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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疫情影响，我国的复工正在缓慢而有序的进行中。不过，由于中国是全球供应链的重要一环，前期的停工影响已在全世界凸显。比如，现代汽车启动应急方法，紧急扩大在国内和东南亚的采购规模；小米称已将一部分订单转移至越南和泰国生产；伊莱克斯已组织团队去寻找其他供货商。

可以看到，大量的数据和事实都在把越南推向舞台中央。

进入21世纪以来，越南近20年的GDP年增长率基本保持在6%～7%，偶有跌落到5%左右的时候。自2015年至今，这一数字则稳定保持在6.5%以上，可以说是整个东南亚发展最快的经济体。据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的数据显示，2019年的头4个月，美国从越南的进口同比飙升近40%，这是美国前四十大进口来源国中增幅最大的。

在中国设厂的服装、鞋帽、家具等产业已经在越南布局很久了，高科技产业也在陆续向越南转移。比如，英特尔多年前就在胡志明市设立了其全球最大的封测厂；韩国电子巨头三星于2019年10月关闭了在中国的最后一家手机工厂，转移到越南，三星出口全球市场的手机中的绝大部分已经是在越南生产的了。

越南能否发展为新的世界工厂？

文 | 施展 外交学院教授

编辑 | 谢芳 瞭望智库

本文为瞭望智库书摘，摘编自《溢出：中国制造未来史》，中信出版集团2020年1月出版，原文有删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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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南初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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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南的国土很狭长，南北距离长达1650公里，东西非常狭窄，最窄的地方只有50公里。这种狭长的国土形状与中南半岛的地理结构有关。中南半岛上有一段长1000多公里的长山山脉（又叫安南山脉），近乎中国大西南横断山脉的余脉，自西北向东南斜贯中南半岛，把东部沿海平原地区和西部山地区域分开，构成了越南与老挝两国的天然分界线。

长山山脉在越南中部的重镇岘港一带直达海岸，并贴着海岸继续向南曼延。这样一来，它就把越南分成南海水系和湄公河（在中国境内的河段叫作澜沧江）水系这样南北两个区域。围绕两大水系的三角洲形成的人口密集区—位于红河三角洲的河内及周边区域，以及位于湄公河三角洲的胡志明市（旧称西贡）及周边区域，正是越南最富庶繁华的两大经济圈，集中了越南9000多万人口的绝大部分。两大区域之间的中部地区，则交通不便，人口相对稀少，民风也更彪悍。

图为2016年12月15日，中老缅泰湄公河联合巡逻执法船艇编队驶过云南景洪港码头。图源：钱程|新华社

要考察制造业，就要深入南北两大经济圈。考察的第一站是河内。

河内给人最初的印象是，很像20世纪90年代的中国大陆。从机场坐车往城内开去，笔直宽阔的高速公路给人强烈的现代化国家的感觉。越往里走，呈现出来的则是老城区乱糟糟的状态：一座座殖民时代风格的老房子，各种临时乱搭乱建的违章建筑，还有一些新盖的现代化高楼大厦，三者欠缺章法地混杂在一块儿。现代化大楼周边是新建的规划得整齐有序的宽阔马路，略微往旁边走一点，就是拥挤狭窄、有着多年历史的街道，川流不息的摩托车在各种街道上呼啸而过。

对一个社会来说，真正的生机与活力来自其自生秩序的活动，而不是自上而下的整齐规划。而一个城市的自生秩序，恰恰依赖各种外人难解的地方性知识。所谓的杂乱，往往只是外人的视角，它对本地人来说恰恰是一种保护层，同时，它意味着政府压制社会之能力的限度，意味着社会自组织能力的基础。河内的杂乱并未让我感觉到不适，反倒令我感受到各种烟火气，让我有了一种好感。

到了夜晚，河内的生机进一步呈现出来。我们住在市中心著名景点还剑湖的旁边，大致相当于北京王府井附近的位置。夜晚在还剑湖边信步游走，会看到路边有大量的小摊贩兜售着冰水、椰子和各种鲜榨果汁，摊贩旁就站着警察，双方相安无事。

