占豪原创丨国企改革,效仿新加坡还是中国特色?

2015年08月11日

据香港《南华早报》报道,有消息人士透露,中国国务院将批准一项人们期待已久的宏伟蓝图,同意改革僵化的国有企业。政府希望借鉴新加坡的经验,实现新的经济增长。南华早报报道称,此次改革有望成为十多年来规模最大的一次。改革一旦实施,中国将会模仿新加坡淡马锡公司组建两套类似的公司体系,负责向国企提供资金,并向其施加盈利压力。


那么,中国国企改革真的会如媒体报道的那样效仿新加坡淡马锡模式?未来国企会如何实施改革?国企改革又如何与深改、混合所有制对接?下面占豪就对此谈一下个人看法,供战友们参考。


中国国企改革会效仿新加坡吗


首先,简单认为中国国企改革是效仿新加坡淡马锡模式是不客观的。淡马锡虽是新加坡的国有资产,由财政部监管,但却是以私人名义持股的公司,公司现在的执行董事和CEO就是总理李显龙的夫人。本质上,李氏家族玩的还是中国古代的家国天下的游戏,只不过是现代化升级后的家国天下,对此不得不说中国人智慧了得。然而,中国现有的政治体制决定了不可能再家国天下,所以中国也就不可能去效仿新加坡。


其次,相比新加坡的弹丸之地,中国的国有企业可就复杂太多了,资产规模也比淡马锡大得多得多。所以,中国的国企改革不可能完全效仿新加坡模式。新加坡淡马锡公司上面根本就没专门的“婆婆”节制,只是由财政部直接监管。但是,中国不可能这样,因为中国的国有资产涉及的范围太广、领域太多,需要更加专业的机构来对这些资产进行管理。所以,相比新加坡,中国有个国资委的机构来管理这些国有资产,这一点和新加坡的模式绝对无法兼容。


那么,是不是中国国企改革就真的不会或不必借鉴新加坡淡马锡模式呢?恰恰相反,淡马锡的很多管理经验、机构设置及经营上的创意依然对中国国企改革具有很强的参考意义。当然,这是一种借鉴和参考,绝非效仿,这种情况,是由国家体制、资产规模、涉及领域等等因素决定的。这就像飞机,会借鉴鸟儿的某些生理特征进行设计,但绝无可能效仿。


中国国企将会如何改革


过去几年,占豪关于中国经济改革、国企改革都有过很深入的思考,这些思考的目标只有一个:如何让中国在体制上真真正正地超越西方,在未来一二十年的时间里形成对西方的体制优势。当然,这些内容就必然涉及到体制改革和国企改革。后来,令人意外的是,一些思考结果在个人思考成熟的同时,也出乎预料地出现在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决议中,这不仅让人感叹中国人智慧的确深远,这一决议必是中华民族之福。


扯得有点远,言归正传谈国企改革。


我们知道,我们现在的国企体制模式是国家直接以派出机构的方式参与经营,这无疑是进入了微观经济领域,虽说国企在过去十多年发展迅速,取得了辉煌的成就,但再往后发展,如此大规模的资产,涉及的领域如此之多,政府直接参与微观经营过多,无疑会影响市场经济发挥其效率和公平,市场机制会趋于僵化。特别是当国企大到一定程度后,进一步的保值增值必会出现与民争利的局面,而这又会影响政府在百姓中的形象和地位。若以现在的机制继续向前发展而没有与时俱进地进行机制变革,国有资产在未来必会陷入保值增值的困境。


试想,一方面是保值增值的压力,另一方面是国民不断提升的民生需求,这种矛盾很可能会促使政府最终不得不牺牲国企保值增值的利益而保民生。但是,如此下去无疑会带来国有企业经营的困境,重新进入上世纪国企亏损的恶劣局面。


之所以如此演化,道理也很简单,中国经济未来将进入中高速发展阶段而非过去的高速发展,民生福利提升的要求和经济增速的放缓叠加在一起,会大大压缩国企未来的利润预期,从而导致国企未来将很可能面临巨大的保值增值压力。举个简单的例子,以通信企业为例,随着通信费用的不断下降的诉求,而市场增长空间却是在不断压缩的,在这种背景下通信企业很容易就会面临盈利增长的压力。


面对这种情况该怎么办?必须改革!怎么改?拉开政府与企业的距离,将企业彻底交给市场。将企业交给市场,不是将企业资产卖给市场,更不是贱卖,交给市场的目的是为了国有资产的俄保值增值,为了创新服务通过提升服务品质来提升企业利润。所以,交给市场的交法很关键。


那么,该怎么将企业交给市场又能保证国有资产的保值增值呢?


在占豪看来,这就需要按资本的发展规律办。我们知道,在工业时代,资本最初是企业经营获得利润盈余的堆积,逐渐累加起来后形成产业资本。产业资本冗余后会向上升级,资本会投向别的领域,这就会形成投资资本;当投资资本积累到一定程度,一部分资本就会进一步升级为金融资本,变成为更广泛的经济元素服务的资本(马云、马化腾都去做银行了,就是从产业资本到投资资本再到金融资本升级的体现)。


我国当前的国有资产非常庞大(不算金融行业的资产),总资产已经有一百多万亿,这些资产现阶段仍处于产业资本阶段,整体以经营自己主业为主。在过去,国企正借助中国经济高速发展处于快速膨胀期,这种格局是可以的。但是,到了现阶段,当资产规模达到足够巨大的程度,当中国经济增速逐渐放缓,这些资本冗余就必须从产业资本中脱离出来,变成投资资本和金融资本,然后通过投资资本、金融资本向社会经济的各个领域渗透,特别是向新兴领域渗透。只有这样,资本才能继续附着于实体经济的发展而不断快速膨胀,并不再受原有经营产业的衰退限制。


