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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是总理忌日，他离开我们已经有四十四年了，然而人们对总理的感情并没有因为时光流逝而变得淡漠，反而愈发敬重和思念他。。

无论是为人，为官，一身正气，两袖清风的周恩来都堪称楷模，他对党的忠诚，对国家的忠诚，对革命的忠诚，对婚姻的忠诚，都是难能可贵的品质，这也是他魅力来源之所在。

从欧洲留学回来，以周恩来的个人能力和在军政界的人脉，如果他要追求高官厚禄，他可以轻轻松松在南京得到这一切。

然而，为了国家的前途，为了民族的末来，周恩来投身于最危险的事业---革命，并最终在他最伟大的战友--毛泽东同志的领导下，带领着中国共产党取得了中国革命的胜利。

今天我们吃着火锅，配着暖气，有时还坐在电视或电脑前看着跌宕起伏的热播谍战剧，为悬念无穷的剧情而紧张担心。

而真实的情报战线比戏剧更戏剧，它没有剧本，没有NG，一个微小失误就往往意味着牺牲。这条秘密情报战线为新中国的建立，为维护国家安全，立下了不朽功勋，而创建中共情报体系最主要领导人就是周恩来。

神秘的特科 

1926年之前，中共情报系统是比较松散的，也没有专门的情报机构。整个中国也是如此，搞情报的有军阀的暗探，国民党的特务，还有美苏日英等国的在华特工。

在革命者一方，共产国际情报网要远比中共情报系统强大，而且不归中共领导。

周恩来参加情报工作，起因是1925年8月20日国民党左派领袖廖仲凯被刺案，周恩来带着陈赓与国民党侦查机关一起没日没夜调查案件，并意识到建立情侦保卫机构的紧迫性和必要性，因为国民党反动派什么事都干得出来，但陈独秀对情报工作态度却并不积极。 

中国左翼知识分子往往与共产国际建立联系，1927年国民党掀起“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中国从南到北都笼罩在白色恐怖之下，许多中国左翼知识分子离开中国，前往日本（当时去日本不用护照），再在日本左翼人士的帮助下拿到护照，前往莫斯科。

像北大教授陈翰笙和妻子顾淑型（北平艺文中学的教务主任）就是其中之一，他们在莫斯科先与共产国际农运所联系，经所长伏斯涅钦斯基确认后，就可以暂时安顿下来，生活费由主办会计阿利卢耶娃每月发放。

阿利卢耶娃胖胖的，对中国同志非常热情，照顾周到，当大家后来知道她是斯大林夫人后，都颇为吃惊。

农运所其实是国际工农革命者避风港，中国知识分子呆不住。

到了1927年底，共产国际情报网与国民党左派联系更为密切，这些人也认识了到莫斯科国宾馆休养的宋庆龄，还有邓演达，陈友仁等人。

然后再安排他们从日本回到国内，宋庆龄在上海莫里哀路的住所就成了他们商谈的安全之处。

这条线，当时与周恩来没有什么关系，1928年11月中共中央成立特委，在特委领导下成立特科，确保党对情报工作的领导权，周恩来是特委领导人。

共产国际那条线能量很大，像《法兰克福日报》女记者史沫特莱，红色职工国际太平洋联盟干事牛兰夫妇，上海满铁研究所的尾崎秀实等等，有德国的，有瑞士的，有美国的，有日本的，相当复杂，中共特委尽量避免与他们直接接触，周恩来默默打造着中共特科。

1931年6月15日，牛兰夫妇被捕，共产国际从瑞士请来律师到上海辩护，宋庆龄，杨杏佛，邓演达，蔡元培等知名人士也进行多方营救，此案闹得满城风雨。

参与营救的知识分子，有多少人与共产国际有关系？特科那边并不了解，反过来他们也不知道特科的存在。也正是由于周恩来的高度谨慎性，才使得地下情报系统，在顾顺章叛变后还能保存下来，并到了苏区重新壮大。

共产国际情报网在上海的核心骨干佐尔格，于1932年1月通过尾崎秀实发信，希望一位没有赤色疑点的知识分子陪他到西安。这样，陈翰笙（后来受周恩来单线领导）在徐州火车站与佐尔格会合，再去西安。

佐尔格是美国报纸聘用的记者，同时又是一名德国纳粹支持者（掩护身份），真实身份是苏军情报机构格别乌远东地区负责人。他到西安想与杨虎城接触，同时摸清南京和柏林合作程度？三天后，西安郊外爆发疫情，火车站关闭，无法离开的佐尔格居然在西安弄到了一架军用飞机，由德国飞行员送他去了洛阳，后来去日本，可见当时国际情报网的能量。

