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去年的这个时候，我曾经对于未来几年的经济，财政，金融政策有过一个猜想。面对疫情后国内消费需要修复的需要，叠加全球需求的下降，再考虑到整体地方债的压力：中国政府很大概率采取宽松的财政和货币政策，对过去积累的结构性矛盾，进行一次出清，相对平稳的渡过这次债务周期。这个其实也符合自己当年读达里欧，债务周期的最后两个阶段，最优的应对方式。债务周期共有七个阶段：早期阶段，泡沫阶段，顶部，萧条阶段，和谐去杠杆阶段，推绳子阶段，正常化阶段。在“和谐去杠杆阶段”，政府会通过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调控让收入的增长高于债务的增长，同时努力不印钞导致货币贬值……而在“推绳子阶段”，政府会进行一些调控政策来鼓励人们投资发展经济比如：降息，量化宽松，提供资金等货币政策鼓励人们贷款消费投资……之后，才会慢慢的回复正常。但是直到今年，虽然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都开始加力，但是市场面感受到“宽松”似乎始终没有来，这是为什么呢？从美国去年开始叫唤的降息，一直到今天都还没有降。而美国不开始降息，我们是不太会采取“实质性”的大规模的经济宽松政策。（要不然放出来的钱，都跑到美国去了，汇率承压更严重）。除此以外，另一个容易被忽视的方面，或许也跟今天的政策制定者，青年时期大多处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有关。改革开放初期，我国的政策方针还很不成熟，多干快上，出现投资过热。当时，中央从国外大规模引进设备，仅1978年一年，就同外国签订了22个大型项目，金额高达78亿美元，并且还有50亿美元的意向没有签订完成，而1978年我国的财政收入才不过1132亿元。在财政收入有限的情况下，投资和民生支出增长过快，导致财政入不敷出，出现了严重的财政赤字。央行为了解决财政赤字，大量发行货币，货币供应量M0从1978年的212亿元扩张到1980年的346.2亿元，上涨了63.3%。过量的货币发行必定会引起通货膨胀，CPI物价指数从1978年的0.7%上涨到1980年的7.5%。1984年，中央政府提倡加快改革，建设“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地方政府响应号召，扩大投资规模，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从1983年的16.2%上涨到1985年的38.8%；而1984年的货币供应量M2比1983年新增1071亿元。过快的社会投资引起社会总需求过旺。同年，国务院决定实行工资改革，使得居民实际收入大幅上扬。社会投资增长以及居民收入增速快于劳动生产率的提高，通货膨胀再次出现，CPI价格指数从1984年的2.7%上涨到1985年的9.3%。1987年，中央为了理顺价格机制，提出“价格闯关”。1988年上半年放开肉、蛋、菜、糖价格，7月底，又放开名烟、酒价格，名烟酒价格一下上涨5至10倍。改革需要稳定的经济增长环境，为了使经济保持较高的增速，紧缩的政策开始松动，货币供应M0同比增速从1987年的19.4%上涨至1988年的46.7%，1988年CPI物价指数一下暴涨至18.8%。可以说，整个八十年代中国的经济就是一个和“通胀”战斗的过程。而通胀带来的不仅仅是物价上涨。还叠加更多的社会问题，八十年代后期的几次“社会问题”，想来都和大规模的通胀是分不开的。今天，中国大多数的政策制定者，在八十年代，都还在担任基层领导。他们亲身经历这几次通胀的冲击，也切身体会到了通胀的“危险”。所以即便中国今天的工业生产力和八十年代相比，提升了大概有三十到五十倍（按绝对值），如果考虑到物价不变的情况下，生产力提升至少也有十五到二十倍。中国现在的问题，和之前不同，已经不是生产能力不足，而是消费能力不足。但是，对于印象中通胀的恐慌，可能依然比当下通缩的威胁更能够左右中国的经济政策。要着力防范化解金融风险特别是系统性风险。金融监管要“长牙带刺”、有棱有角，关键在于金融监管部门和行业主管部门要明确责任，加强协作配合。在市场准入、审慎监管、行为监管等各个环节，都要严格执法，实现金融监管横向到边、纵向到底。
——2024年1月16日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推动金融高质量发展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的讲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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