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的大国幻想！

近日，《外交事务》杂志刊登了塔塔集团战略事务主席阿什利·特利斯的一篇文章，题为“印度的大国幻想”。

塔塔集团是印度最大的企业，2022-2023年度收入达到1500亿美元，相当于印度GDP的4.43%，作为这样一家跨国巨头的首席国际政治顾问，阿什利·特利斯拥有辉煌的履历。

他1961年出生于孟买，大学毕业后赴美留学，获芝加哥大学博士学位。

之后到美国国务院、美国驻印度大使馆和国家安全委员会任职，小布什时期曾出任总统特别助理和西亚、南亚问题高级主任，近些年多以学者身份参加一些智库机构讨论。

阿什利·特利斯是印度裔美国人，也是华盛顿知名印度问题专家，一度被视为美国驻印大使的候选人。

特利斯在文章开篇这样写道：

“世纪之交以来，美国一直在寻求帮助印度崛起为一个大国。

在小布什任内，华盛顿与新德里达成了一项重大民用核计划协议；在奥巴马时期，美国和印度开始了国防工业合作；在特朗普第一个任期内，美国与印度启动情报分享机制；在拜登总统的领导下，美国又为印度提供先进发动机技术……”

美印走近的原因主要有几点，其一是地缘政治领域共同应对中国的初衷，其二是印度经济改革吸引美国公司和资本进入印度市场，其三则是由于印度移民在美国经济中发挥的作用让华盛顿刮目相看。

但美国忽视了最关键的一点，那就是印度不希望美国保持唯一超级大国的地位，相反，它寻求建立一个多极化国际体系，从而让印度成为真正的一极。

应对中国只是印度近期的挑战，长远看新德里将参与遏制任何渴望霸权的国家，包括美国。

特利斯认为，虽然印度痴迷于捍卫其战略自主性，可实力跟不上野心的发展，他对中印GDP增长曲线进行了推演，结果显示，即使按照最理想的场景，2050年印度也不会成为超级大国，经济总量跟中国比仍有差距。

地缘政治领域，印度面对中国存在巨大劣势，不得不为应对中巴两线作战做准备。

国内社会领域，莫迪煽动起的印度教民族主义具有巨大反噬效果，很可能加剧内部紧张局势。

在产业结构领域，印度始终没有发展出一个重要的制造业，原因之一是过度保护主义——印度平均进口关税高达14%，在全球主要经济体里遥遥领先。

文中称：

“对经济增长进行长期预测是十分困难的，如果过去是序幕，印度将在本世纪中叶成为一个大国，但它在包括中国、美国和欧盟在内的四强中是最弱的，尤其不会与美国和中国相提并论。”

从长期视角看，比如到2050年，印度的关键之处在于它是唯一一个可以限制中国的亚太大国。

仅就亚太区域来说，到2050年中美实力将发生失衡，美国面对中国时会愈发感到力不从心。

而无论日本、澳大利亚或其他国家都无法弥补美国相对实力下降的缺口，能够予以填补的只有印度，因此华盛顿和新德里一直渴望探索出一条长期合作的路线图。

特利斯在文中称，无论印度最近的经济表现多么令人印象深刻，都无法与中国改革时期取得的成就相比——1980年中印GDP大致相同，而今天中国是印度的约5倍。

文章认为，印度避免正式结盟是其殖民历史的产物，开国总理尼赫鲁曾承诺，印度永远不会成为任何大国的“阵营追随者”。

这本质上是一种现实主义外交倾向，即不相信其他国家会出于自身利益以外的任何事情而行事。

简单来说，只要美国在制衡中国方面有利益，印度就会自然而然得到华盛顿的支持，根本不必为了获得这种帮助而做其他复杂的妥协。

莫迪的政治导师、前总理瓦杰帕伊曾宣称：

“印度不相信单极化是当今世界的平衡状态，将努力建立一个合作的多极化世界，以适应所有国家的合法愿望和利益。”

除此之外，印度的不结盟考量其实还有一层隐藏因素，那就是一个崛起大国决不能在过渡期内做任何损害它崛起后环境的行为。

从新德里努力维系与俄罗斯、伊朗的关系不难发现，它对于单极秩序是非常警惕的，一旦美国排除掉中俄等主要竞争对手，印度将不可避免地遭受打压。

特利斯认为，按照当前各国的发展趋势做推演，到本世纪中叶，最有可能的场景是中美两极化。

如果印度选择加入美国阵营，一种可能是长期充当与中国对抗的第一线，面临军事风险；另一种可能则是被美欧边缘化——西方阵营的核心领地为北大西洋，印度在印度洋更多是扮演给西方看门护院的角色。

与华盛顿不同，新德里其实不能容忍与北京的双边关系出现剧烈波动，根据美国政策的未来轨迹，新德里甚至不排除在情况需要时向中国靠拢。

特利斯在文章中表示，印度最大的问题在内不在外。

冷战时期即使经济表现不佳，但印度仍然保持着强大的自由主义，今天的印度尽管在经济上更加成功，可已经有明显的印度教民族主义倾向。

印度教民族主义支持者顽固认为印度是印度教徒的土地，其他宗教少数群体充其量只是二等公民。

在莫迪执政的十几年里，印度极大疏远了近2亿穆斯林和近3000万基督徒。人民党试图吸收以前被疏远的低种姓印度教徒，建立一个统一的“印度教投票集团”，该集团总共有10亿人口，在选举中无往而不胜。

作为美国公民，特利斯把印度的这种转向与美国国内政治拿来做比较，他认为印度正越来越像高度分裂的美国。

然而与充满韧性的美国社会相比，印度的国家认同与社会基础要脆弱得多，长期两极分化可能会加剧武装叛乱，为外部力量在印度境内制造混乱创造机会。

而在掺杂印度教与穆斯林的意识形态纷争后，还会进一步加剧印度与巴基斯坦、孟加拉国的紧张关系，增加外部安全负担。

除此之外，印度的经济发展模式也限制了其全球影响力的发挥。

印度的持续增长在很大程度上与其国内市场扩张挂钩，而不是像中国那样与国际一体化挂钩——2009年中国作为全球第三大经济体时，货物出口已经是全球第一，当下印度的货物出口仅排在第十名。

这种内生式增长的潜力受限很大，无法跟周边国家形成产业链整合或转移。

事实上，尽管地缘政治领域彼此靠近，但印度经济始终没有像中美经济那样互惠融合，在经历过多年“脱钩”之后，中美贸易额仍是美印贸易额的五倍。

孟买天际线。

文章最后，特利斯这样写道：

“美印关系是狭隘的，以利益而非价值观为中心，代表着一种萎缩的雄心壮志。

冷战后两国关系的转变曾被认为是帮助改善和维护自由国际秩序的一种尝试，而现在，这种关系在很大程度上仅限于试图应对一个共同的竞争对手。”

具体到当下，特朗普的外交耐心十分有限，几乎不可能在关税战中对印度妥协，更不要说经济、产业层面对印度让利。

或许在处理对等关税的谈判中，美印双方会渐渐意识到彼此关系的脆弱性，原来不过是工具性伙伴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