摊位周边摆放着一排排的塑料小板凳。这些小板凳已经融入越南人的日常生活，马路边、店门口、平常人家的门口，到处都是。人们一排排地坐在上面，吃着水果，喝着椰子汁，或抽烟，或聊天。

图为2015年越南首都河内城市一角。图源：闫建华|新华社

一开始我以为这些只是属于越南底层人民的休闲生活，富豪、权贵们的生活应该是另一番奢侈景象。但在越南待了一段时间才知道，越南的权贵阶层也一样会坐在路边摊的小板凳上聊天、吃饭，仅仅是因为他们喜欢。越南不同阶层人的消费是混杂在一块的，没有断然割裂开的圈层。那些非常豪华、现代化的大商场又是给什么人消费的呢？答案是，基本都是给外国人消费的。

还剑湖边到处都是从古代留下来的有着几百年“房龄”的老建筑，上面还挂着中文写的牌匾、对联，甚至一扇大门上会贴着几副对联做装饰。虽然文采多半马马虎虎，但看到这些东西，还是让人感觉不像是出国了。还剑湖边有个景点叫玉山祠，建于18世纪黎朝末年，里面供奉着关帝、吕祖、文昌帝君等很多神像。随处都能看到的小店面里，绝大多数都会供着一个土地爷。

从玉山祠出来走了没多远，听到有人在唱《月亮代表我的心》。歌手的中文发音有些滞涩，走近一看，竟然是个白人姑娘。河内街头、中文歌曲、白人女孩，三种元素混搭在一块，深刻折射出越南面向世界的多元开放性。一个国家要想发展，必须具备这样一种多元开放性。

总体来说，越南给人的初始印象还不错。闹哄哄的氛围让人感觉似曾相识，城市看上去杂乱无章，却充满活力和人情味。这样一个让人感觉舒适的地方，在经济上是否真的能够取代中国呢？这就得到它的工业园去看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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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勘工业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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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站是越南-新加坡工业园（Vietnam-Singapore Industrial Park，以下简称VSIP）。这个工业园建在离河内不远的北宁省，是新加坡与越南政府合作建立的。

越南的省规模很小，毕竟全国面积不到33万平方公里，还被分成了58个省。出了河内没多远，就开始跨省。去往工业园的路上途经的便是红河三角洲，一路河网纵横，肥沃的土地遍布着一望无际的稻田。但是，与红河三角洲肉眼可见的丰饶相比，这里的公路显得很寒酸，路比较窄，质量也很一般，摩托车轰鸣着在各种汽车之间穿梭。从河内到工业园大概25公里的路程，花了整整一个小时才走完。

实际上，这是越南省道的常态。在除南北两个中心大城市之外的交通基础设施建设上，越南还有不短的路要走。比如，物流要想把货物从河内运到胡志明市，选择1号公路的话，1700公里的距离，两个司机倒班，也要不眠不休地走上48个小时。而且路上有很多地方是单车道，一旦出了事故就可能造成交通堵塞。但除了航空，用汽车连接这两个城市算是最快的了。火车要走上4天，海运的话，加上两边的陆地联程，大概要7天。

在省道上颠簸了一个小时后，进入了VSIP，眼前的景象立刻变得很不一样。园区里的道路很平直，建筑也都非常规整又现代化，和苏州的新加坡工业园在气质上非常像。

1996年，新加坡在胡志明市附近的平阳省建立了第一个VSIP，2007年在北宁建立了第二个，到2019年，新加坡已经在越南已经建成了8个VSIP。北宁的VSIP占地面积大约7平方公里，至今已有120家企业入驻，投资总额达25亿美元（折合人民币约175.8亿元），园内有3万名工人。

是什么吸引新加坡在越南建工业园？最重要的原因是，越南针对工业园所制定的一系列招商引资政策。

首先，工业园中的企业可以享受非常优惠的税收政策，俗称“两免四减半”。越南的企业所得税税率是20%，而在中央政府批准的工业区里设厂的企业，头两年所得税全免，接下来的4年只用缴一半的税。为生产出口产品所进口的原材料的进口关税、出口货物的增值税、利润汇回税，在所有阶段全部免除。为了平衡地区发展，越南还设置了一些特别经济区，那里的政策更加优惠，企业所得税头4年全免，接下来的9年减半。企业如果在经济落后地区投资时间跨度较长的项目，土地的使用期限可以超出通常的50年租期，延长至70年；如果得到主管部门的批准，甚至可以加签更长时间。

