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泡沫破灭后的就职冰河期！

昨天教育部等八部委印发通知，将在2026年5月-12月联合开展“国聘行动”，全力促进2026届高校毕业生，以及2024、2025届离校未就业毕业生等重点群体尽早就业。

上述八部委通知明确提及了前两年的离校未就业毕业生，从一个侧面体现当前高校毕业生的就业压力。

当然现在这种压力比多年前还是好不少，那时候社会保障体系没有目前健全，灵活就业的蓄水池也没有。但接下来每年超千万、还要持续十几年的高校毕业生数量，确实会带来沉重的就业压力。

在经济上行期，就业问题不会突出，但在当前和未来一段时间，这个问题肯定会比较突出。

一遇到这个问题，各种批评声音就会不断，但这些抱怨与批评，其实意义不大。因为，经济就是有周期，经济结构就是历史形成的，需要有改革，需要有变化，但改革与变化都需要时间，需要契机，甚至，需要整体观念的变化，以及人口结构变化。那在这些约束条件短时间难以改变的前提下，作为普通人而言，真正需要关注的，恐怕并非宏观，而是微观。

作者2024年写了一整年的需求侧改革，这两年也在继续写。这些都是针对宏观层面的，不只是政策建议，因为再全球化时期，并非所谓“政策调整”就能解决关键问题，实际需要官方、企业、民众的观念进行一系列的转变，换言之，要形成基础性共识。

当前如火如荼的半导体和AI投资，与之相伴相生的，并非惠及大多数人的繁荣。但这个技术趋势又不可能放弃。

所以，冰火两重天。

不能只关注火，而不关注冰。火可融冰，冰亦可熄火。

对于小国而言，一两个产业在风口，就可能惠及大部分人，对人口大国而言，没这个可能。

微观层面，作者对普通人的建议是，尽可能去了解一下日本泡沫经济破灭后的就职冰河期。当然这种了解，不是讲日本当年的情况会在中国大陆重现，因为不同时代，不同地区，内外部环境都存在巨大差异。例如，日本泡沫破灭后，伴随中国大陆制造业从中低端开始逐步替代，也伴随日本在半导体和后续互联网产业方面的挫败。中国大陆当前的产业环境、外部追赶者情况，与当年日本还是不一样的。

了解他人，了解过往，主要还是去理解现实逻辑，是如何发生的，可能出现怎样的情况，以及后续是如何发展的。这个过程，首先要还原到历史中去看，而不是简单把他人的历史，当做自己的现实甚至未来。

有一些情况，可能会有相似性，经济的结构性问题，总会有相似性。要承认很多问题会有共性，所以他人的经验和教训才有意义。同时也要看到不同点，从不同点，不同的内外部条件去思考差异可能是什么。

经验、教训、差异，都意味着机会。要理解经济是有周期的，身处不同周期中，要有不同的心态，观察社会经济的视角也需要调整。

作为普通人，不要动不动上升到政策层面去思考，政策不是你制定的，你的想法没有影响力，等、靠、要对自己是没有帮助的。老百姓就要从老百姓的视角去观察、思考，观察、思考既定政策，理解宏观，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去做决策。每个人都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做出对自己有利的选择，就行了。

接着讲日本的历史。

在泡沫经济破灭后，日本在就业方面最大的问题，并非失业人口的绝对数量增加到难以接受的程度，而是几个结构性变化：

1、非正规雇佣比例的大幅提升

日本的就业区分为正规雇佣与非正规雇佣。正规雇佣就是遵循“终身雇佣制”与“年功序列制”的企业社员，与企业签订无固期限劳动合同，全职工作；而非正规雇佣则是通过派遣、外包等间接方式服务于企业，与第三方签订有固定期限或临时性的劳动合同，具有兼职或部分工时的特点。从工资收入而言，非正规雇佣员工的平均为正规雇佣员工的2/3，且在健康保险、厚生年金、育儿假等方面都远不如正规雇佣员工，并且基本不享有企业年金/退职金。

日本在泡沫经济破灭前，已经是发达国家，全民中产阶级，号称“1亿总中流”。1984年的时候，日本正规雇佣员工占比达到85%；1992年泡沫破灭后，降到80%；2003年降到70%；2013年降到历史最低点，不到62.5%。

2010-2012年，日本大学毕业生的正规雇佣率只有70%，也就是有30%的大学毕业生，只能从事派遣或兼职等工作，无法获得稳定的岗位。而在日本就业文化中，非正规雇员没有多少可能转为正规雇员。也就是，一旦就业时是非正规雇员，那可能收入和就业稳定性方面，就要持续终身。

2025年日本的正规雇佣员工占比为63.5%，也就是，非正规雇佣员工的比例占到36.5%。根据2024年日本统计数据，男性非正规雇佣率为22.5%，女性为52.7%，这是日本特有的性别工资差异。

2、就业年龄的结构性变化

日本泡沫破灭后，就业岗位缩减，非正规雇佣岗位扩大，就业年龄结构出现一系列变化。

日本泡沫破灭后，企业选择了“保护中年，牺牲青年”。具体而言：

中年人受到日式企业传统的“终身雇佣”观念保护，通过降薪、调岗、减少招聘等方式，尽力保障中年人的就业。但也出现了从正规雇员转变为非正规雇员的情况。另一方面，中年失业的再就业率要显著低于年轻人，也就是，虽然企业选择了对中年员工进行保护，但中年员工一旦失业，彻底失业、再难找到工作的风险，在当时要比年轻人更大。

