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祯按下明朝灭亡的加速键！
2024年09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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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事求是的说，明朝灭亡有历史周期律的因素，但崇祯皇帝朱由检因为个人能力的缺陷，也确实做了明朝灭亡的总加速师。早在崇祯刚做皇帝的时候，在国家的内、外战略方面，就犯下两个极为严重的错误，给后世造成深远的影响。按照惯例，明朝每年要给蒙古诸部赏赐一些白银和粮食，换取蒙古诸部和明朝保持联系。即便不能恢复数百年前的朝贡关系，起码也能让蒙古诸部在明朝身上看到希望，在明朝和满清的战争中保持中立。公元1628年，崇祯和朝廷大臣因为国库空虚，宣布停止对蒙古诸部进行赏赐。明朝末年正处于小冰河时期，全世界都有程度不等的干旱、洪涝、瘟疫、饥荒，所以明朝停止赏赐，导致蒙古诸部的生存环境瞬间恶化，陷入没粮、缺衣的困境。那时距离萨尔浒之战将近十年，明朝和满清已是不死不休的敌国，而在两国交战的关键时刻，夹在中间的蒙古诸部，就是明朝和满清都要争取的中间势力。现在明朝停止赏赐蒙古诸部，最直接的结果，便是蒙古诸部逐渐倒向满清，奉满清的皇太极为蒙古大汗，两族合作到明朝境内劫掠粮食、人口、金银。可以说，崇祯的这项政策，不仅促成满蒙联盟，壮大了满清的实力，还削弱了明朝的战略空间，以至于长城沿线都成了满清入塞的突破口。当然，因为蒙古的察哈尔部实力最强，崇祯和朝廷大臣便保留了和察哈尔部的关系，每年赏赐8.1万两白银，希望借察哈尔部的实力弹压蒙古诸部，并抵御满清的扩张。但问题是，这样一来，在争取明朝赏赐这件事上，察哈尔部就没有了对手，完全是垄断经营。于是，察哈尔部每年领了赏银以后，还要到大同劫掠一番，典型的既要又要还要，喂不熟的狼羔子。再过几年，察哈尔部被皇太极征服，明朝是赔了夫人又折兵。公元1629年，户科给事中刘懋算了一笔账，如果裁撤各地的驿站和驿卒，每年能节省几十万两白银。他把这一想法告诉崇祯，崇祯立即同意，裁。那时陕西、山西等西北地区连年大旱，而且均输、间架、新饷等苛捐杂税数不胜数，所以在天灾人祸的双重作用下，西北地区出现大量的流民，冲击着正常的社会秩序。面对这种情况，宋朝的做法是到灾区招兵，哪怕在富裕地区加税，也要供养日渐臃肿的禁军，目的就是减少灾区的青壮，防止造反。和宋朝相比，明朝裁撤驿站的做法，完全是反其道而行之。这样一来，各地驿卒失去了稳定的工作，那些寄希望到驿站谋生的西北青壮，也看不到未来的希望。明朝留给他们的出路只有一条——做流民，然后进化为起义军。《明通鉴》就写道：“民大困，多往从贼。而山、陕游民，至是求驿糈者无所得食，于是流贼饥民不可究诘，而山、陕大乱。”可能崇祯并不知道，让风华正茂的青壮有工作，是治国理政的第一要义，让身强体健的青壮成了没有软肋的人，是最危险的事。如果说明朝内外战略的失误，出自朝廷大臣的策划，崇祯不用承担全部责任，那么在“识人用人”这个问题上，则完全证明了崇祯治国理政能力的不合格。内阁大学士刘鸿训机敏干练，是明朝末期难得的高层人才，崇祯一度非常信任刘鸿训，喜欢和他商量事情。但这么亲密的君臣关系，很快就出现裂缝——蓟镇、锦州因为缺饷发生兵变以后，崇祯希望户部拨款发饷，刘鸿训知道户部没钱，便请求崇祯从内帑拨三十万两，给军人发饷。就因为这么一件事，崇祯便疏远了刘鸿训，随即罢官免职——“由是失上指。”自从清理了魏忠贤，崇祯就非常在意朝廷大臣结党营私，结果在廷推内阁大学士的时候，礼部尚书温体仁以“结党”的名义，扳倒声望极高的礼部侍郎钱谦益，在受到钱谦益弟子、同乡的攻击以后，又给崇祯上书说：“臣以讦罢钱谦益，故其党排讦臣者百出，而无一人左右袒臣，臣孤立可见。”靠着这种孤立的姿态，温体仁得到崇祯的信任，进入内阁掌权八年。袁崇焕更不用说，一句“五年全辽可复”，拨动崇祯渴望建功立业的心弦，一举得到兵部尚书、督师蓟辽、持尚方宝剑的权位。
