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美国对华贸易战和俄乌冲突之后，全球产业链再次进入了转移重构期，这是反思上一轮全球化秩序的不公之处、推动“新型全球化”的重要契机。但全球产业链的转移与重构不可能一番风顺。上一轮全球化中，美国主要的全球产业链帮助美国确立了全球霸权，但也埋下了衰败的祸根。对中国来说，必须思考“如何在推动协和万邦的远大理想的同时，确保中国国家经济安全”，必须对全球产业链的转移重构有清醒的认识，并做出战略性布局。
本文为回答这一战略性问题提供了重要参考。产业链的转移和重构在微观上表现为工业扩散与追赶。恰如本文指出的，一国的工业发展受制于自然资源、地缘形势和国家规模。这既导致国际生产分工合作带来的工业扩散进程很难阻挡；另一方面也会影响国家间合作与竞争的可能性及其程度，进而影响工业扩散的后果。
工业扩散会带来什么样的后果？本文通过回顾历史剖析了这一点。20世纪初期，美国主动向苏联进行了大规模技术扩散，帮助苏联建立了重工业，为苏联的建立完整工业体系提供了必不可少的条件。这虽然有为在大萧条时代消化国内过剩产能的现实利益考量，但如果从美国在冷战时的立场上看，这是一个历史教训。二战后，为了维持霸权，美国选择开放国内市场和对外输出产能，在“比较优势”和“全球自由市场”的思维主导下，跨国公司的生产环节外迁，促成了新一轮工业扩散。这一轮工业扩散的结果是，美国为自己培养了经济上的对手，埋下工业衰败的祸根。历史告诉我们：一方面，工业史中充斥着工业扩散国被反噬的教训；另一方面，在市场与地缘政治因素的交织下，强行阻止工业扩散也并不可取。
由此，本文指出：中国应当实施“战略性扩散”，协调新一轮全球化秩序中的理想与现实。具体而言：其一，由于自然资源的分布不均，工业扩散依旧有经济上的优势，值得鼓励。其二，从地缘形势角度看，新兴工业化国家应当对资源国的工业部门，尤其是涉及民生需求的轻工业部门进行一定的扩散，帮助资源国建立采掘业之外的、能带来其他就业岗位的工业，并进行广泛宣传；对本国轻工业，应因势利导，协助其向价值链高端攀升。其三，要在工业扩散问题中考虑国家规模，审慎挑选扩散目标。一方面慎重扩散军事工业或军民两用工业，另一方面选择友好且长远看无法在军事上形成威胁的国家，将对象限定在哪些规模适中的国家。
作为目前新型全球化秩序的引领者，中国必须细致评估向哪些国家扩散、扩散哪些产业，思考如何在管控好相关战略风险的同时，提升合作国家的社会财富与价值链位次，为全球经济共同发展打开新的战略空间。
产业链转移与供应链重构是近年来全球性的焦点议题。从“离岸制造”到“友岸外包”，地缘政治的风云变幻重塑着全球经济地理的格局，而在所有的喧嚣背后，美国制造业的部门性衰退以及美国数届政府重振制造业的努力，是一种结构性的驱动力量。于是，这些问题都指向了工业的扩散及其不同的影响。中国兼具后发展国家与全球工业大国的双重身份，既是工业扩散的接收国，也面临着是否向外扩散的抉择。工业扩散与工业追赶是工业史的永恒主题，充斥着工业扩散国被反噬的教训。然而，在市场与地缘政治因素的交织作用下，强行阻止工业扩散也会带来负面影响。或许，对处于夹心层的国家而言，以一种审慎的态度有选择地进行工业扩散，是对现实国家经济安全与协和万邦的远大理想的有效协调。在资源有限的条件约束下进行选择是战略（strategy）的基本属性，因此，本文的构想可以称为“战略性工业扩散”。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国工业化的历史主要是一种战略性工业化，在经历了战略性培育的阶段后，战略性扩散也是迟早要面对的问题。
工业扩散是在具体的空间中发生的，是一种经济地理的重构。20世纪末的历史终结论在某种意义上也是一种地理终结论，毕竟，当时最流行的全球化口号为“世界是平的”。但对于具体的国家、地区与产业来说，世界并不平坦，经济地理的重构意味着利益的重新分配。也只是因为具体的利益在不同的地区有增有减，工业扩散才成为一个值得讨论的问题。基于地理的重要性，在回顾工业扩散的历史前，有必要先强调一些制约工业发展的结构性力量，它们是自然资源、地缘形势与国家规模。
