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严重，举世焦虑。

近日，在中国总理称，中国有6亿人月收入只有1000元，尤其是在疫情之中，很多人的收入更失去保障，社会秩序存在巨大风险。

贫富相安，阶层和谐，国之大道。

从道义上说，改革开放四十年，穷人是受惠最小，受损害最大的群体，在一定发展阶段，他们忍受和理解了国家的非均衡发展战略。但现在时势已变，国家初步崛起，财力和物力上，可以兼顾底层。未来需要对底层进行适当补偿，这是国家应尽的道义；从现实策略来讲，底层占人口大多数，底层安，天下安。中国不是发达国家，阶层结构不一样，巨富与精英非主流，平民才是最广大的多数。

在疫情期间，贫富分化的加剧，阶层裂痕的扩大，已成为全球现象。

扶助平民，大势所趋。

（1）共同富裕是国家对穷人的责任

当下中国贫富分化严重，非矫枉过正，不足以扭转国家大势。

中国作为穷国，成为产生富人最多的国家，而且财富集中度惊人。2015年中国基尼系数达到0.462，仍然高于国际平均水平，也高于多数发达国家，接近动荡线。而据《中国民生发展报告2015》显示，中国家庭财产基尼系数从1995年的0.45扩大到2012年的0.73。顶端1%的家庭占有全国约三分之一的财产，底端25%的家庭拥有的财产总量仅在1%左右。

先富带动后富，是国家的承诺，亦是改革的既定目标。

最大的问题，在于公平，很多人的财富，并不来自彻底的市场经济，而是来自于权力的结盟，来自对法制与商业规则的破坏。

邓生前自评一生得失，四六开足矣，邓的“四分不足”在哪里？其最大的未竞事业，就在于实现建立在社会公平上的共同富裕。

贫富分化是中等收入陷阱之因。阶层分裂是国家动荡之因。中国绝不能成为又穷又乱的“溃败国家”。如何共富是对中国的巨大挑战。

皮凯蒂在《21世纪资本主义》中，亦提出了以市场经济和法治社会的方式，实现财富的再分配。比如高额遗产税等。通过改革不合理的分配机制，财富产生机制，稍减资本暴利，稍加劳动所得，让财富惠及更多的人。同时，减少政府所拥有的财富，更多藏富于民。

在国家政策上，亦需要改变以往对于权贵阶层的倾斜，未来需要对底层倾斜。尤其是在医疗，保险等领域实现财政托底。当下多数中国人并没有享受到适度社会福利，而是背负了“负福利”，中国需要从负福利时代，走向适度正福利时代，国家托底，解除全民焦虑。

地藏菩萨云，地狱不空，誓不成佛。

同样，只有中国还有一个吃不饱饭的穷人，国家就有责任。

（2）  共同富裕，是国家经济强盛的理性选择

2019年年报显示，三驾马车中，消费贡献最大，外贸贡献为—8.6%。负值。国内人民的消费重要性远远大于海外市场，国内民众，是中国财富创造的中流砥柱。

国内市场只要每年增长10%，都足以再造一个美国出口市场，国内消费市场至关重要。

但是，贫富分化制约了中国的消费能力。

中国作为穷国，成为产生富人最多的国家，而且财富集中度惊人。2017年中国基尼系数达到0.467，高于多数发达国家。

富人阶层的日常消费支出，占其收入的比重越来越低。富人的高端奢侈消费，多数落脚海外市场，财富转移到了国外；多数穷人却财富不足，消费能力被制约。最终将导致两头空的危险局面：富人少消费，穷人无力消费。国家整体消费萎缩，消费率降低。

共同富裕，不仅是道义要求与国家使命，也是国家经济强盛的理性选择。

有人说中国缺少伟大的企业家，没有充足的本土消费能力，企业如何能够成长为参天大树？

贫富分化严重的国家，消费结构畸形，国家经济后继乏力。

强大的大众消费能力，庞大的大众消费阶层，双剑合一，才能造就强盛的实体经济。

（3）以平民为执政基石——

发展中国家社会结构的独有特点

能否走出治乱循环，全民关注。阶层和谐，是天下安定的第一要素。能否实现阶层和谐，使各个阶层都满意，至关重要。

国家倡导“新型政商关系”，提出了“亲商、安商、富商”三大策略。另一方面，国家高调倡导要进行扶贫攻坚，表明了对于社会底层的密切关注。

阶层和谐已成共识。关键是，在国家发展步伐减慢的情况下，发展成果如何在各个阶层分配。

为什么中国的战略重点是底层，而不是巨富贵族与精英阶层？这与中国特殊的阶层结构有关。

西南财经大学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数据显示，在中国接近14亿的总人口中，中产阶层成年人口数为2.04亿，发改委统计数据是4亿，但是，两种数据都表明中产在中国是相对少数阶层，中国财富和阶层分布，属于典型的“金字塔型”。而非橄榄型。