图为北宁省越南-新加坡工业园一角。

其次，越南各个工业园给出的投资优惠政策基本上是一样的，由越南中央政府统一制定。从2005年开始，越南每年都会公布全国各省的竞争力指数（The Provincial Competitiveness Index，以下简称PCI）报告。这份报告由越南工商会（VCCI）和美国国际开发署（USAID）联合制作，全面体现越南各省的经济治理水平、商业环境的便利性和友好性，以及行政体制改革的效果。PCI报告已成为外国投资越南的重要参考，各省会在这个指数上进行竞争。

VSIP给人的观感很好，园区外的破旧和园区内的整洁形成了鲜明对比。而这种对比，对亲身经历过中国这些年高速发展的人来说，一点儿都不陌生，这是再熟悉不过的发展路径。

几天后，我们又参观了深越工业园，它位于河内东部的海防市——河内跟海防的关系类似于北京和天津的关系。深越工业园是由深圳市投资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深投控”）投资建设的，早在2008年就立项了，但是出于各种原因，直到2016年下半年才真正开始推动建设。

深投控在刚刚开始建设工业园的时候比较谨慎，没想到，刚刚建成一部分，中美就发生了贸易摩擦。突然之间，很多企业开始寻找往越南转移的机会，深越工业园一下子变得炙手可热，每天都要马不停蹄地接待大量的考察团。深投控的投资，也以比预期快了一个数量级的速度收了回来。深投控因此大受鼓舞，开启了下一步投资计划，准备把工业园的面积进一步扩大，以便迎接更大规模的制造业转移。

图为深越工业园区入口，深越大道。图源：界面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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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势与劣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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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这两个工业园了解到的一系列数据和政策，都很直观地呈现出越南想要发展经济的决心。但是，与他们的交流也在验证着之前的另一个假想，那就是如果有大量制造业企业迅速涌入越南，就会推高越南土地和劳动力的价格，它在这方面的优势就会遭到削弱。

根据美国老牌地产租赁顾问公司世邦魏理仕（CBRE）在2019年5月发布的数据，就建成工厂的租金价格来说，越南南部最大的城市胡志明市的月平均租金是每平方米4.1美元（折合人民币约28.7元），月最高租金是每平方米8美元（折合人民币约56元）；越南北部经济圈（集中在河内、北宁、海防等地）的月平均租金是每平方米3.5～4美元（折合人民币约24～28元），月最高租金是每平方米5.5～6美元（折合人民币约38～42元）。而在中国苏州地区建成的厂房的月租金大概在每平方米4.2美元（折合人民币约29.5元），东莞地区大概是每平方米3.6美元（折合人民币约25元），成都约为每平方米2.5美元（折合人民币约17.5元）。与中国的很多地方相比，越南没有优势。

但越南的劳动力价格有着明显的优势。2018年，中国工人的人均月收入为807美元（折合人民币约5658元）。在越南，直到2019年上半年，劳动力的平均月薪才达到288美元（折合人民币约2021元），而普通劳动者的平均月薪只有206美元（折合人民币约1444元）。但越南有一个政策，就是国会每年都会立法上调最低工资标准。前几年的上调幅度是每年12%-13%，对企业造成相当大的压力，所以最近几年有所回落，2019年的上调幅度是5.3%。但由于这几年迁移过来的企业越来越多，劳动力供不应求，技术工人和管理人员更是紧俏，企业给的薪酬通常比最低工资高不少，每年也会有相应幅度的上调。

越南政府对此也比较警惕，担心过快涌入的企业让要素价格抬升太快，使越南迅速丧失竞争力。一旦这些企业再迅速转移，越南经济就会遇到大麻烦。所以政府开始进行控制，对于投资的审批也比过去谨慎了一些。

