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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文明的复兴 —— 需要从商丘重新出发”系列文章发表后，引起很多网友，也有很多专业历史学家和有很深研究的历史爱好者的关注。由此深刻感受到需要重复说一下研究历史的科学方法问题。历史是一门科学，所以它必须遵从一切学科都需要遵从的基本规律。它的一切特殊性，也都是一般科学研究规律在历史这个特定领域的特殊表现而已。
我所建立的第三代科学方法是在数学和测量学基础上，通晓了人类当前三千多门学科之后所建立的，所以，历史这门学科也必须完全遵从第三代科学方法才能获得有效的认知。具体来说如下：
首先，一切学科的测量数据都会存在误差，主体误差（就是认识主体本身存在的误差因素）在一切领域都有。例如量子力学的测不准原理，本质就是一种主体误差在理论上其减少存在极限约束的问题。所以，并不是只要是测量数据就可以直接拿来作为证据，而是必须要经过误差处理，处理以后的测量数据，才是真正可以作为证据的科学测量数据。在历史学研究领域，主体误差是最主要的误差来源之一，它的主要表现是地域主义。每一个地区的历史学者往往会存在严重的感情因素，推崇自己所在地域历史文化的地位。对于主体误差，第三代科学认为它并不完全是坏事，存在利弊两个方面。有利的方面是，它会是科学研究的一种内在动力。如果仅仅是动力的话，这是有利的一方面。如果没有这种动力，很多人可能就没兴趣去研究自家的历史了。所以，我们首先应当尊重所有历史研究中，相关学者对自己所属地域历史的热爱。但任何研究的动力本身又都可能会带来对认知对象测量数据处理和建立逻辑联系时的干扰。在历史研究中这种干扰（特别是主体误差干扰）尤其强烈，这就是各地学者总是倾向于高看自己地域的历史。
其次，历史学科的特殊性在于它是一个高度跨专业的，甚至可以说是全科型的领域。职业的考古学家和历史学家一般是专注于考古证据的获得。这相当于各个学科领域里的测量和实验工程师的角色。获得考古证据和对其进行专业的处理非常困难，当然需要专业甚至职业的人员去进行。但任何一个学科并不仅仅是获得测量数据，而是需要对其相互间的逻辑关系，数学规律进行总结。具体到历史领域，就是不能仅仅是各个考古证据的单独罗列，而是要找出它们之间的相互逻辑关系。这种逻辑和数学关系的建立，事实上并不一定是一般职业历史学家的强项。因为这种逻辑关系的建立，往往需要跨越人类一切学科领域的全科型知识结构支撑才能做到的。历史无疑是人类一切领域发展和共同相互作用的结果。但专业历史学家往往只能专注于解决如何获得考古证据这一个领域，甚至于对这一个领域他们往往也不能覆盖所有专业知识。例如，对于考古证据的测年和断代，往往需要用到碳14、热释光、树木年轮、钟乳石生长叠层断面分析、冰层生长断面分析、铀铅测年法、电子自旋共振（也称“电子顺磁共振”）等等方法。一般考古学家对这些领域并非专业。你听到过有哪个历史学家研发出新的碳14测年仪的吗？
主导发掘跨湖桥和上山遗址的著名考古学家蒋乐平研究员曾告诉我：考古学家是远看像农民工，他们大都在野外很辛苦地搞发掘工作，但最漂亮的论文往往是那些操作碳14测量仪的人发了。
在发现考古遗迹的工作上，非考古专业的人往往也有很多机会作出成就。因为寻找考古证据是有很大偶然性的。例如，西安数量最多的古墓是地铁建设工程公司挖出来的，这个没办法，他们有挖掘的最强大能力。事实上，中国现代历史和考古学的创始人安特生，本来就是一个瑞典的地质学家。因为在中国的地质学研究经费中断了，反正地质勘探与从地上挖考古证据都是在地上挖，就干起了考古的工作，发现了仰韶文化，从而开创了中国现代考古学。发现爪哇人的荷兰人杜布瓦（Eugene Dubois）是一位解剖学家。因为古迹对一个地方的文旅发现非常重要，所以各地的文旅人员差不多都成考古学家了。
不是职业考古学家的人最容易出成绩，并且最有优势的，是将大量考古证据进行综合，寻找到他们的逻辑联系，尤其是以第三代科学方法来研究这种联系。研究历史的发展不仅会涉及到人类创造的一切农业、手工业、工业等知识，也需要地理、天文、气象、海洋、水利、动植物、微生物、基因科学、军事科学等等大量不同领域的知识作支撑才能做到。