中国的中产阶层与欧美发达国家的中产阶层不同，这些国家的中产，是真正多数人的阶层，而在中国，权贵阶层是极端少数，中产是相对少数，底层才是多数。

从合法性和民意基础而言，国家需要获得绝大多数人的支持，而在中国这样一个穷国，中产以及上层，只占不到30%，剩余的70%大众平民阶层，为国家之根基。所谓“发展中国家”，其实是“穷人的国家”的优雅别称。中国人均收入居全球下游，不可忘记自己仍是一个以穷人为根基的国家。

执政党当年以工农联盟起家，后来逐步建立起广泛的全民联盟，成为代表各个阶层的最广大民众利益的政党，但从其本质而言，仍需要以劳动大众为根基，也就是以第三阶层为根基。决不可忘本。

阶层分野各国都有，关键是要能自由流动，中国的问题是阶层逐步固化，纵向流动日益困难。

既激发第一阶层和第二阶层的活力，又兼顾第三阶层的公平与权益，是未来中国不得不走的一条路。若阶层固化，底层长期被漠视，则中国可能成为溃败国家。长期内乱不止。

（4）伸张平民阶层的民权

相对于在经济领域“民富”的弱势，在社会领域，底层在“民权”领域更为弱势。

　　著名学者王小鲁说，中国形成了一种“新底层阶层”，所谓“新底层社会”，包括失地农民、被拆迁的城市居民以及不能充分就业的大学生群体，还有因为高房价坠落的“城市中产”、体制外知识分子，加上传统意义上的农民、农民工、下岗失业工人，组成庞大而复杂的底层社会。

　　在社会管理方面，“新底层阶层”被排斥在社会管理事务之外，既得利益阶层与中产阶层界限模糊，但是与底层界限分明，不希望底层阶层分享和参与社会事务的治理，垄断了中国的国家治权。使“民治”落空。

　　中国社科院一份名为《当代中国社会流动》研究报告表明，干部子女成为干部的机会,是非干部子女的2倍多。而二代农民工，其父母多数是农民或农民工。

    都市不仅是豪强的乐园，亦是蚁族的土壤。代际遗传逐步加强，曾被横扫的“血统论”沉渣泛起。

　　在知识文化方面，资源亦开始倾斜。

　　目前，各个大学，来自农村的生源日益减少，北大和清华，来自农村的生源只占15%，而事实上，农业人口与城市人口基本对等。同时，很多高官富豪子女，通过特长加分或者“自主招生”特权进入最好的大学。拥有知识曾被赋予了改变命运的使命，但是，在起点上，公平已经严重失衡。

　　最关键的是知识改变命运这一信念已经坍塌。

　　以前，一个贫困的家庭，可能因为一个人考上大学，就实现了鲤鱼跳龙门，而现在，大学生就业渠道不畅，下层阶层的子女通过教育实现向上流动的成本越来越高，动力越来越小。北京毕业生卖猪肉，就是对“知识就是力量”最后反讽。

       不满情绪蔓延整个社会之时，必然影响到年轻一代的未来选择。尤其是底层和青年。

     抛弃底层，必致动乱。扶助平民，国之大昌。

未来，国家要走向良治，必须惠及底层。三个领域，在财富领域，分配更多偏向一线劳动者，同时，进行国家福利托底，解决贫困问题，造就普遍富裕；在社会领域，力求制度安排的公平，给予底层上升通道；在权利领域，享受更多的公民权。

尤其需要强调的是，中国走的一条内生式发展的独特道路，不象老牌发达国家一样通过殖民掠夺完成原始积累，中国的原始资本，凝结了几代人数十年之辛勤与血汗。国家的巨大进步，是以本国民众的贡献和牺牲为基石。如今国家实现了初步富强，享有国家发展成果，已成民心所向。

民有民享，关键不在少数，而在多数，实行普惠式社会福利，是落实民享的关键。

适度社会福利至关重要，部分人拿福利过度的国家来套负福利的中国，在社会保障不足的情况下竟然还反对福利，这与禁止一个饿昏的人吃肉以控制高血压一样愚蠢。

国家提出七大民生目标：幼有所育、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弱有所扶。

两大关键：免费医疗，社保兜底。

免费医疗，解决生死焦虑。

社保兜底，解决生存焦虑。

国家固然需要亲商，安商，富商；更需要亲民，安民，富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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