工业发展受自然资源的制约，尽管技术与市场常常给现代人以幻觉，以为这种制约无关紧要。自然资源对工业的重要性随着技术的发展而有所变化。从某种意义上说，工业革命在不断打破自然资源对于人类经济活动的束缚。例如，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合成染料的发展几乎摧毁了印度等国的天然染料产业。不过，人工制品对天然原料的替代并不总是成功。除原材料外，能源也使工业离不开自然资源。工业革命在本质上是一场动力革命，但这场革命建立在煤与石油等天然的不可再生资源的基础上。21世纪的新能源产业试图以新的技术路径摆脱化石燃料的束缚，但锂矿等金属资源的重要性又凸显出来。在技术突破无法完全使现代工业摆脱自然资源的制约时，市场交易给了现代人另一种信心，使人以为有钱就可以随时买到资源，而发达的工业化国家恰好都是有钱的富国。然而，这种想法未能考虑到某些稀缺资源集中分布于少数国家，这些国家的实质性垄断地位使它们能通过提高资源售价来增加工业国的成本负担，而这种成本负担对于在全球市场上相互竞争的工业国来说，并非小事。事实上，当原料与能源成本过高时，在市场机制的作用下，工业可能迁走。这是2022年俄乌战争爆发后正在欧洲发生的事情。此外，世界之所以不是平的，正因为历史并未终结，战争与封锁等政治因素都可能导致工业国无法通过正常的市场交易获取其所缺的自然资源。这一点，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的德国有着深刻感受，太平洋战争前的日本同样如此。直到21世纪的今天，全球供应链的紊乱虽然不完全指向自然资源的国家间贸易，但至少已经证明了这个贸易体系的脆弱性。因此，自然资源地理分布对于工业的制约，并未因技术进步和市场全球化而消失。由于自然资源分布不均，从何处调配本国需要的资源，以什么方式将这些资源运回国，是每个国家都面临的重要问题。地缘形势因此十分重要。首先是纯经济性的成本问题。在自然资源价格一定的前提下，距离的远近和运输方式是否便利，将影响买家的决策。距离远近取决于国家间的位置关系，是一种政治地理因素，在这一基础上，运输方式的便利性受自然地理条件制约。其次，如前所述，国家间的政治关系，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最终能否达成资源交易以及如何交易。舍近求远往往在经济上受损，却是综合考量政治、军事、安全后的抉择。因此，一国工业从全球范围内获取自然资源的可能性，受限于被政治分割与宰治的地理。从工业与自然资源两方面看，国家规模这一地理空间上的变量也举足轻重。资源小国日本的地理学家在21世纪仍会感慨：“总而言之，强大的还是那些国土面积大的国家。”这种对资源与空间的敏感性或许是大国居民不容易感知的。国土面积大不意味着自然资源分布均衡，但从资源安全的角度说，还是有着更大的底气。此外，地理意义上的大国更容易建立门类齐全的工业体系，并使工业体系成为军事力量投射的基础。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和苏联能够左右世界格局，而英、法等欧洲老牌强国无法调动对等的资源，只能退居二线，这便是20世纪相对于19世纪的巨大变化。当然，国家规模不只包含国土面积，还包括人口数量、资源种类与蕴藏量等要素，这些要素的综合作用决定了一国在工业与军事上的潜能。很显然，国土面积大不一定自然资源多，但国土面积过小则注定不可能有种类丰富的自然资源，在地缘政治中的依赖性与被动性也就更大。自然资源、地缘形势与国家规模对于工业扩散的意义在于，它们能通过影响国家间合作与竞争的可能性及其程度，进而影响工业扩散的后果。至于工业扩散会带来什么后果，有必要通过回顾历史来呈现。