这两件事说明，崇祯的倾向喜好太明显，容易被朝廷大臣哄骗利用，而崇祯却不自知。可以说，崇祯继位不到两年，明朝的高层人事就一塌糊涂。而公元1629年的“己巳之变”，则暴露了崇祯在危机时刻处理人事的能力。那年11月，满清的皇太极亲自统帅大军，到明朝的京畿地区劫掠。礼部侍郎周延儒，趁机攻击兵部尚书王洽调度无方，翰林院检讨项煜进一步添油加醋：“世宗斩一丁汝魁，将士震悚，强敌宵遁。”蓟辽督师袁崇焕，一路追着满清大军到了北京城下，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吧。但北京附近的人民突然遭遇兵灾，都认为袁崇焕御敌不力，可能和满清有密约，这样口口相传就有了“袁崇焕勾结满清”的谣言。皇太极听到谣言，决定将计就计，专门在俘虏的两个宦官旁边，和满清大将说了关于袁崇焕的事，然后把宦官放出军营。而在此之前，袁崇焕曾以“士马疲惫”的理由，请求进入北京休整。这三条线索串联起来，崇祯断定袁崇焕是叛徒，下狱，处死。两位亲手提拔的朝廷大臣、世人皆知的亲信大臣，就这样被崇祯轻易处死，在常人看来都觉得太草率了，更何况是一个国家的最高层呢？那是极其炸裂的。崇祯不仅善于处死朝廷大臣，更善于破格提拔基层人才。申甫是喜欢纸上谈兵的僧人，平时说起军事头头是道，还私下制造了一些纯手工的火器、战车。不知通过什么渠道，庶吉士金声知道了申甫的光荣事迹，便向崇祯推荐，表示此人是隐藏在民间的高手，可以大用。崇祯收到金声的推荐，不考察、不试用，直接任命申甫为副总兵，并从国库调拨全套武器装备，命申甫招募数千人，单独成军，抵抗满清。翰林院庶吉士刘之纶，日常也喜欢谈论军事，所以金声在推荐申甫的时候，也把刘之纶推荐给崇祯。崇祯同样是不考察、不试用，直接提拔为兵部右侍郎，然后命他招募万余人，再配发全套武器装备，和满清作战。和申甫的命运一样，刘之纶组建的新军，在遵化全军覆没。在崇祯看来，你们给朕效力是天经地义的，朕提拔你们已经仁至义尽了，战死，只能说明你们能力不够而已。早在满清大军进入京畿地区以后，宣大总督和宣府、保定、河南、山东、山西等地的巡抚都请求带兵进京，护卫北京的安全。12月，山西巡抚耿如杞、山西总兵张鸿功统帅五千山西精兵，到了京畿。按照明朝的规定，军队到达驻防地点的次日，才能领取第一天的军饷和粮草，以后以此类推。结果耿如杞和张鸿功统兵进入京畿的第一天，兵部命他们驻防通州，第二天命他们调往昌平，第三天又调到良乡。这么来回调了三天，山西援兵一粒粮食、一两军饷都没有领到，饿了整整三天，非但没有和满清作战保家卫国，反而把战斗力损耗殆尽。山西援兵为了活下去，只能抢掠驻地周边的人民群众，勉强维持一线生机。而听闻山西援兵扰乱京畿，崇祯大怒，下令逮捕山西巡抚耿如杞、山西总兵张鸿功。崇祯这么做，流露出来的态度便是，你们只能讲奉献，不能谈待遇。除此之外，崇祯在“己巳之变”暴露出来的另一个问题，便是催促出战。例如袁崇焕下狱以后，随他前来救援北京的满桂，屯驻在北京西直门、安定门一带，满桂认为“众寡势殊，未可轻战”，能防住北京城门就可以了，不要奢求和满清决战。但崇祯不这么看，坚决要求满桂主动出击，大破满清——“上趣桂出师。”满桂没有办法，只能遵照崇祯的命令，把军队带到永定门外二里的地方，摆开阵型和满清决战。最终，满桂战死，麾下的黑云龙、麻登云被俘。