若不这样升级,那么产业资本在达到一定规模后,依然在原有产业中打转,结果必然是资本的生产率会越来越低,甚至逐渐陷入亏损,并最终使得已经获得的冗余资本会逐渐再贴进原来的产业,随着原有产业经营的消亡而消亡。所以,产业资本达到一定规模要想进一步发展,必须升级成投资资本和金融资本,否则最终必死无疑。


国有资本也是如此,当中国国有资产已产生了大量资本冗余时,当我国经济已进入中高速发展时,这些资本必须从原来的产业中逐渐脱离出来,形成投资资本和金融资本,然后向更有机会的领域延伸。


这么一来,就要求我们在原来的产业资本基础上,构建投资资本和金融资本,将原来依附于原有国有资产的资本脱离出来,使得经营资产和投资资本分离。如此,就形成了国企的主业资产经营和管理的一部分和另外一部分以资本投资和财务管理为核心的机构。


结合中国的现有改革方向和机制,那么具体的改革方向应该就是在原来的国企层面上成立专注于投资和财务管理的资本集团,再成立以经营主营业务资产的经营和管理的集团,后者由前者控股,而前者则由现有的国有资产管理部门管理。


如此,现有的国有资产就形成了一个三级控制机制:国有资产管理部门负责全盘国有资产的保值增值,不再涉及具体经营;国有资本财团通过董事会对国有企业经营层面进行管控,包括设定经营目标、利润目标等;而最低层面是国有企业的主营业务经营层面,这个层面则彻底融入微观市场,国家不再直接参与经营管理。


这么一来,一方面国有资产的管理公司就可以不再局限于原来的经营主业,完全可以根据社会的发展去投资更有潜力的产业,使得集团产业实现多元化经营。至于经营主业的国有企业,则可更加自由地进行经营,譬如任免经理人等。如此一来,国有企业就在市场经营上就将更加灵活,不再仅仅跟着国家政策指挥棒走,而是结合市场去做出经营决策。


如此改革的结果是,企业在经营时将更加灵活,更加能够契合市场需求,并根据市场变化而做出调整,并最终使得国企在经营上能够获得更多的利润。当然,如果市场需要,也可以通过调整经营方向的方式向资本集团要求新的投资,这样企业就可以根据市场需要做出适应市场的进化反应。


这么改革,不但可以让政府彻底退出市场的微观经营,从而使得政府的在职能上彻底变成一个规则制定者和监管者,而不是既当队员又当裁判。与此同时,由于国有资产的核心管理在于国有资产管理部门和国有资产管理公司,那么在经营层面只要可以推动国有资产保值增值,经营层面就可以将股东多元化,使得企业变成纯社会化的公司而不再简单地分别是国有企业还是私有企业。


通过这些市场化运作,国有资产必然是可以实现保值增值,同时冗余下来的资本可以投入到更多战略性产业和新兴产业,使得国有资产对经济要素在资本层面的控制力加强。这种加强,将不仅仅是在国内层面,还必然会延伸辐射到国际层面,如此增加的必然是整个国家对资本的控制能力,从而实现对国际资源的控制能力。


当然,通过这样的改革,就可以实现在两个层面实现混合所有制。一方面,国有财团可以通过与其它资本财团在资本层面合作,成立投资基金或共同入股某个企业,针对某些国际上的、国内的项目进行投资,这是资本层面的一种混合所有制形式。另一方面,由于原来的国有资产的主业正在变成社会化的经营,那么国有资产以市场价的方式可以与其它所有制形式的资本进行股权的交易,这样国有资产就不再是被贱卖,而是被以市场价卖出,这些卖出所获的资本可以投入到更加重要的战略产业或新兴产业当中,提升国有资本对关键领域的控制能力。至于说原来的一些产业,国家通过法律、控股等方式进行有效控制即可,并不是说所有产权都是国家的企业才能为国家服务,国家只要能够监督这些资产为国家服务即可。


在占豪看来,国有企业采用这种改革模式才是真的中国特色的改革模式,才符合十八届三中全会的改革精神,才具有历史的开创性。这里不妨举一个反面的例子,以铁路改革为例,为何政府喊破嗓子民资都不投资呢?道理很简单,铁路投资大、回收周期长,好的路段国家不会轻易放(随便放还有政治风险),差的路段私有资本不愿意经营,所以这种僵局是很难打破的。用这种简单化的方式推动混合所有制无疑是行不通的。怎么改?如上述,务必在经营层面和资本层面去找到混合所有制的突破口,这种突破口能使得各种所有制的资本都有安全获利的机会。而现阶段,个人认为就铁路领域,恐怕想引入民间资本的最好办法就是成立铁路投资基金,给予这种基金一定固定预期收益,同时让这些基金进入市场交易,这样才能真正引来活水,而不是一脑门子地试图让民资单独投资铁路。


综上所述,国企改革,务必从资本和经营资产剥离视角去考量,然后结合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决议,去推动国企改革。只有这样改革,才能真的符合市场的发展规律,符合国有资产的保值增值目标,才不会在改革中对国有资产失控。改革,一定要按照市场经济、资本发展的规律办事,但一定是自己主导来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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