▍扩散与追赶：工业史的永恒主题
扩散与追赶是工业史永恒的主题。尽管受制于资源、能源，但工业最突出的属性还是体现在其蕴藏的知识与技术上。正是凭借知识与技术，一些原料匮乏的国家与地区，能够发展出强大的制造业，而一些资源丰裕的国家与地区却只能靠输出原料为生。学习和创造新的知识与技术，是工业发展的动力，也是工业实现地理转移所必然包含的内在机制。这种地理转移，便是一种扩散。它有可能是工业先进国家与地区主动为之，这在跨国企业的对外投资中很常见。如果是工业落后国家与地区主动学习知识与技术，则它又涉及追赶。工业的扩散与追赶会重塑利益格局，而利益的调整，往往伴随着矛盾与冲突。
早在工业革命前，以手工生产为劳动方式的制造业就存在着扩散与追赶。手工业时代那些容易仿制的工具、产品，很容易实现技术扩散，一旦掌握技术的工匠多了，产业亦随之扩散。但是，与军事安全或市场垄断有关的技术，往往颇费周折才能传播出去。由于工匠对独门绝技的保密以及这类技术几乎只能靠口耳相传，一些技术失传亦不足为奇。拜占庭帝国从中国获取蚕种以建立丝绸业的传说，无论真伪，都体现了技术落后地区对追赶的渴求。而这种明显的工业间谍行为，也显示了工业扩散不那么愉快的一面。大卫·休谟（David Hume）这么描述詹姆斯一世时代英国人对制造业技术外流的担忧：“造船和铁炮制造是英国人所擅长的。他们看起来掌握了后者的奥秘，以至于每一届国会都对英国武器的出口怨声载道。”不过，这并不妨碍英国积极从国外引进技术。18世纪中叶英国发生工业革命后，英国人很清楚新技术的价值，曾禁止机器的出口，这可以算是很明确地遏制工业扩散了。从英国独立的前殖民地美国，一部分精英从军需自给与经济自立的角度考虑，鼓吹以政策手段培育制造业，这又可以说是目标明确的工业追赶了。美国的开国财长汉密尔顿（Alexander Hamilton）及其助手考克斯（Tench Coxe）抛出了一份经典的发展制造业的报告，在考克斯的构想中，对英国先进技术采取工业间谍行为是可取的。事实上，美国纺织业的发展也多亏了英国工匠跑到美国后，将头脑中的机器蓝图画出来进行仿制。大英帝国无法用政策手段遏制工业扩散。早期的机器相对简单，仅凭一个工匠就能掌握其结构与原理，这使得当时的工业追赶不存在过高的知识与技术壁垒，这也是第一次工业革命在19世纪中期就已经向全球扩散的重要条件。不过，在这一波由先进国家示范效应带来的工业扩散中，追赶者是否能成功建立起自己的工业基础，取决于自身的能力。这种能力既包括追赶者是否能够营造有利于工业化的宏观环境，又包括在微观层面上，后进国家的企业是否具备学习与转化新知识的能力。就后一点而言，对比19世纪中国的洋务企业与日本同类企业的结局，颇能说明问题。中国部分洋务军工企业对从国外聘请的洋员的依赖持续到了20世纪30年代，而日本相关企业如三菱长崎造船所在19世纪后期就有意识、有步骤地用本国工程师取代国外技术指导者，这就导致了1937年时中日两国的军工生产能力完全不可同日而语。工业扩散并非易事，不是所有的国家与地区都能够承接得了新技术与新产业的转移。美国工业依靠不断扩张的国内市场在19世纪实现了崛起，进入20世纪后则不断增强在全球市场上的存在感。一方面，第二次世界大战前，美国工业以其大规模生产的能力令西欧工业倍感威胁，促使部分西欧企业采取应对措施；另一方面，美国工业却几乎主动地向苏联进行了的大规模技术扩散，加速了其日后的冷战对手的工业化。美国对苏联的工业扩散自然不是出于善心，相反，它带有在大萧条时代消化国内过剩产能的现实利益计算，一些欧洲国家也是这么干的，包括纳粹德国。在此后的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美国对苏联的工业与军事技术援助亦出于反法西斯同盟的战略需要。以一种后见之明，冷战中的部分美国人会懊悔于对苏联的工业扩散。