贾雷德·戴蒙德所著《枪炮、病菌与钢铁》，就是利用他分子生物学、微生物学等领域的专业优势进行的。在这个领域，远远不是职业历史学家擅长的，因为他们的知识结构一般不是全科型的。
这种研究在专业历史圈子里称为“大历史”和“比较历史学”。职业历史学家也有做这个工作的。例如美国历史学家L·S·斯塔夫里阿诺斯写的《全球通史：从史前史到21世纪》，写全球通史的还有不少，如英国学者乔治·威尔斯和美国学者卡尔顿·海斯合写的《全球通史：从史前文明到现代世界》。另外很著名的还有英国学者阿诺德・汤因比写的《历史研究》。这些大历史的研究试图将不同地区和不同时间的历史相互之间的联系和共同的规律找出来。不过，看过他们的专著就会发现，由于知识结构上远远达不到全科型的程度，他们都只能在相对浅的表面上进行不同地域和不同时期历史的横向比较与总结。相对来说，贾雷德·戴蒙德就可以利用他在分子生物学、微生物学、进化论、动植物等领域极深的专业知识，对相关问题进行极为精深的讨论。例如对于动物能够被人类驯化的规律总结等等。这种专业深度的总结，职业历史学家一般很难进行。但即使如此，因为贾雷德·戴蒙德对军事并不善长，他在解释西班牙殖民者皮萨诺征服印加帝的首场大规模战争，印加帝国的国王阿塔瓦尔帕率领七万主力部队却惨重失败的原因，却不是太得要领。此战皮萨诺仅带领168名西班牙士兵，却以零伤亡作战模式歼灭了7千多印加帝国的主力部队，并活捉了阿塔瓦尔帕。
因此，利用全科型的知识结构进行历史规律的研究，是非职业人士可以有所作为的重要领域。在这个领域，最擅长全科型的第三代科学方法更是具有极为特别的优势。
对文物可以采用X光计算机断层摄影分析。
原来考古发掘都是采用探方的方法。把发现的文物原状画在米格纸上。现在采用卫星定位，无人机摄影的虚拟探方手段。
利用天基的合成孔径雷达也可进行太空考古。
用人工智能破解古文字。例如华中科技大学2021级本科生管海粟进行了采用人工智能破解甲骨文的有益尝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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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历史研究一定要在技术和专业领域上有非常开放的态度。引入各个不同专业领域的人来一起推动历史研究。
我在前面关于商丘的文章发表后，有些网友在留言中问：商丘历史对中华文化的重要性如此之高，那原来的历史学家尤其商丘本地的学者为什么没提到呢？其他地区的职业历史学家，尤其商丘本地的学者们其实早就注意到了商丘历史的特殊性。例如，原商丘市社科联副书记副主席赵继彬就提出过商丘是“哲学之都”“东方的雅典”。早就有不少学者包括历史学者和我提到过“汪老师你应该去商丘看一看”，但我原来远远没想过商丘能给我如此之大的意外和震撼，所以当时也只是随声附和一下：好啊，有机会我一定去商丘看看。我去过中国和全世界众多的遗址和博物馆，看过无数的文物，从来没有像看商丘的历史这样的激动甚至炸裂。但这也说明其他很多学者尤其历史学者是注意到商丘的特殊性的，但要把这种特殊性真正内在的逻辑全看透，可以说必须具备全科型——跨一切学科的知识结构才能做到。在第三代科学建立起来之前，商丘历史的这种特殊性是不可能说清楚的。所以，并不是职业的学者和商丘本地学者不够努力，而是如果没有第三代科学方法的支持，商丘的特殊历史价值和所有的逻辑是不可能说透的。这也是第三代科学方法必要性的又一次极为出色的证明。
当然，必须要注意到：在任何历史问题上想有所作为，首先应当特别尊重职业历史学家和考古学家的工作。因为他们不仅是在相关领域是职业和专业的，而且也是因为他们做了这个研究过程最困难，最艰苦环节的工作。他们也拥有这个领域最专业的相关资源。例如政府主管机构、学术刊物、馆藏的管理等。
