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唯一能为给出答案的，恐怕就只有时间了。
前段时间，梁振英点名汇丰银行，称“这家自称英资的银行万万不能一边赚中国的钱，一边跟着西方国家做损害中国主权、尊严和人民感情的事”。
数天后，汇丰银行在微博上公开支持国安法，结果却被英国政界批评向中国 “跪低”（屈服）。
一家银行，为何能同时引起两国政府的关注呢？
这一切，必须从汇丰如何成立，如何在香港站稳阵脚讲起。
1. 成立
1864年初，大英轮船公司香港总代理苏石兰（苏格兰人）在去中国的途中，阅读到了有关银行业务的文章。
作为在亚洲地区打滚多年的商人，他意识到随着中国在鸦片战争后对外开放的趋势，中国极需要一所现代化的银行去配合其对外贸易。
数月后，苏石兰得知孟买有商人抱着同样打算，于是抢占先机，马上走访香港各大洋行，成立了组建汇丰银行的临时委员会。
组成临时委员会的十四所洋行，包括英资的宝顺、美资的琼记、德资的禅臣、印度犹太裔商人开创的沙逊等等。
它们在中国和东南亚有着庞大商业网络，实力雄厚！
拥有这些商业伙伴，使得汇丰在成立时比其他在港外资银行多出一个优势，就是明确把自己的利益和香港——或者是说英国对贸易的利益绑定。
当时，香港大部分的外资银行的总部均设在印度或者欧洲。
由于当时的通讯技术所限，很多重大的商业决定在咨询总行后往往错失时机。
于是苏石兰在汇丰临时委员会成立不久后，就写信给英国殖民地部大臣，提到外资银行在华的分行，并不能满足东亚地区的贸易需要。
所以，需要一家新的银行，来发展香港的金融事业，以配合英国的对华贸易。
大臣听取了建议，因此，时任港督积极协助汇丰的注册，并很快对其开放发钞权。
就此，凭着庞大的商业网络，以及港英政府的政策配合，汇丰银行在香港站稳了脚跟。
作为投桃报李，汇丰也需要配合港府的金融需求。
例如在1866年，汇丰借款十万给港府应急。
后来，港府更加长期委任汇丰领导层为港府最高决策机关——行政局的成员，并把汇丰定位为香港的中央银行。
2. 大清的裱糊匠
清朝末期，李鸿章曾自嘲是清廷的裱糊匠。
而汇丰银行，就是浆糊。
在香港站稳阵脚后，汇丰积极扩展对华的业务，成为了在华领军金融事业的外资银行。
先后在福州、宁波、汉口、厦门、天津、北京等各路设立分行或办事处。
清廷的一些显贵，例如北洋大臣李鸿章、庆亲王奕劻、肃亲王善耆等人，都纷纷托汇丰保存各种或明或暗的收入。
汇丰在中国业务成功有两大原因。
第一是中国进一步开放市场，让汇丰有大量的商业借贷活动。
第二是汇丰多次为清廷提供贷款，让汇丰获利甚丰。
夸张地说，如果没有汇丰银行，我们在历史书看到的很多清廷的重要决策均无法实行。
比如1876年，正在准备西征新疆的左宗棠急需贷款，汇丰就向其贷款500万两，让左宗棠得以顺利出兵。
后来，随着清廷的各种需要的扩张（广东海防、福建海防等等），汇丰亦多次向其放款。
据记载，清廷自1880年代初到甲午战争期前15年间，对外借款22笔，汇丰银行就包揽了当中的14笔，占借款额总数的68%。
而且，汇丰对清廷借款所得盈利甚高，占当时汇丰每年纯利的20%以上，甚至在某些年分高达50%。
在华的连番动作，让汇丰在亚洲地区打响了名堂，成为了亚洲金融业的领头羊。
由于在亚洲地区享崇高地位，汇丰得到了英国政府的大力支持。
并且，英国政府还多次协助汇丰争取包揽清廷的战争赔款借贷。
例如1895年马关条约的对日赔款，和1901辛丑条约的庚子赔款。
1890年8月15号，当时在华最有影响力英文报纸《北华捷报》写到：
在中国只要一说“银行”，大家就知道说的是汇丰。
3. 汇丰曾经帮过大忙
早前，有舆论曾抨击汇丰“出卖华为”，让孟晚舟被捕。
其实，这是大水冲了龙王庙。
因为冷战期间，汇丰曾经也为中国打破美国的金融封锁，做过不少事情。
新中国成立后，美国曾经对我们进行了漫长的经济封锁，外资企业几乎全面撤出中国。
在当时美国的金融封锁下，中国并不能利用美元和美资银行做结算，就在这个时候，国家终于有任务交给汇丰了。
这时候，汇丰建议用英镑来绕开美元，此举得到了上层的同意。
就此，中国银行香港分行定期把贸易顺差和侨汇交托给汇丰香港总行。
让汇丰从世界各地搜购大量英镑，以应付对外贸易的结算。
其中一大部分的英镑，会定期转送到中国银行的伦敦分行，作为处理中国对欧洲贸易的结算之用。
同时，十六家在英国从事对华贸易的企业嗅到了商机，率先派遣使团访华，与中国签订贸易协定。
这些财团当年组成的英中贸易协会，拼命游说英国政府不要放弃中国市场。
而该会的主席，就是汇丰控股的主管 Sherard。
英国的网开一面，让中国看到了希望。
短短五年间，中英贸易的总贸易额从9700万美元上升到2亿300万美元。
实际上，汇丰此举是一个极大的赌博。
因为美国 一直在密切监察着中国的财政状况。
汇丰为了配合中国银行，必须要小心行事，避免被美国政府抓到痛脚，冻结其在美国的资产。
综合英国解密档案、汇丰的内部文件、中方的对外贸易数据，由1953到1971年中美关系正常化的近四十年期间。
中国在香港购买的英镑平均有40%到50%都是由汇丰提供的。
二十多年后，中国改革开放。
第一个重返大陆的外资银行，也是汇丰。
随着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中国逐步开放金融市场，汇丰和旗下的恒生在中国的多宗并购中频频得手。
如今，汇丰也是中国最大的外资银行！
4. 政治投资大于经营投资
吕不韦贾于邯郸，见秦质子异人，谓其父曰:“耕田之利几倍?”
曰：“十倍。”
“珠玉之赢几倍。”
曰：“百倍。”
“立主定国之赢几倍?”
曰：“无数。”
从上面的汇丰故事中，我们可以看到，汇丰除了善于营商，更加善于作政治投资。
这些政治投资，按吕不韦的说法，可能比一般营商所得的利益还要高。
回顾汇丰一笔笔的政治投资，我们不得不佩服汇丰的眼光。
汇丰的座右铭是：“环球金融地方智慧”。
其中的“智慧”，就隐含了“政治”两个字。
不过，政治获利高，但风险也可能更高 。
虽然汇丰曾冒着被美国制裁的风险为中国服务，但当时的中国并非美国的眼中钉。
当场景来到2020年，中美的关系变得复杂，汇丰还能获利吗？。
唯一能为给出答案的，恐怕就只有时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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