所以谁也不必担心自己的货物卖不出去。另一方面,稳定的长期供货协定使各国能按时按量获得计划经济所需的商品货物,便于苏东各国拟定自己长期的贸易计划。“经互会”成立以来，对各成员国的经济发展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各成员国国民经济有了较大发展。成立初期各成员国之间的经济合作关系比较正常，经济发展较快，1951～1983年，经互会国家的国民收入增长了7.6倍。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经互会暴露出了越来越多的问题，而这些问题是苏联无法解决的。

抛开政治问题不说，经济互助委员会的成立有其与生俱来的缺陷，这就决定了其之后无论如何发展也难以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简单地说“经互会”的运行机制违反了当代经济发展的规律导致其预想的机制无法长久的运行下去。因为要想达到苏联设想的状态来协调计划实现经济运行，就必须对经济发展趋势有着先知一般的准确预测,这是一个重要的基本点。然而,经济活动是如此复杂,各种商品供求条件随时随地都发生着变化,市场上为数众多经济实体的因应措施,任何机构、任何人都不可能掌握所有的经济信息,更加别说能对经济需求准确预测了。更何况“经互会”的各国贸易是由国家垄断,商品价格不是由市场决定,而是由官僚协议，这就更加局限了各国对经济信息的处理能力,使得准确预测各个成员国的各种社会需求和产品市场价格成为了天方夜谭。举例来说，苏联向东欧国家出售石油其价格5年一定,且大大低于国际市场价格。但是大家都知道在20世纪70年代世界石油价格一度上涨了15倍,即便苏联不断地将定价规则的时间缩短，但仍赶不上国际石油价格的提升,这让苏联吃了大亏。

同样的,东欧国家抗议自己出售给苏联的商品价格远低于国际同类商品的价格,自己也觉得吃了亏,纷纷要求提高本国商品在经互会的价格，这最终造成了苏联和东欧各国之间不断的价格战。

除此之外, “经互会”各国的结构不平衡也是其内部存在的重要的问题。协调国家之间利益冲突意味着要在各种相互竞争、相互冲突的目标之间进行选择,要对各个国家或部门的利害关系逐个地予以比较权衡,再决定谁利益比较重要。在各个成员国协调的过程中,各成员国都希望使本国在经济上获得更多的好处,而不想牺牲本国利益。遇到这种情况,只能靠苏联出面,祭出“社会主义大家庭”、“国际主义”等旗帜,对各国施加压力,来“协调”各国生产计划。但即便如此,由于“经互会”不是超国家性质的计划机构,缺乏强制执行力,经常会导致各国统一协调好的计划合作项目落实不了。

时光流转，随着苏联的解体经济互助委员会也在1991年宣布解散，这场由苏联发起的社会主义国家经济内循环也不了了之，虽然我们与当年的苏联有着不同的国情，但是以史为鉴我们还是能够从中得到很多经验。在疫情之前我们国家的经济主要是靠外贸来驱动的，可以说是以“外循环”来驱动“内循环”的经济结构，因为疫情的冲击海外市场受到影响的我们只能进行转变，将外向型经济转为积极促进国内消费增长。在这个过程中我们需要注意市场经济的一些规律，政府可以通过适当的引导但不能粗暴的干预，可以在在部分领域通过良性的竞争缔造出新的产业龙头比如目前在推动的科创板企业，但这个过程中我们不能过分的干涉，同时也要注意财政政策的精准实施，不能打水漫灌而是要做到定点滴灌，比如今年我们的国债就通过新建立的转移机制直达市县基层，避免了在过程中的损耗。其次，在我们“内循环”的过程中，要注意发达地区与落后地区的统筹协调，不要出现类似“经互会”中东欧国家与苏联之间内耗的情形，毕竟“不患寡而患不均”才是千年以来最符合中国国情的至理名言，这也是为什么中央哪怕在疫情期间也一直在强调“脱贫攻坚”、“六稳六保”的原因。

只有做好了现在的“内循环”我们才能有能力去再打开“外循环”的口子，而形成新的“内主外辅”双循环才是我们最终要达到的效果。

自第二季度以来，我们的GDP在全球主要经济体中可以说是一枝独秀，这不仅是我们政治体制的优势，更是我们国内多年来产业链建设的成果体现，率先实现复工复产的我们现在有粮、有药、有产业正是大力推动发展国内新型产业链和供应链的绝佳时机，虽然目前看似我们在对外交往上处在劣势，但是随着我们“内循环”的不断运转，我们手里的牌会越来越多，底气会越来越足，那些参与攻击和抵制我们的对手，终会在国家经济利益和政客自身政治生涯的双重压力下与我们坐下来交易，而那时候就是我们迈步走出去，好好和他们谈谈如何建立符合我们需求的“外循环”的时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