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战后的半个世纪里，核武器的“恐怖平衡”和经济全球化给世界前所未有的和平，欧洲各国摒弃仇恨，让渡主权，走向一体化。然而，这一和平与美好的全球化背面是畸形失衡的经济结构。人为因素及国家制度制造了市场失灵、财富失衡与金融危机。例如，人为垄断的主权货币及货币泛滥，推高资产泡沫，同时有效需求不足。又如，资本在全球自由逐利，而国家制度却阻碍劳动力流通，导致资本与劳动的收益日益扩大。再如，低廉的资本利得税和苛刻的工薪税，进一步扩大了贫富差距。我在《穷人通缩，富人通胀》中指出，人为因素及国家制度导致的全球化失衡，导致富人通胀、穷人通缩，由此造成世界经济衰退、动荡、萧条，长期形成“低通胀、低增长、低利率、高泡沫、高债务”之局面。世界似乎又回到当年马克思提出的问题，正如大萧条所面临的困境——国家制度撕裂全球化—通缩（穷人越穷）—财政及货币扩张—通胀（富人越富）。国家一次次地拯救危机，一次次地强化国家主义——财政、货币、贸易及大型企业的控制权，一次次地破坏自由市场及经济全球化；政治力量正在使用庇古的方法，印刷货币以购买选票与人心，进一步将债务泡沫推向深渊，民粹主义、民族主义、反自由主义波涛汹涌……有人说，不能将国家问题、政治问题简单化、经济化。国家与政治问题并不复杂，刻意将其复杂化、模糊化，这不正是历史学派当年干过的事情吗？如果没有充分的自由的深入的全球化合作，就连民主政治都可能选举出希特勒。自由市场衰落，经济全球化倒退，人类将离和平越来越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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