但在1945年前，不少美国商人与政要，都不认为向苏联转移技术与产业有什么问题。1938年4月27日，美国国务院在答复布利斯（E. W. Bliss）公司关于建议向苏联提供“一整套生产轻武器弹药并包括必要的机器和全部操作资料”的信件时宣称，只要不涉及军事机密，上述建议不违背美国的政策。一家美国企业向苏联生产硝化纤维的工厂提供技术援助时，美国国防部在一封信中特别强调该援助将成为苏联“极为重要的军事财富”，但该项目还是获得了批准。在军民两用的机床方面，美国一家企业按照美国生产线的方式重新改组了莫斯科附近的一家工厂，建设了一座大型精炼与金属铸造厂。该企业还将苏联工程师带到美国，让他们在美国从事设备的设计、制图、规划与采购工作。之所以将美国的对苏技术转移称为工业扩散，是因为其规模与系统性均超过了一般的技术合作，同时也帮助苏联奠定了相关工业的基础。例如，1929年兴建的斯大林格勒拖拉机厂由80家美国厂商制造其所有设备，并由570名美国人和80名德国人在斯大林格勒进行组装，厂房亦由美国公司承包建设。苏联刊物称赞美国专家们“不仅是咨询，而是对于整个建设及有关的各种操作进行了实际的监督”。这就是所谓“交钥匙工程”。斯大林格勒拖拉机厂的规模在欧洲首屈一指，设计计划为年产50000台拖拉机，战时能转产坦克。美国相当于把整个生产线搬到了苏联，而苏联借此建立了一个产业。据统计，1929～1945年苏联约有200个与外国企业的技术援助协议在执行中。具体到部门来说，1930年，苏联执行的技术援助协议约有84个是和美国、德国的企业签订的，在冶金部门有37个，化工部门有25个，电力部门有13个，而纺织部门仅5个。由此可见，美国等国对苏联的工业扩散主要是帮苏联建立了资本品部门即重工业，而重工业是军事工业的基础。换言之，美国对苏联的工业扩散在部门层面具有战略性，为苏联建立完整的工业体系提供了必不可少的条件。从美国冷战时的立场看，其对苏联的工业扩散是一个历史教训。值得一提的是，就在冷战初期，苏联对新成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进行了一次堪称史上最成功的工业扩散，那就是奠定了中国工业体系基础的156项重点工程。新中国的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基本任务即要求：“集中主要力量进行以苏联帮助我国设计的156个建设单位为中心的、由限额以上的694个建设单位组成的工业建设，建立我国的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初步基础。”156项重点工程中实际实施的共150项，其中“一五”时期共开工147项，其整体情况如表1所示。与此前苏联的情况相似，这一次的工业扩散为中国奠定了建立完整工业体系的基础。与美国企业谋求利益的动机不同的是，苏联向中国的工业扩散更多基于援助社会主义盟友的理想主义。但也不可否认的是，在朝鲜战争的大背景下，苏联此举亦有战略考虑，而苏联向中国扩散重工业与军事工业的同时，中国亦向苏联出口农产品与资源进行贸易上的平衡。不过，总的来说，从这次工业扩散的规模、力度尤其是成效来说，156项重点工程中的理想主义光辉都超过了现实的利益计算。中国工业能够在几十年的时间里压缩资本主义强国两百年的工业发展进程，迅速进行追赶，应该感谢苏联对中国的工业扩散。当然，这次工业扩散的成功，也离不开新中国打造的不同于1949年前的政治经济体制，这一新体制能够充分调动资源克服工业化的阻力，并培养具有自主学习能力的数量庞大的技术人员与工人。美国在1945年前对苏联的工业扩散具有资本输出的性质。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随着美国成为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霸权，它也无法再坚持保护主义传统，而需要开放国内市场和对外输出产能来维持整个霸权体系。