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人大举报事件”说起！

这几天网络上的八卦中，最沸沸扬扬的无疑是“人大女博士举报博导骚扰”，以及人大的光速处理结果。

对于此事，网络上的声音大致有这么几种：一是从道德角度出发，对于王某某的师德败坏口诛笔伐；二是对于校方的处理速度和处置结果欢呼雀跃，人大也因此收割了一波正能量的口碑；三是稍加反思，为什么这样的骚扰能持续两年多之久？学校是不是缺乏相应的内部解决的机制和合理的沟通渠道，所以最后却只能以这样决绝的网络曝光方式来解决？

我总觉得，这一事件除了八卦和道德意义外，倒是可以由此一窥治理/管理层面上的某些侧面，值得说几句。

当然，我不是学管理的，只是从直观感受出发，说点自己的“朴素”认知。

一、祛魅：作为权力组织的大学

作为教书育人的高等教育场所，大学被赋予的角色，首先是学校，因其价值风向和道德色彩浓厚，所以社会对其的心理预期很高。这也是包括人大此次事件在内的类似情况能在舆论层面迅速传播并形成影响的重要前提。

但如果对大学稍加“祛魅”，拨去形而上层面的滤镜，那么大学在很大程度上也是一个普通的“组织”，充斥着管理架构下的权力关系。

作为以科层制搭建的组织管理体系，大学的分层授权便是题中应有之义。因此，王某某对于学生而言，除却老师身份之外，另一重要的角色便是管理者，是某种权力的拥有者——这也才能解释高校老师对于学生的控制与压榨/压迫事件为何层出不穷。

从这个角度而言，大学作为一种层级化的权力体系，便具有一般组织所共有的管理目标和管理要求，即成本与效能的匹配。

在我想来，从组织或者上级的视角而言，如果对多个管理目标的重要程度加以排序，大概率是这样的：首先是整个组织在低成本条件下的有效运转，即生存的可持续；其次是争取消耗最少的资源，达成最多的效能，即追求最优性价比的效率目标；再次是风险管控，包括直接风险与间接风险，前者如可见的物质损失与效益下降，后者如声誉风险和负面舆情，即可能威胁到组织运转可持续与高效能的因素管控；最后才可能是价值观层面的考虑，比如公平、正义的实现等。

之所以如此排序，很大程度上受制于上面所说的现实因素，即成本考量。如何能在有限的投入下，实现最大的管理效能，或者说在实现最好的目标下，尽量减低成本，这是所有组织在管理方面的首要课题。

谈历史，我们经常会说到前现代社会，中国的“皇权不下县”。作为最高统治者的皇帝，当然想直接控制作为个体的民众，真正实现“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宣言。但传统的农业社会受制于生产效能，无力支撑这样的行政成本，所以只能在权力分配上与地方精英达成妥协，实行某种意义上的“共治”，这是管理的智慧与狡黠，也是管理的软肋与困境。

中国古代的皇朝，就民间诉讼，经常会出台类似的规定：对于越级状告者，先不问是非曲直，即判定有罪，需要承担相应的代价。这样的规定看似荒谬，但细究起来，具有一定的行政理性。如果任何事情都可以随意来越级上告，那上面的压力得多大，还干不干别的事了？出台这么个规矩，将事情尽量压制在下面的层级，一可以控制管理支出，二可以让上告者自我权衡下“把事情搞大”是否值得，无形中对于事情的重要性和冤抑程度加以筛查，三是通过增加上级介入的“可获得性”难度，与民众保持一定距离的陌生感与神秘感，潜移默化间加持了上级的威严和权重，也是精神层面的权术运用。

就此来看，类似王某某骚扰女学生的校园压迫，在上级层面而言，是管理目标中最无足轻重的，从管理成本来说，也是最不值得付出的，所以这才导致这一控制能在两年多的时间内畅通无阻，也使得类似事件频发。

当然，这种权力关系下的压迫之所以能持续，前提是别过分、“不翻车”，这就涉及到管理者权力拥有者的尺度和分寸感了。

二、异化：作为分层授权下的管理者

人大事件的最终发酵，源于举报的网络公开，可以说在很大程度上，是互联网技术对于社会生活的深度渗透，使得这一事件在极短事件内达到了广泛传播的效果，最终冲击了校方的管理层级与壁垒，让校方不得不不计成本（更准确的应该是权衡了成本与收益）地直接介入，产生了前所未有的高效处置。

而本应作为中间管理者角色的王某某，如此翻车，又能给我们哪些思考或者说启示呢？

我想王某某本身的某级管理者身份，就是切入观察的最好角度。

分层授权下的管理者，最重要的功能其实就一点：通过在自身管理权限内的资源调配，以实现上级组织的意图。

就王某某的身份而言，学校、院系对他的要求或者说是KPI，自然是出科研成果、培养学生，除此之外，就是不会写在纸面上的“别出事”——准确的说，是有事自己能摆平，别给校方惹麻烦。

王某某的问题，就在于自己没摆平自己招惹的事，所以校方只能以摆平他来平事儿。

从平事儿到惹事儿，王某某作为管理者的角色，当然算失败，其职能的“异化”，当然与自己“不事修身”的道德堕落有关，但更牵涉到权力的恶性发作，管理的现实困境。

读历史的都知道，中国古代有种特殊的官吏类别：酷吏。具体怎么定义，大家可以上网搜。从名称就可以看出，就道德评判而言，似乎负面色彩较多，但如果从管理角度来看，那就值得说道说道了。