图为越南工人在工厂工作。图源：新华国际

越南不仅工厂租金比中国贵，而且水电成本也高过中国，中国的水电费用价格大约是越南的2/3。总体来说，越南主要是在劳动力和税收政策方面比中国有优势，其他方面则基本上处于劣势。那么，单从比较优势的角度来看，唯有人工成本和税收成本（包括对美关税成本）比较高，同时对于供应链的依赖度不是那么大的产业环节，才会倾向于迁移到越南。实际上，中国不仅和越南的成本对比是这样，和其他东南亚国家的对比，在大部分时候也是如此。

由此来看，越南取代中国世界工厂地位的路似乎没那么顺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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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构性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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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南有一种走日、韩路径的内在冲动，就需要发展重化工业，需要通过国家主导的一系列经济政策推动，需要通过扶持国企或者财阀落实。

但是，越南要与美国联盟，就必须接受那一系列自由贸易协定对越南经济政策的约束，接受对于国企的各种限制，接受对于不符合市场经济原则的政策扶持的限制等。当年，韩国可以用各种非市场的手段扶持大财阀，却并不影响与美国的结盟关系，原因在于那是冷战时代，政治因素的权重压倒了经济因素。但是，在21世纪，一个国家走何种经济路径(是市场导向为主的，还是政策扶持导向为主的)是美国用来识别盟友身份的政治标签。所以，越南不大有机会复制韩国路径，更大的概率要走市场导向的路径。

这些年来，越南已经对国企进行了大规模的私有化改革，目前剩下的100多家国企，也在筹划继续卖掉。越南承诺要建立一个比肩国际先进水平的透明法律框架，要让外国投资者与越南本国企业开展更加公平公正的竞争。这种竞争不会存在国企垄断的情况，是自由经济体的市场竞争。

越南现在最有名的一个私企集团是首富范日旺的Vingroup。20世纪90年代，范日旺在俄罗斯留学，后在乌克兰做食品行业，掘到第一桶金。2001年他回到越南发展，进入房地产业，现在越南各个城市的地标性建筑都是他开发的。最近几年，Vingroup广泛进军各种领域，诸如教育、医院、超市、便利店、电器卖场、手机、家电、汽车、航空学校、有机农业、制药......几乎渗入了与越南人生活相关的各个领域。不过，投资的产业如此之多，很多产业彼此之间却没有什么关联，是不符合投资规律的，这反倒和当年韩国政府扶持的大财阀投资逻辑非常类似。调研中我们还注意到其他几个规模小一些，但同样有着不寻常的跨领域投资的私企集团。

这些扶持政策究竟能走多远，很难说。如果走得太远，像当年的韩国那样，越南很可能会被踢出那些自由贸易协定，它借助西方化解自己地缘政治焦虑的努力就会失败。进一步说，即便能走那么远，财阀能否帮助越南建立起完整的工业体系也很难说。毕竟，当年韩国起步的时候，近旁没有中国这样一个超大规模的供应链网络，不会受到它的外部性效应的影响。如果越南的扶持政策走不了那么远，它的重化工业就难以在自由市场的演化中发展起来，越南就无法拥有自己的完整工业体系。

两种处境左右为难，无法兼得，这就是越南面临的结构性困境。

在这种困境中，越南最有可能走的路径是，继续深化与美国、欧盟、日本的自由贸易关系。毕竟，这是它保障自己获得外部支持的基础。然而，这也意味着越南政府的支持是有限度的。越南大概率只能顺应世界市场上的比较优势，把自己嵌合在一个恰当的位置。这是一种很吊诡的状况:正因为它面临和日本、韩国相似的处境，所以很可能走上更接近澳大利亚、加拿大的路径。

此外，目前越南的比较优势也有一种双元特性。越南比较可能在贸易上嵌合在美国体系中，在生产上嵌合在中国体系中。于是，越南的制造业发展就更会成为中国供应链网络的外溢，也成为中国供应链网络通达世界市场的一个重要中介。