然而，所有人都不知道，逼满桂出战只是崇祯的开胃菜，此后十几年，崇祯还会一次又一次的逼大将主动出击，葬送掉一支又一支的精锐部队。总的来说，崇祯是个没有识人之明、没有驭人之术、没有长远规划、没有战略定力、没有基本的军政能力却又雄心勃勃的人。关于这一点，当时已是世人的共识，前大学士刘鸿训就说：“主上毕竟是中主。”“臣伏见陛下励精求治，宵旰靡宁，然程效太急，不免见小利而速近功......陛下求治之心操之太急，醖釀而为功利，功利不已，转为刑名。刑名不已，流为猜忌。猜忌不已，积为壅蔽。正人心之危，所潜滋暗长而不自知者。”当然，要说崇祯的战略失误和用人失误导致明朝灭亡，那也是不切实际的。明朝末年的诡吊之处在于，崇祯任性妄为的事、对国家有害的事都能做成，崇祯听取正确建议、想改革国家弊政的事一件都做不成。那年2月，给事中陈启新给崇祯上书，提了几项国家弊政——文人士子的文章，写的都是礼义廉耻孝悌节义，一旦通过科举做了朝廷官员，便开始贪污腐败盘剥人民，此为科举之弊。开国初年，国家用人不拘一格，颇有五湖四海的气象，现在唯有考中进士才能入仕做官，以至于出现不同层次的团团伙伙，此为用人之弊。以前没有功名的县城教育官员，都有资格做给事中、御史等批驳、监察官员，现在却只能由进士出任，此为选举之弊。最后，陈启新提出自己的意见，那就是暂停科举，恢复太祖旧制，打破明朝官场的团团伙伙，开放面向最底层的上升通道，营造清新的政治空气。见到这封上书，崇祯非常高兴，改任陈启新为吏科给事中，准备让他到吏部，逐渐推行自己的主张。但自永乐朝开始，科举便成为入仕的正途，两百多年下来，地主士绅们早已通过科举形成盘根错节的既得利益集团，他们怎么可能放弃科举、八股这个维护既得利益的工具呢？毫无疑问，陈启新的建议，在朝廷大臣的攻击下，胎死腹中。4月，武生李琎给崇祯上书，请求搜刮江南富户的家产，填补空虚的国库——“请扩江南富户，令报名输官，行首实籍没之法。”其实不论是停止赏赐蒙古诸部，还是裁撤驿站、无力赈济灾区，起因都是国库空虚，能省一点是一点。而明朝的财富，绝大部分都隐藏在江南地主士绅的家里。李琎的建议，从理论上来说，确实是损有余而补不足，暗合天道。但问题是，掌握明朝话语权的朝廷大臣，几乎都来自江南的地主士绅，让他们把自家的财富送到国库，相当于让他们自我革命，怎么可能呢？于是，大学士钱士升便向崇祯反驳道：“郡邑有富家，固贫民衣食之源也......此议一倡，无赖亡命相率而与富家为难，不驱天下之民胥为流寇不止。”言外之意是，江南的地主士绅供养了江南的贫民，保证了国家的一方安宁。如果你要到江南搜刮财富，那江南的地主士绅就要造反了，不拥护明朝了。尽管崇祯罢免了钱士升的大学士职务，但朝廷大臣这么强烈的抵制，崇祯也只好放弃搜刮江南财富的想法。10月，崇祯想遵照《皇明祖训》里“考选宗室为官”的条款，从各藩王府里选拔一批能文能武的宗室成员，安排到合适的岗位上培养锻炼。如果此事做成，这些能文能武的宗室成员，就能成为崇祯真正的嫡系，制衡江南地主士绅出身的朝廷大臣。然而，礼部侍郎陈子壮极力反对，理由是宗室成员到地方做官，极有可能祸乱地方，威胁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礼部侍郎陈子壮虑为民患，极言不可。”其实哪里是“虑为民患”，陈子壮等朝廷大臣真正忧虑的是，宗室成员崛起以后，有可能侵占他们的官职，剥夺他们的特权。但就是这么牵强的理由，崇祯都无法反驳，只能一怒之下把陈子壮贬谪回乡。从这三件事可以看出来，明朝末年的既得利益集团已经坚不可摧，针插不进水泼不进，不仅常规的治国方式无法运行，就连“酷吏政治”这种旁门左道，崇祯也无法推行下去。崇祯在战略失误、用人失误、改革失败以后，再叠加上暮气沉沉的明末政治生态，结果就是政务糜烂、财政缺口巨大、人心离散。