从这一点来说，美国霸权比工业革命早期的英国霸权更有自信。然而，此时工业发展的模式也开始因全球化而改变。在19世纪乃至更早的时代，一国工业的发展主要模式是在国内生产制造，再将商品销往各地。但是，二战后交通与通信技术的发展克服了地理的阻力，资本可以将原本完整的制造流程分解成不同的环节，再将不同的环节安置于要素成本最低的地方。现代意义上的跨国公司由此兴起。出于简单的比较优势原则，美国的跨国公司将总部与研发环节留在了本土，而将生产环节迁移到了国外。由于生产是工业的主体部分，这样一种专业分工，实际上也促成了工业扩散。至少，一些后发展国家与地区或后来所谓的新兴市场，借助美国资本的这一策略，在本土建立起了有形的厂房并实质性地制造产品。从跨国资本的视角来看，世界确实因此变得平坦。然而，美国开始这种跨国公司主导的工业扩散时，其制造业在全球占据着无可匹敌的优势地位，随着这种工业扩散的程度加深，美国又为自己培养了经济上的对手，反过来削弱了本土制造业的竞争力。此外，这种工业扩散带来了美国国内的利益再分配，在跨国资本获利的同时，本土工人因为生产环节流向了海外而受到冲击。如果这些被挤出制造业的美国工人能够在服务业找到福利相当的工作，这或许也不是什么大问题，但现实中的职业调整并没有理论推导那么顺滑。关心国家安全的人士也始终担忧着工业扩散会导致军事技术外流，或者削弱美国本土的军工生产能力。罗伯特·吉尔平（Robert Gilpin）在维护美国霸权的同时，即表达了对工业扩散的担忧，称：“尽管我原则上并不反对对外投资和跨国公司，但是我对美国继续严重依赖对外直接投资，并把它作为应对外国竞争、挣得外汇以及解决国内经济问题的见解存有很大疑虑和担忧。”他的理由便是“工业扩散对国际体系中权力相对分配带来重大的影响”，而“对外投资有利于资本的所有者（食利者和跨国公司），但对劳动力和核心区的工业地位却未必没有成本”，其结果则是“对外投资最终使权力的国际分布不利于自己”。对吉尔平观点的评议，站在不同的立场上会得出不同的结论，然而，美国本土制造业的衰退及其对军工生产的负面影响，到了21世纪已经是一个在美国国内被反复讨论的事实。总的来看，工业史中交织着扩散与追赶，但所谓的扩散，形式与内容不一。那种由工业先进国家主导的大规模的、有意识的系统性扩散，进入20世纪后才发生，其动机或出于追求经济利益，或出于一时的扶助军事盟友的权宜之计，或基于某种远大的关乎全人类的理想主义。所有这些工业扩散，都成功地帮助某些国家实现了或加速了工业追赶。对美国来说，工业扩散的教训或许大于收益。二战前对苏联的工业扩散为美国在冷战时培养了一个战略与军事上的强大对手。二战后由美国跨国公司主导的工业扩散，虽然没有帮助哪个国家建立完整的工业体系，但也将一些关键产业的关键环节如半导体制造转移到了海外，培养了经济上的对手，并侵蚀了本国工业与军事能力。工业扩散的历史，对于思考这个问题的前景，提供了必要的参考。
回顾历史可见，由一国主动将其工业大规模扩散出去，在人类不长的现代工业史上也还是一种新现象。这种工业扩散受现实动机的驱动，也可能使扩散国品味现实的苦果，但唯其受现实动机支配，亦含有不得已而为之的现实制约。此外，在现实经济利益支配的工业扩散之外，历史上尚存在着更加理想主义的工业扩散案例，作为一个特殊历史时代的特殊现象而存在。因此，若从战略的高度来考虑工业扩散，应该遵循趋利避害的原则，对现实与理想进行某种协调，从而既减轻现实的压力，规避可能的反噬，又使工业扩散符合构筑更高级别人类社会共同体的道义。对这一问题的前瞻，不妨结合地理与历史因素进行讨论。