中越两国近年来经济一体化的发展也呈现出这样的趋势。

图3-3是1996—2015年中越经济一体化指数，我们从中可以看出，虽然中越经济一体化指数偶尔因为政治和经济危机出现短暂下跌，但总趋势是不断上升的，尤其是在2011年之后，经济一体化指数的上升态势极为显著。而且，一系列相关研究显示，不仅中国与越南之间的经济一体化程度在加深，而且中国同整个东南亚国家的一体化程度都有不断加深的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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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应链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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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到中国的超大规模供应链网络，这个网络中的分工越来越细，单个企业的专业化分工可以达到令人匪夷所思的程度；网络中无数个企业彼此之间互为配套关系，而且配套关系可以依照订单需求不断动态重组，以生产出各种各样的产品；中国庞大的工程师群体和熟练工人群体，则为供应链网络供给着庞大的人力资源；中国高度竞争性的环境、中国人强烈的发财致富的欲望，都让这个供应链有了无与伦比的效率。

供应链的这种运转效率使中国获得了一种独特的竞争优势，哪怕是生产一个低技术产品，除非这个产品对供应链的需求很低，并且人工成本在总成本中的占比很高，否则其他国家不大容易与中国竞争。因为中国有能力把产品的综合生产成本控制在一个非常低的水平，这种成本控制能力依托的是一个庞大的供应链系统，而不是哪个廉价的生产要素。

而且，中国庞大的供应链，并不仅仅依托世界市场的拉动，还依托中国内部庞大消费市场的拉动。近年来，国内消费市场的拉动效应越来越明显。

可以简单看一下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外贸依存度的变化，图3-1是1978—2014年的变化过程。

1978年，中国的外贸依存度只有9.73%；随着中国逐渐融入世界，外贸依存度到2000年发展到39.36%；在2001年加入WTO后，中国的外贸依存度迅速升高，在2006年达到了历史最高的64.77%。在这个阶段，世界市场对于中国经济和供应链的拉动效应很大。在这之后，中国的内需市场逐渐发展起来，外贸依存度开始下降，2018年已经下降到34%左右，而中国经济发展并未成比例地降速。这意味着内需对中国经济发展的拉动力量越来越大。

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2018年中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9.0%，达38.1万亿元，同期美国全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是6.04万亿美元，同比增长5%。按当年汇率计算，中国消费市场的规模相当于美国的95.36%。到2019年，中国已经超过美国成为全球最大的单一国家消费市场。

这些数据意味着中国的供应链网络并不会因一部分生产能力的外移而出现萎缩，因为内需的成长可以填补上来。

就算越南在未来的发展过程中发展起自己的供应链网络，但它自身的体量过小，能够支撑的供应链规模是完全无法与中国相比的。越南供应链内部的分工深度和配合弹性，即供应链的运转效率，也是远远比不上中国的。

这也就意味着，转移到越南的制造业企业，如果是对供应链有较高需求的，那么从中国供应链进行采购，尤其是从中国采购生产流程上游的各种标准件，还是会比从越南采购更高效。这样一来，向越南转移的制造业能力，就不是从中国转走了，而更多的是与中国的供应链形成一种嵌合性关系。

当然，这里有个前提，那就是中国与越南的通关成本不能太高。随着中国与东盟的自由贸易伙伴关系的推进，中越两国的通关成本在不断下降。几年前，即便是资质比较优良的发货商和承运商，在中越最大的陆上口岸广西凭祥友谊关口岸要为一辆货柜卡车办理通关，顺利的情况下也需要4个多小时；现在，顺利的话只需1个多小时就够了。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有希望在不久的将来正式签署，如果能够顺利签署，则东盟与中国、日本、韩国、澳大利亚、新西兰等国之间会结成更大的自由贸易伙伴关系。这些都会继续降低通关成本。

图为2019年4月17日无人机拍摄的位于广西凭祥的友谊关口岸。图源：曹祎铭|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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仅仅是外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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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越南的调研还发现，笼统地说有哪些公司把工厂搬迁到越南，意义不大。因为现在的全球经济已经是在工序层面的跨国分工，生产者会在各国寻找有比较优势的要素，将生产环节配置在合适的地区。就越南相对于中国的比较优势来说，一方面是生产要素价格上的优势，尤其是劳动力价格，另一方面是与其他国家进行贸易时在关税上的优势。考虑到这些，我们就可以发现往越南转移的生产企业的一些特征。