按照东京大学教授玄田有史的研究，日本泡沫经济破灭后，相比受到保护的中年人而言，年轻人更受伤害。玄田有史指出，1999年，日本45-54岁且拥有大学学位的失业者仅约7万人，占当时约300万失业人口的约2%，失业增长的主体其实是年轻人。在对中年员工进行保护的前提下，企业自然减少了对年轻员工的招聘，1996-1998年间，20-24岁日本青年占全职岗位的比例减少了约18%，而50-59岁占全职岗位的比例却在增长。玄田有史称之为“灰色劳动力”对青年的岗位替代效应。

正规雇佣岗位要保障中年员工维持生计，当需要增加用人时，就只能增加非正规雇佣岗位，年轻人的工作稳定性和收入稳定性也就无法保障了。

这就是日本“平成废宅”产生的真实原因。

要知道，这一切，与日本企业出海潮，是同时发生的。

3、结构性失业对年轻一代心理的影响

在日本泡沫顶峰时期，求职杂志From A的编辑道下博，在1987年创造了一个词Freeter（自由打工者），也就是后来所谓的“飞特族”。这个词在当时本来是指年轻人追求自由，追逐自由个性空间，反对当“公司奴隶”，拒绝从事全职又辛苦的工作。结果在泡沫经济破灭后，与日本的就职冰河期紧密捆绑，甚至在1991年开始变成了日本劳动统计标准的一部分：15-34岁，从事临时或兼职工作，或正在寻找此类工作的未婚年轻人。

日本泡沫经济破灭后，大量年轻人长期接受非正规雇佣或失业，导致本该进入社会的年轻一代，要么变成了长期居家啃老，要么经常性地变换工作，或者只有非正规雇员身份，对他们的社会交往和自信心造成了很大负面影响。

1998年，日本筑波大学医学部教授、精神科医生斋藤环，在其出版的著作《社会性蛰居——永远的青年期》中，首次提出了长期回避社会参与、自我封闭于家中的问题，也就是后来流行的“家里蹲”（蛰居，hikikomori）。此后，家里蹲这一社会现象及其产生的各种问题，被不断摆上台面。

早在1983年，日本作家中森明夫就在《漫画布克力》中将动漫与漫画粉丝描述为“社交笨拙、沉迷于二次元、缺乏现实社会意识的青年群体”，并创造了“御宅族”（Otaku）这个当时略带贬义的词汇。

泡沫经济破灭后，家里蹲与御宅族常被放在一起讨论。

但显然，身处逆境的日本年轻一代，不愿意接受这种贬义的界定。伴随本土泡沫破灭和日本制造业出海的，是日本二次元产业的兴起。二次元产业是日本泡沫破灭后，为数不多的可由年轻人深度参与并具有一定主导性的产业。漫画、动漫逐渐也从亚文化出圈，变成日本主流文化的一部分，形成一个庞大的产业，甚至对海外造成广泛影响。

日本年轻人要用二次元来证明自己。1980年代开始，大塚英志出版了《“御宅族”的精神史》、《物语消费论》、《新物语消费论》等著作为二次元产业和御宅族正名；1996年，冈田斗司夫出版《御宅学入门》，对御宅族提出三代划分；2001年，东浩纪出版《动物化的后现代》，将二次元产业纳入后现代消费分析框架。

在传统产业的就业冰河期，二次元文化产业成了日本本土为数极少的亮点之一。等到二次元一代变成中年一代，二次元又与日本的旅游观光产业进一步结合。

从日本泡沫破灭后的就职冰河期历史可以看到，日本中年人总体受到了传统企业的就业保护，但代价则是年轻一代缺乏就业的安全感，无论是飞特族、家里蹲、啃老还是二次元，本质上都是日本经济问题下就业结构策略选择所导致的。

对中国大陆而言，接下来十几年，将面临高校入学人数和毕业人数的一轮又一轮高峰。正面看，这些高质量劳动力可以是未来经济发展的动力源和内需的增进剂，但如果就业和收入的稳定性不足，那整个年轻一代的社会心态就会出现很大的变化。

从个体视角而言，能在未来愈发困难的就业环境下谋得稳定的职业固然是好事，但这样的选择，估计不会越来越多。与其追求所谓的稳定，不如在新的时代让自己的生存能力变得更强。

从政策层面，兜底的往往只能是真正的弱者，例如优先保障整个家庭就业率都很低的人群，或者尽可能通过扩大公共投资去创造一些新的就业岗位。产业政策的风口往往也不会持续太长时间。

未来的环境也对大企业的行为方式提出了挑战。如果大企业的选择仍然是不断增加财富集中度，那到了某个阶段，政策就很可能会呼应现实诉求，去扩大财富的传导效应。

在社会保障力度不足的前提下，家庭能够提供的安全港将越来越重要，在此基础上，无论是家长还是年轻一代，都要努力调节好自己的心态。这不仅是降低预期的问题，而是如何在不稳定的未来，仍能保持心态上的积极，这其实是比获得收入更加重要的问题。

以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