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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有关华为和网易的话题，刷爆了我们的朋友圈，也撕裂了我们的微信群。

从劳资纠纷，到职务腐败；从民族主义，到贸易纠纷……几位前员工的孰是孰非，舆论场上引起了激烈的争论和对立，有人认为这是劳资矛盾和阶层冲突的表现，笔者却认为未必。

本文不谈这件事本身，而是借这件事在舆论场引起的对立谈一个更宏大的话题：大基建+财政转移政策对社会结构的影响。

A

有关事件的铺垫，想必各位读者心中已是饱有素材。让我们开门见山吧。

第一， 理论上，单纯的劳资纠纷不会造就这么大的矛盾。

十九大以来，“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与发展不充分不平衡”、强调“增强人民获得感”等深入指导政府工作，执法部门愈加偏向于劳动者，而企业主也愈加不敢就劳资纠纷硬气。

劳资纠纷处理难的困境在全国都得到了有力缓解，可在一线城市，尤其是“新动能”行业除外。有关996的怨气始终甚嚣尘上。

第二， 网易患癌员工事件中舆论一边倒，可菊厂事件却引发了广泛争端。华为的反对者的中坚不乏大城市高学历的精英，而华为支持者中却有不少起到反效果的“脑残粉”。无论如何，几大舆论场上，后者的文化水平和社会地位均低于前者，以至于余承东个人对“至道学宫”的推崇，会让这么多人觉得反常，大跌眼镜。

如果我们只从“阶层冲突”的模型出发，学历较低因而导致劳动层级较低的人群，应该反对“大资本方”才是啊。

事实上，菊厂事件中表现出的对立不是劳资间的阶层冲突，而是更大基建+财政转移政策对社会结构的影响的表现，困扰很多人的房价问题的根本成因也在于此。

B

对于华为的反对者来说，他们主要是在大城市的知识分子，从事研发工作或配套的服务工作，处于产业链高端。华为之类企业改善员工待遇的话他们自己也可以沾到光。

可员工待遇改善，会造成研发成本上升，导致电子产品、电信服务等价格的上涨，怎么办？答案是不用管，因为华为的反对者的工资就来自研发成本，他们的工资的上涨是跑得过电子产品价格上涨的。

但有一批人的收入上涨是跑不过电子产品价格上涨的，他们在N线城市，学历较低，从事产业链低端工作，他们在华为员工改善待遇的过程中收入完全没上涨，却要承担华为员工改善待遇引起的电子产品价格上涨——

