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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时刻，事情正在逆转！


2020年02月17日　
作者 | 叶檀
来源 | 叶檀财经（ID：tancaijing）
已获授权转载

湖北原来主要官员的结局我们都知道了，事情可以逆转吗？


01

这个故事可能有另外一个乐观版本

我们先说一个故事。

一座大城市有了种神秘的传染病，恰逢一年一度的传统盛大节日，和当地的选举盛事。

一开始医院聚集了十几例神秘病例，有几个医护人员觉得自己被感染。信息开始层层上报，疾控中心专家飞抵这座城市，进行了一次秘密的内部调查。

调查结束后，召开了几次会议，卫生部门、省市疾控中心专家、最上层疾控中心专家、官员、传染病统计专家参与了会议，讨论之后决定，现在处于经济关键时期，也处于一年一次最旺盛的消费阶段，目前病例数可控，紧张情绪不能扩散。消息不外传，内部进行控制，外部该怎么样还怎么样。



这座城市从内部被控制，人群不允许聚集，最早传染的市场、各个公共场所被彻底消毒，防治传染的医疗物资源源不断运往这座城市，疫情源头被切断。

做出决定的人手心捏了一把汗，如果无法防控，后果不堪设想。

事情在向好的方向发展，从医院接诊的数量看，从传染病统计数据看，半个月之后，大家回到了欢乐祥和的过年气氛中，各地企业在半个月后陆续复工。没有人知道，有这么一群人为了防控疫情，付出了如此巨大的心血。

因此，也就没有多少人关注有几个发微信圈传递信息的医生被处理，也没有多少人关心一座城市被隔离了半个月，几十个人失去了生命。跟几亿的人流量相比、跟一座城市一个月上万亿的GDP相比，这样的代价似乎不值一提。

十年之后，秘密的盖子被揭开，大家为有这么一群人而感到自豪，在十年的时间，江湖流传着一个传说，谁都无法证实。

上面描述的是疫情的喜剧版，现实版本截然不同。


02

为什么要这样决定  这不是一场愚蠢的游戏

大家可以看2011年的电影《传染病》，除了死亡人数没那么可怕之外，整个过程甚至比电影所展现的更糟糕。

信息上报后，区区几百个人的传染并没有被当作一件大事，大家决定暂时隐瞒一段时间，等过了这段时间再说。

这样的决定并不值得大肆挞伐。

我们得承认一个起码的前提，一个社会的精英阶层，拥有更多的信息、更多的资源、更多的手段。这个社会的精英，起码不会比在网络上吐槽的大众更笨，他们在智商、情商上肯定比大众更高。

并且，还有几个前提条件。

距离上一次人际之间大规模传染的疫情，仅仅过去了17年，从制度建设到信息的传递，到防控手段，有了大规模的改进。



现代社会经常经受大规模疫情的考验，我国也不例外。从全球最大规模被养殖的动物，猪和鸡之间疫情的传染，到中东呼吸综合症，美国流感，还有对于野生动物的警惕，中国疾控部门一直是警惕的。从SARS之后，菊头蝙蝠就一战成名，有更多的人了解了，蝙蝠这种小小的动物是怎么跟病毒、细菌共生的。

中国的P4实验室，基因研究全球有名。

就在此时，应对疫情的应急演练在各地有条不紊的进行。

就以武汉为例。2017年4月25日上午10时，武汉市（2017）突发急性传染病防控实战演练暨技能竞赛在新洲举行，武汉市疾控中心和武汉全市14个区疾控中心130多工作人员，参加了实战演练及技能大比拼。

2019年武汉召开军运会，传染病防控是军运会公共卫生事件应急处置备战的重要内容，武汉开展了一系列疾病防控备战演练活动。

9月30日，在武汉军运村，进行了一场输入性传染病疫情应急处置演练。这次演练从输入性传染病患者的发现与报告流程、病人救治与转运、流行病学调查、采样与送样、风险评估、应急响应启动、应急响应终止等方面进行，全程紧张、有序。

当时，国家疾控专家和湖北省卫健委相关负责人在现场观摩，还给了肯定和指导。武汉市疾控中心主任李刚说，“本着‘属地管理、三级联动’的原则，本次演练活动由市医疗保障指挥调度中心组织市疾控中心、江夏区疾控中心、市急救中心、市金银潭医院、等多家军运会卫生保障队伍联合完成，通过实战操作队伍得到了锻炼，各种预期之外的细节得以发现和纠正。”