商丘市民间文艺家协会主席张学勇赠送给我的关于商丘历史文化研究的宝贵专著。其中大部分是张学勇主席本人撰写，以及由他们组织180多位专家学者花了6年半时间整理出版的“国家历史文化名城.商丘”系列丛书
第三个方面，要想总结出历史的规律，找到其原因，一定不能仅仅从单一历史事件本身出发考虑问题。因为就单一的历史事件，往往很容易形成怎么说好像都有理的结果。但凡是规律，一般来说不应当只是在单一事件上体现，而是会有重复性。只有对比多个同类历史事件，才能真正找出规律来。例如，现在中国很流行西方伪史论。我对这个一直是持有积极期待，很希望他们能提供真正有说服力的证据，但必须特别谨慎的态度。只要能提供出真正科学的证据，我们并不在意观点有多么新奇。但很遗憾，大多数西方伪史论采用的是想当然的方式，不仅全都是间接的证据，而且并不了解真正专业的历史研究行当。例如有人认为荷马史诗有700多万行，说是一个盲人说唱艺人荷马传下来，并被记录在纸草上。700万行的史诗怎么可能被一个盲人记住？这个成为质疑的理由。但是，如果了解史诗的其他更多案例，就不会有这种质疑了。中国藏族史诗格萨尔王，有两千多万行，远超荷马史诗，也都是大字不识一个的说唱艺人全凭世代口口相传记住的。还有其他很多民族的史诗，动辄几百万行上千万行的规模。所以类似荷马史诗这种规模根本就是一普遍规律。他们证明了人类的记忆力可以达到的程度。在文化娱乐太过缺乏的时代和民族里，说唱艺人的史诗是人们获得娱乐的稀缺来源。这类艺人一辈子就吃这碗饭，天天都在背诵同一个史诗，所以记住这种规模的史诗并非难事。
还有人认为在西方博物馆里看到的文物都太新了，和刚造出来的一样，所以一看就是假的。如果你根本就不知道还有“文物修复”这一个行当，就来匆忙评价文物的真假，当然就会出错了。可以去了解一下中国的故宫博物院，有多少天天在做文物修复和保护工作的人，他们工作的结果是什么，就不会把文物看起来很新当作否定的理由了。
还有人发现其他国家古迹上面有钢筋混凝土，马上就说，你看，明摆着是造假对不对？你去敦煌石窟去看一看，外面也有大量的钢筋混凝土。1961年3月4日，正值三年困难时期，国务院公布敦煌莫高窟为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当时周恩来总理拨款对敦煌莫高窟进行加固保护。
第四，历史直接测量数据的科学处理。原始的测量数据是不能直接拿来做科学证据的。什么是科学的证据？举一个相对严格一些的例子来说，我们要想测空间的电磁场强，是不是场强仪上显示出的数字，就可以直接拿来作为空间场强的数据？肯定不行。因为一般场强仪需要一个天线和衰减器来配合测量。假设天线的放大能力为10dB，衰减器为20dB，场强仪的测量结果是-5dBm。那么实际空间场强应该是多少呢？是-5dBm+20-10=5dBm。也就是在测量之前被放大了，最后数据处理时就得减去。如果是被衰减了，就得加上去。这样才能获得空间场强的实际数据。这在一般自然科学领域很容易理解并注意到。但在历史和考古研究领域，以及其他社会科学类的领域，就很容易被忽视。例如，我们把过去人类进化的历史分为旧石器时代和新石器时代。但是却没有注意到，不同的人造物，通过一定的时间之后，其衰减倍数是相差极大的。所以，如果想要恢复到文物所处时代的实际状况，应当把其衰减倍数乘上去。被衰减的倍数越大，需要乘上去的倍数也越大。所以，不能说直接发现的某种东西少，就表明其影响小。石器之所以被发现得比较多，是因为其衰减倍数非常小，而木器、皮草、竹器等衰减倍数就远远比石器要大。但很显然，在远古时代制作木器要比制造石器材料选择面大得多，制作起来也容易得多。所以，即使发现的数量比较少，也不能简单地就只以发现的数量来直接作证据去评估这些木器最初制造时的情况。无论旧石器还是新石器时代，人类使用最多的工具应当还是木器。而如何去进行数据处理和修正，就需要非常专业的知识和技术来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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