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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大疫袭来，当人们都陷入到恐慌与被恐慌的困境之中，对于个体生命、自由、尊严和国家政治文明的反思，再次浮现出来。其中一个重要的问题是：我们为何如此恐慌，疫情恐慌的本质又是什么，恐慌之余，我们如何安放内心？本文作者认为，对于现代人来说，最大的恐惧就是非正常状态下的“暴死”，其恐怖性就在于超出了我们的认知预期，而且变成了生活的常态，彻底打乱了我们的知识结构和理解能力，使我们处在无知的恐惧中。于是我们发明出种种知识和技术来克服死亡恐惧，但这种看似理性的“技术政治”路径，非但不能真正克服恐惧，反而会不断产生新的恐惧，当人类面对死亡时由于知识的崩溃导致彻底绝望和毫无抵抗的屈服，这将是“最可怕的”。那么怎么办？作者认为，在企图克服命运的僭妄理性与勇敢面对命运的健全理性之间，在慷慨而光荣的死亡与恐惧而堕落死亡之间，我们需要重新安排私人生活与公共政治生活的关系，重新培育以责任伦理为基础的“公民政治”，将其建立在“脆弱而高贵的基础上”而非“低俗而稳固的基础上”。文章原载《知识分子论丛》第2辑《共和，社群与公民》(2004年)，仅代表作者观点，特此编发，供诸君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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