首先，自然资源分布的不平衡决定了工业国必须与资源国合作，在现代产业体系已较为复杂的今天，这种合作必然带来比19世纪更多的知识与技术扩散，在资源国形成单一采掘业之外的较为复杂的产业链体系。迈克尔·克拉雷（Michael Klare）指出，二战后支撑全球经济增长的主要矿产资源正面临系统性的枯竭，剩下的新矿藏开采难度极大，需要更先进的开发技术去获取。为了开发这些新矿藏，工业国既要致力于技术创新，又要考虑到设备更新与现场维护问题，使开发的成本不至过于高昂。在资源国建立某种工业基地，将有利于降低成本。这种工业扩散的逻辑并不新鲜，但由于相关基础设施的建设力度必然大于易开发矿藏的开采，扩散到资源国的知识与技术很可能促成更复杂的产业链体系。对工业国来说，这种工业扩散是值得鼓励的。工业国实际上是以重化工业某些环节的扩散来换取自然资源的开采及利用。
其次，从地缘形势视角看，在一个工业国无法使用炮舰政策控制资源国的时代，工业国与资源国的合作必然包含某种工业国对资源国的工业扩散。这种扩散不仅基于道义，也是要顺利实现合作所必然要求达成的政治条件。当今世界的奇妙景象是，老牌帝国主义国家的政客会用马克思主义及其他左翼话语指控新兴工业化国家剥削资源国，而这些资源国的精英同样会利用这套话术与新兴工业化国家讨价还价，以实现自己的国内政治目标。这种讨价还价包括动员本国民众对新兴工业化国家投资的矿藏基地进行破坏。在这种形势下，新兴工业化国家在对资源国的矿藏进行投资与开采之外，对别的工业部门尤其是涉及民生需求的轻工业部门进行一定的扩散，帮助资源国建立采掘业之外的、能带来其他就业岗位的工业，并进行广泛宣传，有利于占据道义制高点，反击各种名左实右的无端指控。在21世纪，这是一种真正理想主义与国际主义的事业。事实上，如果这种轻工业的扩散能够在资源国创造更多的就业岗位，提升其国民总体的收入水平，那么新兴工业化国家在资源国的矿藏资源投资，也能够带来更稳定的社会环境，并有利于新兴工业化国家出口技术更复杂的制造业产品。毕竟，赤贫国家对于复杂工业品是缺乏购买力与购买需求的。这种工业扩散虽然会冲击新兴工业化国家自身的轻工业，但是在全球化的作用下，新兴工业化国家的轻工业向更欠发达国家的产业转移本身就不是新现象，这就不如因势利导，协助本国轻工业通过技术升级向价值链高端攀升。而新兴工业化国家原本在轻工业或劳动密集型制造业里的就业人口，在智能制造的大趋势下大量向别的部门转移，亦为大势所趋，宜提前做好谋划，将这种职业转移与工业扩散较好地协调起来。
最后，在工业扩散问题中考虑国家规模，是因为这个变量与军事安全息息相关。从历史记录看，只有那些国土面积大、人口数量多并有历史底蕴的国家，在接受了大规模的工业扩散后，才能够建立起相对完整的工业体系，并将这种工业体系转化为军事能力，从经济或者战略上，反过来损害那些主动实施了工业扩散的国家。这意味着，如果存在战略性工业扩散，其战略性将主要体现于对扩散目标的审慎挑选上。一方面，要慎重扩散军事工业或军民两用工业；另一方面，扩散目标国不仅应是现实中友好的国家，也应该是长远看无法在军事上形成威胁的国家。从这两条原则看，将工业扩散的对象限定在那些规模适中的国家是最有利的。很显然，今天一个国家建立复杂工业部门与完整工业体系的难度已经大大超过20世纪后半期，一些小国无论从技术能力还是国内经济需求的角度说，都难以承接军事工业乃至军民两用工业的扩散，即或其建立起自己的军工体系，也难以真正挑战大国。但某些具有区域乃至全球霸权野心的国土、人口大国就不一样了。举例来说，南亚地区的孟加拉就是一个较为合适的工业扩散对象。该国自20世纪90年代就开始承接成衣业等劳动密集型制造业的产业链转移，并保持快速增长，减少了该国的贫困人口。向这样一个国家扩散有利于民生的工业，帮助其改善基础设施，实际上是一种国际性扶贫、减贫的理想主义事业，也不会带来改变区域与全球权力分配格局的军事威胁。因此，新兴工业化国家如果要进行工业扩散，必须对扩散出去的产业、技术，以及扩散对象国，进行细致的评估与分析。否则，历史的教训恐怕还会重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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