这些企业不是把完整的生产线搬过去，而是把生产流程中特定的工序转移到越南，一般都是最后的组装工序。因为这道工序只需要把零部件装配在一起，而不需要再对零部件做复杂的处理，对于供应链的需求相对较低，人工成本占比相对较高，越南在这方面是有比较优势的。但越南在前段环节(对零部件做相对复杂处理)的能力还不大跟得上，相应的制造业便很难转移到越南。

在这种生产能力转移的逻辑中，用传统的划分方式对不同产业做技术的高低之分已经不合适了。同样一种产品，其不同生产工序或环节的技术含量是很不一样的，不同工序的增加值也是很不一样的。在生产工序进入跨国分工的阶段后，传统的生产概念就已经被打破，传统的分析框架便也遇到了适用性边界的问题。

图为胡志明市夜景。图源：新华社

甚至就一道工序而言，该工序所需的中间产品本身在生产流程上也有着复杂的跨国分工。2000年就开始在越南创业的家具厂老板任泽忠先生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案例。

任泽忠先生说，家具产业供应链包括五金、油漆、板材、皮革、纸箱等十几种配套产业。越南已经发展起家具行业配套所需的本地供应商，但这些供应商进行生产时所需的原材料仍然要从中国进口。比如，在越南生产一张沙发，其中90%的皮革材料来自江苏，80%的海绵原料来自中国；生产家具时所用的夹板，90%以上来自山东临沂；与家具行业配套的五金产业，其中大约60%的铁要从中国进口，再在越南本地加工成五金。

就连用来包装家具的纸箱这个配套产业也离不开中国。虽然纸箱本身是从越南当地直接采购的，但制作纸箱的原材料——纸板还是要从中国进口。要生产纸箱，先要有原始木材做成的原浆，然后再用回收的废纸打成次浆，次浆混在原浆里做出纸皮。纸皮只有一级厂能够生产，接下来二级厂会把纸皮加工成纸板，最后三级厂把纸板加工成纸箱。由于资源和规模的限制，越南目前只有三级厂，所以只能从中国进口纸板再加工成纸箱。

在通常认为技术含量很低的家具业，越南的产业与中国乃至世界上的供应链网络都有着这样复杂嵌合的关系，更不用说技术含量高很多的电子行业了。我们在越南考察时也获得了大量相关案例，它们表明制造业从中国向越南的转移，并不是从中国转走，而是中国供应链网络的一种外溢。

这个外溢过程有一部分是因为市场规律的作用。要么是企业要找特定生产环节比较优势更高的地方，比如在对供应链要求不高、人工成本占比比较高的生产环节，越南具有比较优势，要么是企业在布局全球市场时有某些考虑，比如我们考察到的海尔、TCL等家电企业。

还有一部分是国际政治方面的原因。访谈中有若干企业谈到，因为他们的产品主要出口美国市场，迁移到越南就成了一个无奈的选项。不过，迁移之后它们仍然与中国的供应链网络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最后，做个假想，如果东莞地区的制造业在短时间内都转移到越南，越南会发生什么变化呢?

东莞的产值大约相当于越南整个国家的一半，并且东莞的工业占经济结构的比重远远大于越南。这意味着越南的制造业会一下子膨胀一大半，土地价格会暴涨，合格工人不够用，人力成本会暴涨，大量热钱也会涌进来，这将导致越南出现严重的资产泡沫。

要素价格上涨过快会令越南丧失了原本的比较优势，热钱又会迅速跑掉，越南百姓的财富可能会在资产泡沫中被洗劫一空，从而引发严重的经济危机、社会危机，乃至政治危机。这对任何一个国家来说都是极为可怕的经济高烧及后遗症。而这还仅仅是东莞的制造业转移到越南而已。

《越南经济年度报告》主编、河内国家大学下属经济大学经济与政策研究院的院长费利克斯（Felix）常来中国，对中越两国都很熟悉，他认为越南发展的最佳状态是，介于中国台湾地区和马来西亚之间的水准，完全不可能取代中国。

综上所述，这种定位确实不是谦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