还有重庆、华山医院，都按照规定进行了演练。一切看上去那么有序。

当时，演练的人和他们的上级，没有人会预计到三个月后，会发生这样一次非输入性的疫情，而他们成为可耻的撒谎者，被钉上耻辱柱。

现在，参与演练的武汉疾控中心的李刚，也一举成名了。


03

为什么现实版是这样的？

我们只能按照现有的资料进行逻辑推演：几个关键细节发生偏差，产生了最糟糕的蝴蝶效应。

一开始的决定是不公开，疾控官员、相关的研究者和地方官员决定按照原定计划过节。

这时，偏差开始发生。

1，地方官员偏差。

当地为了营造欢乐的气氛，鼓励人群聚集在一起，加上四通八达的交通网，500多万人离开了这座城市，病毒借机传播。地方官员希望一会之后、一节之后，一切回到原有轨道。

毫无疑问，这是一种赌博，我们可以肯定，当时地方官一定不了解疫情扩散的严重性，因为，他们现在的结局，是他们没有预料到的最坏的结局。这是地方官员发生的第一重偏差。

地方官员没有想到，流行病统计学数据到底意味着什么。



现在，全球传染病统计学已经非常成熟，我国也有相应学科。从网络考研的数据看，中国有37所大专院校有公共卫生与预防医学下的二级学科流行病与卫生统计学专业，从吉林到广州、从新疆到上海、从昆明到青岛都有，排名前2名的大学是南京医科大学、华中科技大学。

这个专业分得很细，有传统流行病学、分子流行病学、管理流行病学等等，可以适应各种疫情扩散分析需求、社区管理需求，利用流行病学调查获得的各种卫生信息，为卫生部门提供决策依据、制定相应的政策和策略。

这时候很可能又发生了一个偏差，一是会不会让流行病学统计专家介入，即使让专家介入，这些专家不一定能够得到准确的数据。

原因在于统计口径。2月13日，湖北省官方公布湖北省疫情最新数据，从2月12日0时至24时，湖北省新增新冠肺炎病例陡增14840例，其中武汉13436例。

之前截至2月11日，武汉累计报告病例“不过”19558例。此前三天，湖北已经实现新增确诊数病例三连降。据湖北官方媒体报道，“3天之内武汉确诊人数降低了43%”。主要是这次统计口径加入了临床诊断病例13332例。

根据湖北以往的数据，流行病学统计专家不可能得出准确的疫情扩散数据，也就是说，建立在此前数据上的办法，都不可能阻止疫情的蔓延。

没有具体可靠的数据，没有源头扩散分析，统计专家无能为力。



2，研究专家偏差。

在神秘的病情发生之时，相关的研究者已经得到了病毒和传播数据，决定不浪费难得的数据，在进行基因测序和SARS比较的同时，好好写两篇文章，巩固自己在国际学术界、国内医疗卫生界的地位。

他们确实也做到了，在全球一流的杂志上发表了文章。从发表文章的迅速程度看，最靠近病毒信息的研究团队在加班加点进行研究。病毒资源一开始不会共享，否则就失去了信息优势。研究团队之间有合作，也有嫉妒。

至于是不是会传播、会扩散？别忘记，这些人同时也是官员，既然是集团决定的事，他们不用承担太多的责任。

更糟糕的是，利益掺杂在一起，没有明显疗效的双黄莲被捧上了天，一些人为了买到药，再次戴着口罩集体聚集到了药店门口。

这才有了8个医生的事，有了钟南山在SARS之后的再次出山。

从疫情爆发后的医护人员的行为看，绝大多数能够冲在第一线，有仁心，但很可惜一开始出现了偏差，使得医护人员在一开始几乎是在肉搏。

3，信息传递偏差。

现在是互联网时代，第一时间传递的信息，必须是权威的准确信息。

此时，来自权威部门的信息是不准确而滞后的，朋友圈的信息和权威信息纠缠在一起，大家莫衷一是。

内外信息也不一致。据新京报报道，北京时间1月30日，中国疾控中心、武汉疾控中心等机构发表了一篇论文《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在中国武汉的初期传播动力学》，在医学期刊新英格兰杂志（NEJM）上。

报告收集了截至2020年1月22日已报告并经实验室确诊的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病例的人口统计学特征、暴露史和疾病时间线信息。报告中的图表显示，1月1日至11日期间，武汉有7名医务人员感染。1月12日至22日期间，有8名医务人员感染。

1月12日官方通报，密切接触者中没有发现相关病例，未通报医务人员感染情况。1月20日，国家级专家组组长钟南山院士接受媒体采访时，首次证实有医务人员感染。



在互联网时代的信息传递偏差，使得质疑声根深蒂固，发生了叫魂现象。互联网时代的关键信息不对称、信息虚假、信息错误，将导致恐慌，产生医疗资源挤兑现象。

几个关键细节偏差，发生了我们不想看到的蝴蝶效应。

四，现在怎么办？

现在的做法基本是正确的，因为在纠正上述几个偏差。在执行过程中，有可能会纠枉过正，这是没有办法的办法。

针对第一个偏差，各地守土有责，确保不发生疫情扩散，宁可错杀，不可放过；

针对第二个偏差，研究部门进行国际合作，在疫情之后，希望有底线、有能力的研究机构能够得到更多的资源；

针对第三个偏差，每天实时公布疫情数据，哪怕数据再不好看，也坚持公布真实数据。


纠正偏差，能够发挥现行的制度优势，而不是劣势。而经济数据下行，是可以预见到的代价。除了少数人，其他人都在支付代价。

-- END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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