那么这些与共产国际有联系的左翼知识分子（共产党员，但不是中共党员），是如何转入中共？并成为周恩来部署在国民党最核心领域获取战略情报的地下工作者呢？

潘汉年就是双方交集的关键人物，还有康生。

周恩来领导下的特科下属有四个科：总务科，情报科，行动科（红队），通讯科，分别称为一科，二科，三科，四科。 

各科领导人变换比较复杂，用最简明方式说明一下： 

一科：洪扬生（1927-1931）陈云（1931-1932）康生（1932-1933），之后还有其它四位。 

二科：陈赓（1928-1931）潘汉年（1931-1933）王世英（1933-1935） 

三科：顾顺章（1927-1931）康生（1931-1933）邝惠安，王世英（1933-1935） 

四科：李强（1928起直到改组取消）

只有三科是动刀动枪的，情报收集工作主要是由二科负责。潘汉年在顾顺章叛变后，他的秘密电台就设在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消防督察，新西兰人路易.艾黎的家里，而艾黎和英国工程师普林斯又是共产国际情报网成员。

他们只知道潘汉年是共产国际同事，所以到了1935年，1936年，左翼知识分子中一些可靠的顶尖人物，就经介绍转入中共，归周恩来领导。

情报战线并不像影视剧里天天刀光剑影，这些中共秘密党员，除了可以得到最高级战略情报外，还能团结进步人士，比如李四光，戴爱莲，柳亚子，萨空了等。

周恩来在纽约有一张王牌，就是冀朝鼎，冀朝鼎身份是经济学家，他与总统罗斯福的助手居里和美国财政部长摩根索都有来往，回国后就住在他的山西老乡，行政院副院长财政部长孔祥熙家里，冀朝鼎得到的情报价值是无法估量的。

同时冀朝鼎在纽约期间，还要与周恩来安排来美国的单线联系情报人员对接。这些人在美共帮助下创办了《太平洋事务》刊物，1937年2月在美国各大城市进行公开演讲，解释什么是“西安事变”？陈翰笙顾淑型当时到美国后，就在纽约参与建立了“战时难童募捐委员会”（NGO）。

陈翰笙是真正大知识分子，也是张王牌，专业著作很多，百度上也不知道他是受周恩来单线领导的地下工作者。

陈翰笙抗战结束后，1946年秋重返美国，在华盛顿州立大学当教授，并调查美共在农村开展工作情况，美共自己不行，扶不起，陈翰笙后来去了霍普金斯大学工作。

陈翰笙去美国就是周恩来安排的，1945年9月，他还在印度德里大学工作（历史系评卷员），原本他是要去澳大利亚墨尔本大学当教授，1946年初秋，英国记者彼得.汤森从中国给他带来了一张周恩来和廖承志联合署名的纸条，指示他直接去美国，不必回国。

1950年FBI对他起了疑心，10月他与妻子果断前往伦敦，签证由南斯拉夫人波波维奇帮忙，再从伦敦去布拉克，最后呆在华沙等候消息。

1951年陈翰笙夫妇从华沙转莫斯科，1月31日晚间抵达北京（百度上说他1950年回国是不准确的）。周总理原希望他担任外交部副部长，他却愿意归隐书斋，后被选为中国外交学会副会长，2004年在北京去世，享年107岁。

像这样默默无闻，又充满传奇的情报战线功臣，周恩来领导的还有很多，所以说周恩来是一个艺术大师，在惊涛骇浪中稳如独钓寒江。

周恩来的情报工作有两个原则： 

一，绝对秘密。不能说的事，连父母，爱人都不能透露。 

二，不搞政治暗杀（叛徒除外），这是与反动情报机构的原则性区别。

国民党高层，包括蒋介石身边都有地下党，这些国民党要人有一个被暗杀吗？

中统负责人徐恩曾50年代在回忆录中也写道，中共对于“不搞暗杀”这个“教条”，大致上是遵守的。水火不容的死对头如此看法，也从侧面证明周恩来领导情报工作的高超艺术：既得到了有效及时的情报，又跳出了常见的恐怖色彩。

搞政治暗杀，能得逞于一时，但对长远计划不利，比如美国炸死苏莱曼尼，得到了什么？灯塔都臭了街了，伊朗也没有垮掉。

美国动不动在舆论上炒作中国“间谍”案，连5G网络建设都要妖魔化，自己则撒谎、欺骗和偷盗而心安理得，还满世界安插线人，魑魅魍魉造谣生事，煽风点火，更需要我们高度警惕，擦亮眼睛。

在今天富裕安康背后，秘密战线斗争仍然激烈……

向那些秘密战线上的英雄们敬礼！向周恩来总理致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