在这样的背景下，要抵御关外的满清、平定农民起义军，崇祯唯一能做的选择就是，向最底层的贫苦人民加税，组建精锐的野战部队，和满清、农民起义军两线开战。公元1637年3月，崇祯任命杨嗣昌为兵部尚书，主持用兵事宜。根据杨嗣昌的提议，崇祯下令增兵12万，同时征收280万两白银的“剿饷”，用来剿灭农民起义军，号称“暂累吾民一年，除此心腹大患。”公元1639年6月，杨嗣昌又提议，九边重镇的兵员数额是73万，那么总督和总兵合作可以训练35万精兵，需要增饷730万两白银。剿饷、练饷和以前的辽饷合在一起，共计1670万两白银，已经和明朝的正常赋税相差不多了。如果把基层官吏征税时的盘剥、压榨、损耗算在一起，最底层贫苦人民要交的税，可能是正常赋税的五到十倍。这么重的赋税，处在太平盛世的人都扛不住，更不必说天灾横行的明朝末年了——崇祯七年三月，山西自去年八月不雨至于是月，赤地数千里，民大饥，人相食。陕西亦旱。崇祯十年七月，山东、河南蝗，民大饥。虎狼千百为群，行于道路。崇祯十三年，是岁，两畿、山东、河南、陕西、山西大饥，人相食。仅从史料中摘取的只言片语，我们就能体会到，那个人间炼狱一样的明末社会。这么重的赋税、这么重的天灾，两者叠加在一起，结果便是民不聊生、天下大乱，原本对明朝抱有希望的底层贫苦人民，也开始铤而走险，为自己谋一条活路。在这样的背景下，李自成和张献忠揭竿再起，并以极快的速度席卷中原，明末农民起义至此进入最高潮。而就在这个关键时刻，崇祯那低劣的个人能力，和往常一样稳定发挥。公元1641年4月，皇太极出兵围攻锦州，洪承畴统帅13万精锐兵马进驻宁远，松锦大战爆发。因为辽东的经济基础薄弱，皇太极便想速战速决，洪承畴知道满清的弱点，便不准备决战，想拼消耗，打持久战。但崇祯不理解，一个劲的催洪承畴出兵决战，最终，洪承畴兵败松山，满清夺取锦州，明朝在东北方向再也没有成建制的精锐部队。5月，崇祯任命傅宗龙为陕西三边总督，让他调集陕西兵马出潼关，救援开封，和李自成决战。傅宗龙说“属郡旱蝗，已不能应”，请崇祯宽限一些时日。崇祯不听，严令限期出兵，傅宗龙被迫仓促出关，大败，用陕西的兵马和装备养肥了李自成。傅宗龙之后，陕西巡抚汪乔年继任为陕西三边总督，崇祯又下令，“限期出关剿灭闯贼。”汪乔年没办法，搜刮了陕西三万步骑，出潼关，再败于李自成。公元1642年5月，陕西三边总督是孙传庭，崇祯给他下令：“练所发兵，足饷一月即卷甲出关，毋逗挠取咎”，赶紧出关剿贼，不要自己找不痛快。公元1643年8月，孙传庭请求固守潼关，同时在陕西开屯田、练新兵、造火器，等一切准备就绪再出关决战，必定能一举击败李自成。孙传庭长叹道：“吾固知往而不返也，然大丈夫岂能再对狱吏乎”，你提拔我做官，我还你一条命，就这样吧，咱俩谁都不欠谁。至此，陕西做为明朝的西北兵员地，再也无法组建精锐野战部队，李自成随即用两个月的时间扫荡陕西，再东征山西、直隶，一举灭亡明朝。崇祯是钱搜刮了、民逼反了、兵没练成、自己也死了，竹篮子打水一场空。实事求是的说，明朝灭亡是必然的，但如果皇帝有正常的军政能力，未必会在1644年亡给李自成，更不一定会让满清捡漏。如果只评价崇祯个人的话，他应该是独夫、民贼一类的人。但历史就是充满了黑色幽默，正是因为满清入主中国而李自成在位时间太短，导致世人又举起“反清复明”的大旗，而崇祯做为明朝最后一个正统皇帝，又被世人套上“反清复明”、“悲情天子”的滤镜。可以这么说，其他王朝的亡国之君，很少能留下正面评价，但崇祯的治国失败，反而把他推到本不属于他的历史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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