在电子产品在消费份额中占的比重越来越大的现在，这无疑提高了他们的生活成本。

一个粗略的经验模型：在北上广深搞研发的无产阶级博士生工资每提高一点，电子产品的价格就上涨半点，中小城市、广大基层的无产阶级的实际生活水平就要降低两点。

数据能说明很多问题

有人认为大厂们的支持者傻，脑臀分离，“精资”，其实他们很清楚自己的利益所在：没有985们的996，就没有二三本们及以下学历低廉的信息生活成本。

996的985是无产阶级，技校生就不是？虽然年轻的知识分子精英在一些网站上叫得欢，看似把持了话语权，但他们在现实中只是少数，非常少数。

所以，这是一部分无产阶级与另一部分无产阶级的矛盾，而矛盾的成因是为了保证公平而牺牲（大城市的）中产的利益补贴（中小城市、县乡基层的）底层。

无论是财政和廉价贷款养大的科技公司，还是大风刮来的海外资本喂肥的互联网大厂，或是莫名失效的劳动保障，其实都是紧密相扣的环。

C

房价问题的深层原因也是如此。

大城市高昂的房价和遍布全国的发达基建是一个硬币的两面。

都知道落后地区“要想富先修路”，可是不修路不是不愿意修而是没钱修。因为搞不起基建支持经济发展导致落后，因为落后更没钱搞基建。

要打破这个恶性循环必须有启动资金，而这笔资金，相当一部分是来自大城市的房价。我们俗称：转移支付。

高房价从大城市的中产处吸取了资金，通过财政转移支付输送到全国各地，尤其是落后地区，变成了那里的基建，当地的困难群众因此受益。

看起来这和北欧国家对富人收重税补贴穷人类似，而且还促进了基建，拉动了经济，创造了就业。在减少收入差距保证公平的同时还提高了效率，很完美……吗？

当然不是，这种模式也有其问题。落后地区的困难群众从基建受益有三种模式：

1，村子修通路后运出产品卖钱，促进村子产业发展。

2，在修路的过程中，村民参与工程，出售劳务和建筑材料，或者为施工者提供饮食等服务获得报酬。

3，修路要经过一些农户的农田或宅基地，他们获得拆迁补偿。

这三种模式是从优到劣排序的。

模式1是最可持续发展的，因为村子有自己的产业，基建是有意义的。而且只要一次基建完成后当地就可自己“造血”。 

模式2的可持续性存在问题，如果村子没有自己的产业，基建只能在工程进行的时间内给村子带来收益，工程结束村子就再次失去了收入来源。

为了保证村子的收入来源，只有不停新建基建，最终基建远远超出当地实际需要，导致产能过剩，而且日后庞大的基建维护成本也是当地的负担。目前，日本就面临着这样的困境。

模式3不仅不可持续，而且还可能有害。现在动迁补偿都非常高，文化水平偏低的当地人在几乎不用努力的情况下获得大量资金，很容易在当地掀起奢靡攀比之风，拆迁户在赌桌和网红主播上一掷千金的事例数不胜数，不愿坐吃山空想实现增值的拆迁户也大多成了违法P2P割韭菜的对象。

模式3的害处不仅如此，假设村里一个努力学习最终有机会到大城市求学深造的孩子发现凭自己的收入定居无望，而贪玩能混的同村同龄人却留在村里靠拆迁款住上了别墅。这对努力者会产生巨大打击，暴富者也会因为自己的经历成为“读书无用论”等反智主义论调的传播者。

这种故事，大家已经见怪不怪

现在，由于集中效应，绝大多数产业集中在了长三角、珠三角等几个发达地区，大部分的落后地区的产业，几乎完全无力与东部竞争。村子修好路后，只能输出少量山野特产，代价就是大量更廉价的商品运进，对原有的产业形成冲击。能靠模式1获利的地方越来越少。

正如落后国家如果不设置关税，很容易成为工业国家商品的倾销地，本国民族工业根本发展不起来。

因此很多地方只能靠模式2维持，哪怕是县城也不满足于通高速，还要通高铁，可当地几乎没有了实体工业，甚至连年轻人都少有留下的。这些地方靠转移支付输血活着，甚至获得很滋润，但如果将来一旦降低赤字减少转移支付，在安乐中失去了造血能力的地方生活水平将断崖式下跌。

大基建+转移支付的模式在一段时间内实现了保证公平的同时促进基建提高效率，但这其实类似“吸985、996的血养技校生”的弊端。如今随着基建饱和和赤字增大，其积极作用被削弱，消极影响逐渐显现，值得引起重视。

D

转移支付形成的基建设施，会摧毁落后地区自有产业，这和大厂员工的996相似点在哪里呢？

相似点在于，大厂员工提供的相对廉价的智力结晶，譬如游戏、小说、短视频、自媒体等等，也正在摧毁教育程度本就不太高的小地方人的注意力集中能力与学习能力。

看似落后地区轻而易举得到了公路，看似小地方人轻而易举得到了娱乐，可他们失去的，是未来更多的可能。

但要说这是矛盾，又太过草率：

没有电信设施，没有智能手机，没有各色软件，小地方的人们与信息时代将愈加绝缘，享受不到信息时代给予的新机会。

没有国家转移支付提供的便捷与就业，落后地区也不太会自己生长出大企业、茁长出科技树，分享国家高速发展的红利。

随手一搜，正面新闻居多

他们得到很多，又失去很多，希望之中有绝望，绝望之中又有新的希望。

希望和绝望的交替之中，曾经的思维模式被更替，过去的生活方式被改写，老旧的生产关系、局势结构正在迎来重构。

信息时代革命，终于依靠大厂完成了“最后一公里”。既然是革命，那就不仅仅是办公效率提升或是娱乐渠道丰富，而是社会结构的重新调整。

马云说过，996是福报。这确实没错。同样的高考分数的985大学毕业生，学计算机的有机会在大厂里30W+996，学生化环材农的只能月薪6000下基层；挤进互联网公司的赶上了泡沫时代完成了财富积累，考编制的则面临升迁降速福利降级财政萎缩的……

生活已然天壤之别，可他们当初的起点是一样的呀，区别只在于……一点点的意识与幸运。可你扪心自问，这一点点的意识与幸运，真的值40W+吗？

既然是时代的赐予，那就请报效时代。时代是有意识的，是主动的，它正从996的大厂员工口袋中强行掏出着什么，装进背篓里，向小县城那些嗷嗷待哺的脸庞进发。

而我们没资格问，这时代是对是错，不是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