酷吏作为管理者，有着一般管理角色无法产生的效果，那就是低成本、高效能。

大家有兴趣可以翻翻历史上被冠以“酷吏”名头的那些人的事迹，基本上都是杀伐决断、行事高效，能以雷霆手段来达成上级意图。为什么历代皇帝喜欢用酷吏，功实收之于上，毁谤归之于下，能高效给你办事，换你你不喜欢？

从管理的角度而言，是以最短的时间、最小的投入来实现最高的管理效能，具有相当的理性逻辑。所以酷吏历来都不乏市场。

酷吏在组织中的角色，可以说是两面：既是自上而下的效能倍增器，也是自下而上的压力承受者。

一方面，皇帝通过任用酷吏，可以将管理成本集中在少数人身上，由他们作为压力传导的变压器，对下产生最大的管理效果，使得国家这个组织产出最大化，实现最优性价比。

另一方面，酷吏又是众怨所归，矛盾焦点，承受着极大的压力。因此，历来皇帝都是在一定程度上加以保护，但在某种时刻又会放弃。

之所以如此，原因显而易见：要保护，是因为成本低、能办事，承受的压力很大程度上是代己受过，无论出于实利，还是出于道义，都有保护的需要。需放弃，是因为矛盾上移，压力传导到自身，管理成本要自己主要承担了，就只能将酷吏作为成本支付出去，以平物议，借以纾解麻烦。此外，这样的操作还能顺便收割一波声誉作为政治资本，稳赚不赔。因此，中国历代用酷吏、抓酷吏就成为见怪不怪的政治传统，属于权术运用的基操了。

因此，我们读史常常会看到，有些人物，于下为酷吏，于上则为能臣，一体两面，面目不同。

之所以扯这么远，是想说明，王某某作为管理架构的一个层级，对于校方院方，自有其价值所在，是“能办事的”，上面在一定程度上需要回护，这就是其权力根基所在。但如果矛盾上移，触动了校方的利益，那就只能“挥泪斩马谡”，将其作为“不惜一切代价”中的“代价”了。

三、失控与再平衡：“掀桌子”的后果

就此事的处理结果，我一任教于某高校的同学在朋友圈写道：

“在汹涌舆情之下做出迅捷反应固然应该，但根本而言，还是应当在高校内部建立相应的解决机制。如果有好的渠道顺畅解决，也就不至于让受害人不得不站出来，以如此决绝的方式说‘请大家扩散否则我就死定了’”。

对此，我的感受是，建立相应的解决机制与沟通渠道，固然理想，但可能还是有些乐观，原因无他，上面说过，一是追求管理成本最小化与管理效能最大化之间的结构性矛盾，二是人性自私的先天性与人性幽微的不可控。

混过官场职场的都应该知道，作为个体，你是否受到了不公正待遇，遭受到了无理由的欺压，在组织看来肯定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要保持权力作为整体的权威，要在功利层面权衡个体的“有用性”，并以此作为依据来处理相关问题，至于是否公平公正，那是次一个层面考虑的问题，这就是所谓的“大局”。

王鼎钧说过：“在一种权力之下，无论那权力多小，多暴虐，无论那权力给你多大痛苦，总有受苦的人攀附它，出卖同类，逢迎它的需要。”——只要对社会现象稍加观察，便可证此言不虚。

人大此次事件之所以演化成今天的局面，除了上面说到的种种，还有几点需要注意。

首先是“越级申诉”打破了既有权力架构的平衡。

女博士在网络上的直接爆料，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被视为现代版的“越级申诉”。与古代不问曲直、先判有罪一样，无论在网络平台还是在现实世界中，她都付出了相当大的代价，这个我们都看得到，毋庸讳言。之所以如此，就是校方现有的权力关系，使得她无法在本级层面上实现申诉目标，从而只能选择将问题上移、外溢，以这种“掀桌子”的决绝方式来博取更多的管理资源向这一事件倾斜，从而获取一种解决的可能。

校方的处置速度，一方面反映了对于突发事件的处置能力和社会影响的考虑，另一方面也是由于事件在急遽升级的情况下，争得了获取更多“成本投入”的“资格”，说白了，事情闹大了，从“我不配”转变到“你配！”了。

这其中，颇有悲壮的色彩。

其次是王某某“不讲武德”的自掘坟墓。

王某某的最终翻车，问题其实不是出在利用权力的压榨上——实际上，利用权力进行压榨在某种程度上是组织赋予你的功能与“潜规则”，而是出于没有把握好压榨的“分寸感”。

对于自身能力的过高估计，使得自己的行为界限超出了自身的资源动员范围，直至逼得对方无路可走，以同归于尽式的“掀桌子”方式来硬刚。

马伯庸在《太白金星有点烦》里写道：“斗归斗，却不要做绝，绝则无变，终究要存一分善念，方得长久”——说白了，就是“做人留一线，日后好相见”，你把别人逼到墙角，同时也就将自己置于悬崖边了。

稍微有职场经验的人都知道，职场中人表现虽然千奇百怪，但就人际交往而言，往往只是两种方式，一种是“你敬我一尺，我敬你一丈”的投桃报李型，另一种就是曾国藩所说的“君子愈让，小人愈妄”的得寸进尺型。

王某某在面对女博士的时候，显然是走了“愈让愈妄”的路数，其前提是自信一切可控，要以对方为成本实现自身利益最大化。但这就落入了“酷吏陷阱”之中，他显然高估了自己对于校方的价值，他也没有能力动员足够的资源去提升与校方的摩擦系数。校方的利益被极大冲击了，在这种情况下，王某某成为校方可以放在货架上，与社会舆论进行交换的“代价”和祭品。

在这一处置中，校方是对于管理失控后的应急处理，在某种交换条件下实现了“再平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