肺炎疫情大潮:为什么武汉没能从非典中吸取教训?

2020年01月27日

1918年11月6号,时任定海县知事的冯秉干在上海《申报》撰写了《救治时疫之布告》一文。在这篇布告中,冯秉干针对当时的流感,提出用银翘散这味中药进行治疗:“赶紧照方买药,连服自可安宁”。但很显然,他对这场大“瘟疫”的估计过于乐观了。在这一年的5月份,上海出现了第一例传染病例,而此时的温州已经有上千人感染。6月份,广东的学校和邮政局也开始出现类似病人。不久,江西、湖南、云南、浙江、江苏、北京等地都开始出现大规模疫情,并且发病快,死亡率高,呈现出早上发病,晚上即毙命的特征。在《申报》对于绍兴疫情的描述中:“一村之中十室九家,一家之人,十人九死,贫苦之户最居多数,哭声相应,惨不忍闻”。在很多村庄中,甚至半个村的人口都被传染,死亡率高达10%,这足可见形势的严峻。用当时《大公报》的话来说,这是“疫鬼正在高兴的时代”。但此时的中国,也只不过是世界传染病浪潮中的一片雪花而已。1918年的3月4日,美国堪萨斯州军营,士兵们纷纷出现头痛、高烧、肌肉酸痛这些症候,当时的诊断只是小流感。不到一个月的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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